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反映改革的作品，却把改革者描写成‘铁腕人物’、‘青天’的典型，作家对这些人物大唱赞歌，让读者发生误解，以为社会上只要出现更多的铁腕人物，社会改革就会顺利进行，‘改革人物’成了对'铁腕人物'的单一的审美观照。其实这与作家创作改革文学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①再次是理想化。“改革文学”充满了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这源于作家们是从一种观念或理想的“图式”看取生活，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生活途径让人们去实现。这种创作目的在于作家们的巨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和民众救赎的责任。这样，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夸大了，改革者也被神化了。改革者成了救世主，文学成了疗救社会的药方。

新现实主义小说从当前现实景况出发，冷静客观的剖析社会现状，塑造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作家们也不在以启蒙者的身份俯瞰人世，而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把自己溶入平民的生存空间，表现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同情和关爱。可见，新现实主义小说与以往的“改革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它表现出对“改革文学”的超越。它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是强化保守和官僚的势力同进取和改革的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这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惰性和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在当前一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观念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如在关仁山的《太极地》中，乡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已不是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的关系，而是利害关系，是激烈的官场争斗。做事务实为人谨慎的何乡长终因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范书记而被排挤走。政绩平庸的乡团书记小郑却因其对象的舅舅是县委组织部长而在竞选中捷足先登。原本忠厚老实的邱满子也在官场的角逐中磨练的圆滑成熟，后来以牺牲乡民的利益为代价由官场的失意者变为赢利者。

这些官场内幕的现形、个体生命的异化说明了党的干部的整体形象正在扭曲变形，以及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迫切性。又如在谈歌的《大忙年》中写出了金钱和权势对人们心灵的污化。陈浩因无权无势而在岳母家受歧视，同学会也以权钱为集结的标尺。在《山问》中则写出了道德的迷乱，文明的衰落。山民们对勘察队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勒索，蛮横无理地敲诈。这与当年对勘探队的体贴关怀大相径庭。这些利害关系都说明物欲横流漫溢了我们营造多年的精神围墙，世俗使我们丧失了崇高。调适人们失度的心态，扶正倾斜的精神标尺，是至关重要的。

如孔太平为了保住镇里的经济命脉，而不得不饶过强奸了自己表妹的民营企业家洪塔山。而陈凤珍也同样是为了发展镇里的经济，不得不依靠民营企业家潘老五。因而有时他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自己也深受良心的谴责、灵魂的折磨。这些人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情怀，一样的境遇。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这样他们就从理想世界中走向了现实社会。这，无疑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现实品格中最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