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潮》是四十年代初期问世于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一份新诗专刊，主要编者为麦紫、罗迦等。1944年，因受战事影响该刊停出。1947年间，麦紫、罗迦等先后返抵上海，1948年1月又以“丛刊”形式在上海出版《新诗潮》。复刊后的《新诗潮》大体每三个月出版一辑；其基本作者以抗战期间初事写作的青年诗人为主，也有二三十年代已登文坛的作家，但不多；其内容以发表新诗作品为主，也兼登一定篇幅的诗评、诗论，还有少量的外国诗歌翻译。1948年底，《新诗潮》出版第四辑后停刊。

《新诗潮》在上海复刊伊始就明确表示“倡导社会诗”，编者特意声明：“不管诗人们是有所歌而歌，或是有所诅咒而诅咒，如果，我们敢于正视现实，又怎能忽视社会生活呢？去透视它！而且启发苦难者的思想吧！让诗人的灵魂拥抱在一起。时代需要好诗，诗人们应该尽忠地为时代歌唱。” 在上海所出的四辑中，共发表诗作七、八十首，尽管题材多样，风格不一，然而基本上都属于“社会诗”，即直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与斗争的情景；像羊　的《土地谣》，吴视的《向着暴风雨》，张大旗的《我，抗议》，红笳的《水灾》，杨琦的《该颤抖的不是我们》，阳光的《战士》，阎栋材的《到农村去》，柯金的《奇怪的国家》，金近的《天下乌鸦一样黑》，牧群的《你呀，你反说俺是强盗》等，从诗题上就不难推想出诗作的内容。就连刊发的外国诗歌翻译，如《爱吕亚诗抄》和《西班牙抗战谣曲选》（戴望舒译），也不离追求民主与自由，歌颂反法西斯斗争的主题。

《新诗潮》中的诗篇，有抒情诗，有叙事诗，也有政治讽刺诗，还有积极尝试用工农民众语言写作的“大众化”诗。该刊编者知道，“一个好的诗刊，它对于现实性和艺术性都要同样重视的”。然而在事实上，当“现实性”与“艺术性”两相比较时，编者往往更看重的是“现实性”。与此相关，写实主义也就成为《新诗潮》诗人大多奉行的创作方法；文辞朴实简洁，情绪坦率粗犷，也就构成《新诗潮》诗作的一般艺术风格。《新诗潮》里的诗作，有些形象生动，情感真挚，于情景交融中蕴寓事理；有些则不免种种稚弱，或缺少文采，或说理直露，或形象苍白，或夹杂“标语口号”等。从整体上说，《新诗潮》的诗作，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在艺术技巧和风格上，则较为单调与平浅。《新诗潮》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相对要逊色于《新诗歌》、《诗创造》和《中国新诗》。

《新诗潮》的诗人分布广泛，大多散居于国内（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统治区）各地，在上海的不多，但是该刊的中坚。《新诗潮》在上海的主要作者，有麦紫、罗迦、王采和吴视等。

麦紫（1911—1982，广西荔浦人）原名麦春乾，抗战初期开始文学写作，在桂林与罗迦等结识，合作创办《新诗潮》，抗战结束后到上海。在沪期间，除了《新诗潮》，他也不时在其他报刊发表诗作，如《仇恨》、《血》、《小牛犊》等。麦紫的诗作多为短章，主要表现农村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同情农民的苦难，文辞质朴敦厚，但数量不是很多，当时没有出版诗作集。《新诗潮》的具体编辑事务，以麦紫操办最多，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新诗潮》在沪复刊第一期，即麦紫当年赠送友好的签名本。

罗迦（1921—1992，浙江鄞县人）原名沈明德，曾用笔名有郁江、骆间、李洛漠、沈蕾、沈莱、阿虎、骆大风等。抗战爆发后他由杭州奔赴桂林求学，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他写散文、评论、报告文学，而以新诗最多，也最受文坛注意。1947年春到上海后，罗迦文学写作最多的还是新诗，至1949年陆续出版四部诗集，其中的《诱惑的城市》和《要太阳的人》是两部长诗，《我爱早晨》和《给屠杀者》是短诗合集。罗迦的作品大多为叙事诗，其内容主要表现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抨击社会邪恶和残暴统治，呼唤民众觉醒，赞美人民革命。宣判法西斯独裁统治必然灭亡的《给屠杀者》；表现抗日战士在民族自卫战争胜利后面对国内阶级斗争现实而觉醒，决心再向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开战的《我回来了》和《我的家在高原》；全景式描绘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繁华而糜烂的都市景象，赞扬学生和市民“反内战、争民主”群众运动的《诱惑的城市》；谴责反动统治者贪婪残暴，断言其必将在人民革命中毁灭的《要太阳的人》；都是这样的作品。罗迦的主要诗作，结构较为繁复，尤其是他的长诗，往往围绕主题从多侧面、多层次展开编织，通常集描述、控诉、讥讽、歌颂于一诗，各有所指，爱憎分明，景象开阔，气势宏大。在诗体方面，罗迦多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样式，然而又有他自己的特点：文辞简短明朗，甚至一个词组即为一行，以此取得意象突出、节奏沉稳而快捷的艺术效果。完全写实的《诱惑的城市》是这样，应用象征手法，具有一定浪漫因素的《要太阳的人》也是这样。罗迦的诗，也存在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化词句（如“紊乱的中国呀有旋律的罢工”，“而这个战争和从前的战争已经两样”等等），但其积极的现实社会意义和鼓动革命倾向，则十分明显而强烈。有材料说，《要太阳的人》除在上海刊行，还曾在当时仍处于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青岛、沈阳等地的报刊连载，都曾受到当地军警的查禁，有关报刊的编者甚至为此遭受迫害”。五十年代，罗迦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后受“胡风事件”牵连，又因言致罪，成为“右派”，至八十年代获得平反，不久病逝。这位早先热情激昂的诗人，在五十年代以后再无引人注目的诗作问世。

王采（生平不详）的文学活动大致始于四十年代初期。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宣传演出队，主编过湖北《大刚报》的文学副刊《大江》，1948年春到上海。此后，王采接连出版两部诗集：《你在哪儿》和《给魔鬼》。《你在哪儿》所收多为1947年间的诗作，主要表达投身革命队伍的渴望。在一首题为《自传》的诗篇中，诗人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与追求：出身穷苦，在苦难中觉醒，青少年时代便别母离乡，后投身革命，坚信社会主义新生活必将到来，虽一度“在敌人的拳击下铿然跌倒”，也曾入狱，然而“没有举起白旗”，现在渴望重归革命队伍。与诗集同名的《你在哪儿》，则表现“我”对革命组织的苦苦思念和寻找。《沉默的时候》、《反击》、《我一次看到海》和《画家的梦》等其他诗篇，也都借事借景以言志，从不同侧面表达诗人寂寞孤独又斗志弥坚的精神状态。《给魔鬼》出版于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仅仅几天的1946年6月。这部诗集所收大多为1948年间的诗作。《扬子江的颂歌》、《伸出钢铁的胳臂》、《他们来啦！》等，欢呼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期待人民翻身作主时代的到来；《我来到上海》、《枪的祈祷》等，倾诉蔑视邪恶、渴望战斗的情怀；《丑角》、《给魔鬼》、《奴才》等，则对反动统治者及其各类帮凶走卒进行辛辣的嘲讽。王采说：“诗的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人对人生热烈追求的精神状态的高度升华”；“我只是把作为一个人的，或散兵的向前突击或追求，痛苦与反省，不断的克服过程，一点一滴的很真实的写了出来”。王采的诗，长于袒露个人的精神世界，尽情宣泄内心情感，激情澎湃，气势雄壮，意境质朴而广阔，语言喜用多重修饰的复合长句，节奏偏快且起伏感强；较明显的欠缺，是有些诗作近似分行排列的散文。五十年代王采调往武汉文联工作，不久因个性张狂和固执偏见受到严厉处分”，调至中学教书，遂逐渐淡出文坛。

吴视（1914—1982，湖北黄陂人）的文学写作始于三十年代，但早期发表的多为旧体诗词，四十年代初期转写新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界救亡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47年春到上海。他在《新诗潮》发表了《向着暴风雨》等诗作，参加了“新诗潮社”组织的“关于新诗的方向问题”讨论活动。1949年出版的《大陆的长桥》，是吴视四十年代在川渝地区所作主要新诗作品的结集，或抒发抗战时期的种种感慨，如《凄凉的亭畔》、《我经过大陆的长桥》、《大流亡线上》等；或表现战后的种种社会景象，如《向着暴风雨》、《从黄昏到半夜》、《重庆的街景》等。吴视的诗，写景详实，抒情奔放，文词朴素，节奏快捷，但也有“散文分行”的情况。上海解放后，吴视参与筹组“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后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兼理论批评组组长，随后加入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五十年代初期因工作调动离沪。

四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且比较活跃的几位上海青年诗人，如罗山、罗根等，也是《新诗潮》的主要作者。罗山发表的诗作，有描绘江南农村现实景象的《村野诗抄》和《赶早呀，完成桥梁的工程》等。罗根发表的诗作，有用上海方言反映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使老百姓困苦生活雪上加霜的《一叠烂钞票》等。五十年代以后，罗山、罗根似乎也不再见闻于文坛。

《新诗潮》网络期刊是第四人称于2009年基于一起写网而创刊的诗歌期刊，是致力于推动中国诗歌发展的网络期刊，并面向网络公开发行。

主要栏目有：“本期推荐”、“新人力作”、“新诗广场”和“经典回顾”。

主 编 第四人称

副 主 编 李 极

本期编辑 幽忧子兰等

第四人称，原名聂俊忠，字承定，号纄銂13少，有笔名沿原，89年生于四川蓬安，半熟诗人，《新诗潮》网络期刊主编，著有网络诗集《印象·记忆》。

诗歌观点：在格律里寻找自由，在自由里寻找格律；为诗，在于寻心！

喜欢的书：迅哥儿的、寒哥儿的以及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