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2 21:30
新闻编译社是中国早期民办通信社。1917年5月1日由《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创办。社址在北京南城珠巢街。规模很小，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主要编译外电，也自己采写一些北京通讯，每天有一二特殊稿件。每晚7时左右以油印或复写方式发稿，外埠邮寄，本地由社员骑自行车分送。每次发稿几十份。和当时接受军阀政客津贴的其他民办通讯社相比，较有独立性，消息也较迅捷。
邵飘萍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进入报界，在杭州主编《汉民日报》。1914年赴日留学，与同学开办东京通信社，向国内报纸寄送日本新闻。1916年回国后，被《申报》聘为驻北京特派记者。在为《申报》采访新闻的同时，他还自办了两个新闻机构：新闻编译社和《京报》。
新闻编译社是哪年成立的?
邵飘萍在 1924 年3月发表的《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一文里，说他“于民国七年创办新闻编译社于北京，是为我国人北京有通信社之始”。而在同年6月出版的《新闻学总论》一书中，他又说新闻编译社创办于“民国五年七月”，“为华人自办通信社之创始者”。
因为邵飘萍有两个不同的说法，后来的新闻史著作莫衷一是，各持一说。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认为新闻编译社创办于1916年7月，而台湾曾虚白主编的 《中国新闻史》则说该社是1918年成立的。
1917年5月的《顺天时报》上一则新闻编译社的成立启事，为我们考证新闻编译社的创办时间提供了十分确切的信息：“新闻编译社成立披露。启者，敞社宗旨在供给真确新闻材料助报界之进步，试办数日，成绪明著承中外报纸多数采用，蓝已于五月一日正式成立，每月仅收纸墨油印费十五元额采用者请向激社购订可也。”因为是开办伊始，新闻编译社的这条启事在《顺天时报》 上连续刊登了5天。
据此完全可以断定，新闻编译社成立于1917年5月1日，飘评说的1916年和1918年两个创办时间，都是错误的。
从民国初年的文献记载来看，北京在1916年之前已经出现了几家国人自办的通讯社，但邵飘萍来到北京的时候，这几家通讯社已经停闭了，所以他认为新闻编译社是国人在北京创办最早的通讯社。
他后来谈到创办新闻编译社的缘由时说 ：“愚初到北京之日，北京报纸为数固已不少，然求其稍合于新闻之正轨者，则十不一觏焉。北京之报纸绝少背后无政治关系者，以立宪国家言之，此固未足以为病。惟其新闻，则除与背后人有关系一二条，夹叙夹议，不伦不类，嬉笑怒骂，立言绝无范围者外，殆不再有确实消息可言。而纵横挑拨于其间者，则为某国所设立之一二报馆通信社。吾人与同辈言及，每引为奇耻。”
当时北京已有二三十家报纸，大多是军阀、政客的宣传工具。报馆内没有专司采访的记者，新闻稿件主要靠馆外的访员提供。这些访员大都缺乏新闻学识，不懂采访技巧和报道规范，常常捕风捉影，向壁虚构，有些报纸为了填充版面，随意刊登访员的稿件，根本不问新闻的真伪。因此，报界在社会上的名声很坏，报纸成了谣言的代称，访员成了无赖的别号。而日本等国在北京开办的通讯社，因为有较为健全的新闻采集网，消息十分灵通，所发稿件为报界广泛采用。这些外国通讯社借此左右我国政闻，操控社会舆论，甚至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扰乱中国政局。
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旨在向报界提供真实可信的新闻稿件，以推动报纸新闻业务的进步，抵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的宣传煽惑。
新闻编译社的业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编（自采本国新闻），一是译（选译外电、外报）。开办之初只向北京的报纸发稿，一年后也接受外地报纸订购。
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回忆说 ：“每天下午7时左右，通讯社将所获消息油印，派员骑自行车分送本市各报，外地邮寄。这类新闻中，每日总有一二件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所谓“特殊稿件”，是指该社探访到的独家新闻和内幕新闻，这是它最突出的特色和最大的竞争优势。
邵飘萍有很强的采访能力，不仅交际广泛，善于发现新闻线索，而且富于技巧，总能挖掘到别人打探不到的消息。张季鸾评价道 ：“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必早，而探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自官僚渐认识飘萍，遂亦渐重视报纸。”张季鸾认为，邵飘萍来北京为《申报》采访新闻，并自办新闻编译社，向京内外报纸供稿，“其第一功绩，即在提高访员之地位，增进新闻纪事之信用”。
打破政府阁议报道的限禁，是新闻编译社对报界的另一个贡献。北洋政府实行内阁制，内阁会议所议内容，向来秘而不宣。国务院虽设有记者招待厅，但只是摘抄一些官方文件发给记者，没有多少报道价值。
邵飘萍便从几位阁员那里探询内阁会议的消息，在新闻编译社的稿件中公开发布。这些报道很快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在一次内阁例会上，某阁员说报纸上时常登载阁议新闻，多有失实之处，造成不良影响，应设法取缔。但有些阁员认为，报纸有闻必录，碍难干涉，只有将每次阁议可以公布的内容交通讯社代为发表，才能避免以讹传讹。
会议讨论决定 ：“以后阁议纪事，除关于外交、军事不便宣布外，余均于议毕之后，即付油印，分送各通信社发表。”从此，以往被视为政府秘密的阁议消息，成为报纸上例行报道的一项内容，邵飘萍对此也颇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