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24 13:59
汉奸团体。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的策划操纵下，于北京怀仁堂成立。由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任会长，张燕卿为副会长，缪斌任指导部长兼原生部长，宋介任教化部长，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文化组长小泽开任总务部长。新民会中央机关为中央指导部，下设有总务、教化、原生各部，并在各省、市、县设立指导部和分会。其章程规定“为信奉新民主义与政府表里一体之民众团体，以实现中日满之共荣并期剿共灭党之彻底而贡献世界和平为目的”。在成立宣言中称其任务为“发扬东方文化道德，显彰古昔之圣哲遗训，进而剿灭国共两党之邪说，纳人民于正轨。以期沟通民意，开发产业，安定民生。首先拥护新政权，为反共战线之斗士，进而培养民力，实现友邻之共荣”。新民会成立后，主要为配合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征服，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在沦陷区设立学校及其他机构，发行《新民报》等刊物，向人民灌输新民主义汉奸理论。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伪临时政府解散，由王揖唐、殷同出任新民会正副会长，其后便迎合日军侵略需要，在沦陷区推行所谓“新国民运动”，开办新民学院，宣称“以新民精神为基础，以东亚解放为目标”。1945年8月，该会随日本投降而解散。
日军是以军事侵入中国的，它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对付中国军民的武力抵抗，二是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兵力有限的日军，不可能单靠军队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统治问题。在占领区，日军遇到的不仅是中国军民的武力反抗，而且还有来自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抗拒，这不是靠枪炮能解决的。因而，就提出了日本在占领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化宣传、教育安抚问题。
最初，日本用于担负此项工作的是宣抚班。宣抚班是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当日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一种穿军装的人出面，以演说、唱歌、演剧以及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段，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帮助组织当地维持会等伪组织。但是，这种“宣传安抚”总是给中国人民一种被异族侵略的“屈辱感”，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于是，日军便改变统治措施和办法，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扶持、组织汉奸政权，一方面仿照伪满协和会的办法建立主要由汉奸组成的、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宣传组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的引导下，成立了日军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新民会。
新民会主要由华人组成，汉奸汇集，在组织系统上，它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设会长为最高领导人，聘日人为顾问，下设中央指导部作为日常事务的具体组织、指导机构。地方机构，省设指导部，一般由伪省长兼任部长，省以下设道办事处及县市指导部。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进行组织建立及开展活动。
新民会名义上是所谓的“民众团体”，信奉“新民主义，建设新中国，实现东亚文化同种族之中日满三国共存共荣”，实际上它是日军控制的“上意下达、下情上报的政府专用机关，更因合作社的关系终至变成进行经济工作的机关”。最初的新民会纲领是：“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开发产业，以安民生”；“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促进友邦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和平”。
新民会在北平建立“中央”一级机构，下面各道、县、区、乡也都设立新民会的总会、分会和办事处。甚至各行各业、学校、团体等也都建立了新民会的基层组织。在各级新民会中，均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参议”，指导新民会工作。由于新民会无孔不入，分布面广、成员多，加之它集民众团体与行政机构于一身，在控制民众思想和行动上确能收一时之效。
新民会先后共用过三种会旗， 初期会旗以黄色为底，居中是红绿太极图；1940年3月改用五色旗；1943年3月 1日又改用白底上加红 “亚” 字，中嵌白日和古写的黑色 “祓” 字旗。
新民会各种训练班名目繁多，有青年训练所、青少年女团训练队、青年团训练所、农村青年训练班、政治训练班、新民突击队训练班等等。
不仅如此，新民会还“具有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以该运动的共同目标‘乡村自卫’为重点，通过武装民众、训练保甲等工作，大力开展新民会的活动”。并规定，佩戴青训团统一证章，乘座火车可以优待半价等，以此来吸引青少年受训。训练时间为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随着日军的彻底战败，失去依托的新民会也“树倒猢狲散”。
新民会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组织，以亲日反共为职志，集拢了一大批汉奸骨干，组织极其广泛，不仅城市有，而且散布于乡村小镇，并建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团体组织，其活动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这种广泛性是日伪其他势力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