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

其二，拒斥自由市场的理路；

其三，拒斥斯大林主义的言论；

其四，肯定“文化大革命”在抵制修正主义上的积极作用，认为广大工农的利益在当时未受太大侵害。

虽然仍然有新的左派人士阐发了新的观点，他们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对于全面开放持怀疑态度，主张国有企业效益问题主要存在于管理的方式，而并不在于资本的构成结构。他们主张不仅不应该削弱国有企业，还应当将国有企业中的外资与民营成分剔除出去。另外，新的左派人士利用西方公平与平等的观点，主张限制个人的遗产继承。认为通过继承而获得巨额财富的方式是不公平的，主张限定某一个标准，高于此标准的财产应当收归国有。这不仅可以使公平的理念得以延续，还可以有效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将之称为：平等剥削。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政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象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新左派”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

但是，这也恰恰体现了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民主主义、政治中心的肯定，对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全面的社会民主”的决定性作用。

蜕变于老

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有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

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九十年代各种思想主张“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版本而已。

从“新左派”的理论走势看，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拿自由主义作理论对手加以攻讦为前提来强化立论，获得广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从主张上扩大解释面，从学科上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从言述方式上抛弃恳切的学理自诉而意欲占据话语霸权。分析起来，“新左派”的诉求之所以获得这种理论认同，除了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的一些两可解释的疑难素材这些表面东西之外，还有叙述其理论意欲的支撑观念的内在原因。这些支撑观念大致有：

第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乱。

第三，逻辑思维的缺席。

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

转回头说，“新左派”的立论基点还是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攻击。因此，一切对“新左派”的分析，还必须落实到对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说明上来。这就要求在最低限度上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自由的祈求与自由主义对之的阐释，对一个期望现代化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意义何在?二是对于一个期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完全无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就完全可以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假如可以予以适宜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质疑，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再质疑。

这种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要求清理两个理论问题，然后才能进入意义论证的阶段。其一，需要清理笼罩在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迷雾。由于在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假自由与自由主义之名，发表所谓自由主义意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模糊化了。为此，需要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边界加以划分：其一，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是不同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同的。其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政治经济权利层面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其三，自由是凸显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来保障公民安适，它与容忍不公、打压公民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其四，从经济角度讲，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总的财富积累的活动方式，它对财产权的强调并不偏向资本的占有者，而是从对于公民财产权的普适性肯定，它在财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从政治角度讲，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权政府与无政府之间寻求一种政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合理政府形态的制度努力。它在社会的介入机会上，注重平等性。由于自由主义对诸自由的关联性加以高度的强调，因此，抽取任何一个方面的自由主张来非议自由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对自由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单单以其中某一个思想家来批判整个自由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确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建构，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批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既在社会进程中证实自己，也在社会进程中通过部分的证伪来完善自己；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与社会心理导向，它从来就没有也无法固定僵化为某一模式，它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

在美国，“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激进政治运动。当时的美国社会学家莱特·密尔斯主张与关注劳工运动的传统左派区别，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应该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美国的新左派反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他们称之为“机构”，而反对这种结构者就被称为“反机构”；他们专门采取积极行动主义的组织方式从事社会革命，不与产业工人结盟。美国的新左派思想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越战与文化大革命影响；在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上，其相信赫鲁晓夫的批判点出了苏联的问题，但却并未因此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许多美国新左派认为，既然苏联不再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必须有新一代的共产主义思想家取代其位置——如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等。

日本战后的左派运动发端于1958年，而学生群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66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路线争论，日本共产党决定脱离“中国路线”，同时积极与苏联修好；反对苏联路线的左派人士因此另起炉灶，发起新左派运动；1968年至1970年间的第二次反安保运动带来了新左派的另一高峰。在七十年代，日本的新左派发动了反越战、反美军基地与成田机场等等抗争，与政府的“机动队”爆发多次冲突，造成许多学生被捕，甚至遭机动队殴打致死的事件；另一方面，新左派内部出现了“赤军派”、“ML派”等主张激烈手段的派别。随着越战告终、中日建交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新左派进入了低潮时期。日本民间除原有的“社会主义协会”、“东京唯物研究会”等左翼学术团体在坚持活动外，山口勇等左翼人士于198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理论协会”，广松涉与饭田桃等人在90年代又成立了“论坛90”，其下分化为“结构改革派”与“市民派”——这些现象是苏东剧变对日本思想界的冲击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