传播思想编码/解码理论

霍尔在其理论中显然宠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论，但这模式可以运用于任何话语生产的分析中。

①霍尔认为，电视话语好比商品，也要经历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四个环节。电视话语的生产环节即信息的编码。霍尔认为任何种类的传播都不是自然生成的，我们在信息发送之前必须对它进行重新构建。然而，信息的构建是诠释的、社会性的，必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可感知的因素，如制度结构，播送方式与网络，隐性的因素，如从业者自身的技术、职业道德、职业观念、知识结构等，甚至还有日常操作程序和历史地界的影响。因而，同商品一样，在编码环节中，编码者必须在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形式内生产符码。

②霍尔借助符号学中索绪尔的论述说明了符号与编码的关系。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个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然而，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是随意的，这就意味着词的符号和声音与其所指的对象间除了约定俗成外，并无必然的联系。这种主张的结果之一就是，意义是不稳定的，依赖于在话语形式中的构联而成立。此外，霍尔还吸收了罗兰巴特的语言学思想，即，意义有外延（denotation）和内涵（connotation）两个层面，分别指常识与言外之意。所以，能指的各个内涵层次与文化、知识和历史都有密切的交流，人们生活在语言和语意系统中。

③信息编码完成后，便开始进入了流通环节，也就是信息从编码者被传送到受众的过程。

④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流通的第四个环节，再生产，是与第三个环节，使用，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霍尔认为，编码的信息一经传送，编码者便对其失去了控制权。根据索绪尔和巴特的理论，编码信息的意义仅仅会停留在语言符号的层面，受众对信息的解读会根据自身的语意环境进行，也就是解码可能会是多义的。当然，电视等传播信息有其主流解读模式，但这并不与霍尔的理论矛盾。霍尔解释道，对编码信息的解读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原因，解读的多义是由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造成的，是因为传者与受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差异，不对称性造成的。意义既有一定的开放性，又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文本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文化符码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它还要受到社会主导话语的影响。

⑤有些符码广泛地分布于特定的语言团体和文化中，人们早就习惯了它们，它们似乎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自然地出现的。例如，简单的视觉符号看起来似乎有“近似的普遍性”，尽管有证据表明，即使是最明显的“自然”符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性。

⑥受众的解读模式可能有，偏好解读、协商解读、对抗解读。霍尔提出，这三种模式绝对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结的，就像标尺上可滑动的游标刻度。

解码与编码理论的学术革新　

最大的启示 — 恢复了受众在传播研究的本原地位，传者和受众的关系是平等的。

①从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模式上看，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刺激—反应模式，还是使用—满足模式，都把受众当成被动者；视信息传递过程为直线式的传播模式。而霍尔认为，从信息的组成到信息被阅读和理解，每一个环节都是多元决定的。信息在编码过程中可能受职业标准，行业机制和规则，技术设备，个人观念等左右；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依赖于文化、政治倾向，以及它们同更宽广的权力框架。

②单波评论道，传播学研究告别了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的单一主体，转向‘主体间性’，一是坚持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二是强调交往。

③将符号分析方法与意识形态等概念合理合情地引入传播研究。霍尔指出了文本的威力，在编码解码模式中，媒介文本被视为分析文化与更广大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霍尔提醒研究者，研究的目的不仅仅要了解电视新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受众意义构建的方式，调查这些信息是如何被解码的。

同时，霍尔的理论力图揭示导致意识形态霸权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使人们能够批判地思考自身状况，从不必要的传统束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

学院政治及“大学的责任”

霍尔的初露头角，是50年代与其他一些牛津大学的学生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份杂志与差不多同期诞生的由E.P. 汤普森主编的《新明理者》（由另一杂志改名而来）一起，成为英国新左派思想最初的发源地，二者于60年代初归并而成一种新的刊物即《新左派评论》，遂使这一流派的声名广布于英伦与海外。但初期的两份杂志在思想倾向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这也与各自的成员组成有关。不同于《新明理者》的盟员多为老式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及追随者则几乎均来自于大学校园，因此也更多地试图以大学为基点去介入社会的变革，这在杂志的取名上就可以看出，虽然延续了30年代另一份左翼刊物《左派评论》的一些主旨，但却特意地将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定位在“大学”的概念上。霍尔在此后也一直未离大学的职位，尤其是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可谓开辟了学院政治的一个典范，即通过对知识场域的重构，而为社会注入一种激进思想的活力。

在70年代以前，霍尔对学院政治之建构方式的理解尚属一种由经验主义出发的论证，但自接受结构主义符号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后，则又转为一种更新的解释，始而将学院政治式的研究归为一种文本研究，这同样是为了与旧的社会批判与研究在另一维度上区别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看，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组建起来的集体共生的教学与研究模式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然而这一学院政治的理念与实验方式却随着CCCS影响的扩散而启发了一代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改造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激活了大学面向当代社会的介入与批判活力。

左翼还是右翼：不确定的方位

《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刊为英国新左派的集结提供了最初的活动舞台，霍尔由此也被推入了战后左翼运动的新轨道，并被无可争议地列入左翼思想的谱系中，直到2012年出刊的《卫报》所载一篇由佐伊·威廉斯撰写的文章，仍将霍尔称为是“左翼地景上的一位神座”（上帝，a God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left）。提及左翼或新左派，我们一定不可取中国的一些习惯的定想去套应之，同时也切不可将英国新左派看做是一密无裂隙的单面体，或一种在思想上锁定不变的政治潮流，或以一种界线明晰的左与右的区分去严格类别之。从霍尔的身上，我们所能见到的更是一种远为复杂得多的情况。

80年代后期开始，霍尔的思想变化也包括在另一层次上的移位。在“新时代”的讨论到达之前，霍尔领导了在20世纪左翼历史上可谓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这就是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而霍尔本人的思想也处于一种新的裂变中，一方面他从左翼的立场激烈地批评撒切尔政府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撒切尔的“威权民众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所具的强大整合力。关于后者，既可将之视为是右翼曾于50年代施行的“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的进一步的推演，而且也更有过之，即其试图将所有的社会分离要素都组合进一种由资本的消费逻辑所组成的共同体结构中，为此而使左翼理念的社会生存基础再遭重创。

后期霍尔思想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从某种意义上可喻为其思想的一枚定海神针。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中透露出的信息，到差异政治，再及于对后现代消费政治的阐述，似可窥得一种内在延宕的曲线。多元主义之于霍尔，既是用以诠释历史的方法，以便将对社会型构的考察置于一种多元决定的论述场域中，也是其对一般主体潜能（即agency）之可为性的一种价值倡言，以为可凭之消解移动中的霸权模式与各种旧的观念屏障。在霍尔看来，“虽然每个人的内部空间是不同的，但是我却处身于与他人的一些关系与对话中”，也就是社会仍然是始终在场的，这也是一种内部与外部的辩证法，因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接合”的方式与他人结成尽管不是终极性的，但却带有某种“临时性”的身份联盟，将自我与群体重新置于一种语境所构成的叠合状态之中，在重新发现“自我”及重新定义“认同”之后，构建出一种新的身份政治标识。此也可称之为是“接合的政治”，或理论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从中可见，霍尔在与自由主义的理念猛烈触身之后，又再次离去而回到了其群体性抵抗的范畴中。

然而这还不是终结，在因受及病魇的折磨而沉默多年之后，我们又有幸在2012年见到霍尔在公众媒体上的露面。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劲风暴及英国2011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之后，霍尔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新的蜕变，在佐伊·威廉斯女士的采访录中，霍尔明确地告之，与三十年前相比，他对当代政治的悲观不是减少了，而是更有递增。盛行了约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了人们的意识中，甚至影响到年轻一代看待事物、看待贫穷的方式，而他们对政治家的表达又显得愈益地无能为力，同时也缺乏表达的渠道。霍尔也谈及消费主义，但却不再带有当年“新时代”言述中曾有的乐观，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市场幻觉，作为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刺向了那些底层的人群，也随着骚乱的发生而刺向了这一观念的制造者。毫无疑问，骚乱事件几乎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70年代CCCS中心所标示的“仪式的抵抗”的一种当代翻版，这也自然会强烈地触动了霍尔的心灵，因此而使他再一次将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及与其结盟的霸权政治模式，并重新意识到一种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巨大社会反差与颠荡。这等于是说，无论霍尔对自己创建的文化政治路径抱有怎样的信念，然也不得不重新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诠释这一迁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又窥见了霍尔向左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