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3 15:19
欧洲三百年来的政治体系在1989年走到了终点：即实力的平衡和对帝国的追求。这一年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更显著地意味着一种自“三十年战争”时期而始的国家体系的终结。“9.11”向我们显示这种变化的含义之一。
“实力平衡”体系
“要了解现在，我们必须懂得过去，因为过去还和我们同在”。国际秩序一贯是基于霸权和平衡。霸权是最先出现的。在古代世界里，秩序意味着帝国。那些帝国之内的享有秩序、文化和文明。在帝国之外则是野蛮、混乱和无秩序的。通过单一的霸权中心而产生的和平与秩序的状态保持着从未有过的强大。然而帝国是一种不利于变革的设计。保持帝国的统治(也是各不同帝国之根本)通常需要一个独裁的政治形式；创新特别是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创新将导致不稳定。历史地看，诸帝国往往是处在静态的。
在欧洲，一个介于于混乱和帝国状态之间的中间方式被创立了，就是所谓为小国家。小国家成功的确立了主权，但仅仅是在有限的地域管辖范围内。因此，国家秩序的建立是以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为代价的。欧洲小国间的竞争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是这个体系仍然经常性地受到被或混乱或单一霸权所取代的威胁。解决这种威胁的方式就是“实力平衡”，一种成为保持欧洲自由环境的实力制衡的结盟体系。联盟成功地结成以阻止对霸权的追求，首先是对西班牙，而后是法国，最后是德国。
“实力平衡”体系的战争危险
然而“实力平衡”体系也有着自身的不稳定性，即与时具在的战争危险，以及这种危险最终导致体系的瓦解。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造就了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以致无法被欧洲任何联盟所平衡；技术的变革使战争的代价增至无法承受之水平；兼之大众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发展造成使“实力平衡”体系发挥作用而必须的超道德考量的困境。然而，在缺乏维持体系的任何明显选择的情况下，1945年所形成的体系远非旧体系告终的一个新体系。欧洲的多极“实力平衡”体系变成了一个世界恐怖的两极平衡，一种“实力平衡”最终的简化形式。但是，这种平衡的建立不具永久持续性。“实力平衡”无法适合20世纪后期的普世道德精神。20世纪的后半叶所看到的不仅是实力平衡的终结而且还有帝国追求的衰微：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是相随的。纪元以来欧洲帝国分隔的世界以几乎所有帝国的消逝而终结：奥斯曼，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还有苏联等帝国而今仅仅是一个记忆。这给我们留下了两种类型的国家：第一类，往往是从前的殖民地，现今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滞留在“前现代国家”(premodern)的境况中，这种境况意味着失败的国家而且处在霍布斯所说的那种相互间无休止的战争状况下(此类国家如：索马里和“近期”的阿富汗)。第二类是后帝国的，那些不再考虑主要靠征服赢得安全的“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第三类，当然就是那些采行常规国家行为的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其奉马基亚弗利原则(又译：政治权谋术 -- 译者)和“存在的目的”为行为准则(可以认为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为此类)。
后现代社会
我们欧洲人所生活的后现代体系既不依赖平衡也不再强调国家主权或强调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区分。欧盟已经变成了一个干预相互间内政事务的高度发达的体系，其干预程度径直到啤酒和香肠。使缔约成员国必须申报其重武器的位置并接受检查的 CFE 条约(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Treaty ，欧洲常规武器条约 --译者)将几乎是主权核心的诸范筹置于国际约束之下。认识到这是一场及不寻常的革命是十分重要的。这反映出核子时代的为了防御自身而首先必须准备毁灭自身的这种悖论。欧洲国家间避免核子灾难的共同利益已经充分到克服通常的不信任和不公开的战略思维。相互间的脆弱性变成共同的透明度。
* 打破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区隔。
* 在(传统)内政上的相互间干预，和相互间的监察。
* 拒绝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和自我行为约束所必然的法律条文。
* 正在增大的边界的不适用性：这大致来自国家角色的变更和导弹、机动车辆加卫星这两大方面。
* 安全来自透明度，相互的公开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间的脆弱性。
国际法庭的理念就是打破内政与外交事务分界最明显的后现代范例。在后现代社会里，“存在的目的”以及曾经规范现代社会国际关系的政治权谋上的马基亚弗利理论中的超道德性已经被国际和国内关系中采行的道德良心所取代：从而在新的利益下制定一场正义的战争。
虽然这样一个体系的确解决了“实力平衡”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它并不一定导致民族国家消亡。虽然经济，法律的制订和防务可能被更进一步地引入国际架构，虽然国界或许变得不很重要，但独特性和民主机制基本上为国家所保有。因此在可见到的将来，传统的国家将继续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尽管有些国家可能已经不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运作。
国家体系变革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国家体系的基本变革呢？这基本点就是“世界变得诚实了”。 许多最具实力的国家不再想要打仗和征服了。正是这点同步托升了前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已经死亡，至少在西方列强中是这样。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认为欧盟或者甚至北约是致使我们在西欧享有近半个世纪和平的本因。根本的事实是西欧国家不再想互相打仗。北约和欧盟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巩固和维持这一立场的重要角色。北约所作出的最具价值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公开性。北约“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巨大的西方间信心建设的工具。正是北约和欧盟提供了这样的架构使德国重新统一而又不象1871年的统一那样对欧洲构成威胁。这两个组织提供举行了数以千计的部长和官员们的会议，以使那些和战争与和平决策有关的人物们彼此有很好的了解。与过去相较，这种政治关系的品质和稳定性是前无古人的。
欧盟是后现代体系最成熟的样本。它代表着籍透明度产生的安全，而透明度又通过彼此的依存度而达成。欧盟更象一个多国籍企业而非一个超国家系统，它更是一个自愿的多国联合会而非诸国对某一中央强权的臣服。一个大欧洲国家的梦想正是历史的前页所留下的。它基于如下的假定，即民族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危险的，且唯一制止诸国政治混乱的方法是对其强化霸权。可是如果民族的国家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超级国家就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欧洲国家不是后现代社会的唯有成员。欧洲之外，加拿大无疑是个后现代国家；日本倾向于后现代国家，但是她的位置有碍于她彻底地向后现代方向发展。美国是一个更值得怀疑的情况，由于美国政府或国会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者愿望尚不明确，或者说是否有需要和愿望接受与“现在”欧洲同等程度的开放、相互监督和干预带来的必然后果。在其他地方，欧洲所发生的现实正成为对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个鼓舞。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甚至非统组织都至少怀有对后现代状态的向往，尽管此种愿望似乎不会很快实现；模仿毫无疑问比创新更容易。
后现代社会的威胁与挑战
在后现代社会中，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其成员们无意于互相入侵。由于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战争是政策的手段；而在后现代社会里，战争是政策失败的标志。虽然后现代社会的成员们可能互相不构成威胁，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却会构成威胁。
来自现代社会的威胁是最熟悉的一种。在这种刚刚孕育出后现代社会的正统的国家体系中，一成未变，并继续以帝国的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的准则运作着。如果稳定是存在的，那一定源自侵略性势力间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这种平衡的区域如此之少。而且来自某些区域可能很快在等式中加入核子元素的风险却陡增不已。
接纳双重标准的观念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一项挑战。在我们之间，我们按照法律和公开合作安全的基本准则来运作。但是当对付那些欧洲后现代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时，我们需要回复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总之使用任何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世界的国家之间交往所必须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自身。在我们之间，我们保持法律，可是当我们在丛林中操作时，我们也必须使用丛林的法则。在欧洲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中已经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滋生出一种轻视防务的诱惑。这体现出了后现代国家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
前现代社会所构成的挑战是崭新的一种。前现代社会是一撮失败国家的社会。在此，国家不再符合韦伯的存在一个正统权力使用垄断者的标准。它不是失去了权力使用的正统性就是失去了对权力使用的垄断性；往往是两者兼备。崩溃的例子是少有的，但是若干国家处在与时具增的危险之中。某些前苏联的地区即可入选为这类，包括车臣地区。所有世界上的主要毒品产区都是前现代社会的一部分。直到目前为止，阿富汗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权威的政权；在缅甸的内地和南非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在那里毒枭们威胁着国家力量的垄断性。所有的非洲国家正处在这种危险中。这类社会中，无处不是危机四伏。这种地区中，混乱是一种常态，而且战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那里存在着一个政府，他的运作方式也与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毫无二致。
前现代国家有可能过于虚弱甚至以致不能确保她的领土，更不必说构成国际威胁，但是她可能为那些对后现代国家意味着威胁的非国家分子提供基地。如果非国家分子，特别是毒品，犯罪或恐怖主义组织占据使用前现代基地去攻击世界上的那些更有序的地区，那么组织良好国家可能最终必须做出回应。如果他们变得太过危险以致使发达的国家无法容忍，一个自卫的帝国主义就不难想象了。西方对阿富汗的回应仍然殷鉴未远。
如何应付前现代式的混乱
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前现代式的混乱？卷入混乱地区是危险的；如果干涉久拖不止就可能在公众意向中变得失去支持；如果干涉失败就可能损害发起干涉的政府。但是，有如西方国家过去对阿富汗的所做的那样，任由那些国家破败下去其危险可能更甚。
干涉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对付混乱无序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而且在过去被采用得最广泛的就是殖民化。然而殖民方式对后现代社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事实所验，在一些现代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正在看到的前现代国家的出现正是缘于帝国主义的消亡。“帝国”和“帝国主义”在后现代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诋毁类的词汇。今天，没有殖民势力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虽然机会，或许甚至殖民的需求与曾经的19世纪时期一般强烈。那些被全球经济遗漏的国家存在着坠入恶性循环的危险。虚弱的政府意味着无秩序，而无秩序意味着投资下跌。在19世纪50年代，韩国的人均GNP低于津巴布维：一个已经成功地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另外一个仍未成功。
所有帝国主义的条件是存在的，可是对帝国主义的供与求已经干枯了。然而弱者还需要强壮者，强壮者仍然需要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一个内部有效率和良好管理的社会输出稳定和自由，而且它对投资和增长开放着--所有这些似乎超乎寻常地被向往着。
因而需要有一个新式的帝国主义，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它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新帝国主义，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它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然而如今这些依照自愿的原则。
后现代帝国主义的两种模式
后现代帝国主义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这种模式一般由一个国际金融协议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而运作 --这是多边性的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这些机构对那些寻求重返全球经济并步入投资和繁荣之良性循环的国家提供帮助。作为回报，他们也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的失败才是最根本的需要援助之处。今天的援助理念更加强调管理。如果国家希望获益，他们就必须将自身对国际组织和外国的干预开放(类似地，为与此不同的原因，那些后现代社会也开放了他们自身)。
第二种后现代帝国主义的模式可以被称作比邻帝国主义。邻国的不稳定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在巴尔干的政治失败，种族暴力和犯罪对欧洲构成威胁。对此所做出的回应是在波斯尼亚和科所沃建立志愿的联合国保护区。毫无疑问这两处的最重要的介入者是欧洲。欧洲提供了最多的援助来保证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运转，同时提供了最多的士兵(当然，美国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因素)。一个更进一步的空前的举措，欧盟向所有前南斯拉夫国家单方面开放了所有产品包括大多数农产品在内的市场。并非仅仅士兵来自国际社会，这其中还包括警察，法官，监狱管理人员，中央银行官员等等。选举的组织和监督都是由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完成的。地方警察的经费和训练是由欧盟负担的。作为辅助性帮助还有上百的民间组织--在很多地区这类组织是不可缺少的。
合作帝国主义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如果一个邻国被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犯罪所占据那将是十分威胁的，这类犯罪往往由于国家的崩溃而形成。奥撒马.本拉登已经为那些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们做出了证明，在原来，即是整个世界，至少特别可能地在我们的邻国，都是如此。
巴尔干半岛是个特殊的例子。在中欧和东欧的其他地方，欧盟正介入一个最终导致大面积扩展的进程。过去的帝国们总是强制实行他们法律和统治体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没有人强制任何事情。相反的，一场自愿的自我强制的行动正在进行着。当你成为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候选国时，你必须接受所给的大量的法律和规定，就象其他成员国所做的那样。然而你获得的奖励是当你进入之后，你将在共同体中占有一席发言权。如果这个过程是一种自愿式的帝国主义，那么最终的状态可描绘为一个合作帝国。“共同体”(原文'Commonwealth' --译者 )或许的确是个可取的名字。
后现代的欧盟为合作帝国提供了一个蓝图，一种公共自由和公共安全，它没有以往帝国的种族支配与中央专制，而且也不存在那种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种族排斥--这种排斥与无边界的时代是不相称的，它在类似巴尔干半岛的地区也是不可能实行的。
合作帝国主义可能成为最适合有着实质性改变的后现代国家的地方政治架构：这个架构中每一员都参与着政务管理，没有一个单一的支配性国家，而且其施政原则不是种族的而是法律的。从中心要求最少的介入；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必须是受到控制的，可靠的，而且是共同体的公仆而非主子。这样一个公共机构必须象它的组成成员一样专注于自由和民主。类似于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将为它的公民提供某些它的法律，铸币和特殊的道路。
这些或许就是蓝图。能否实现？只有时间会回答。问题是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在“现代社会”里寻求核武的秘密竞赛正在进行。在后现代社会里，有组织犯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增长大于且快于后现代国家的本身。时间或许不会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