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治报道》栏目中，我们发现栏目所涉及的新闻报道领域比较宽泛，据笔者统计，该栏目的新闻报道一共有15种题材类型，它们分别是刑事犯罪新闻、民事案件新闻、重大事故报道、公共安全报道、政策资讯、法律资讯、监管执法报道、执法争议报道、法治研讨、法治人物报道、消防营救报道、经济新闻报道、文体教卫新闻、气象灾害新闻和由动物趣闻、垃圾处理等内容构成的其他社会新闻。具体分布情况见图1：

从这些类型来看，前十一种类型与广义上的“法治”内涵是密切相关，总时长为15170，占比为81.3%。但后四种与法治的范畴相差较远。根据统计，样本中的经济新闻一共有21条，总时长为1042秒，占到节目总时长的5.6%，样本中出现的文体教卫新闻数量为10条，时长为1172秒，所占比例为6.3%，样本中的社会新闻数量为12条，新闻时长为914秒，所占比例为4.9%，另外，样本中的气象灾害新闻数量为5条，新闻时长为364秒，占比例为1.9%。以上与法治内容基本无关的四类新闻，节目总时长比例占到18.7%，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新闻的纯粹性。

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在一般性的纠纷和冲突、无法律意义和责任的一般性事故内容等也被纳入到法治新闻报道当中。比如，《法治进行时》栏目中，关于公司酬金分发的冲突、租房纠纷、车辆管理员在停车位置放钉子的不道德行为、老人不慎煤气中毒、设备事故导致供暖热水伤人的事件等等，也悉数被作为法治新闻进行报道。

2、报道题材明显偏向刑事案件，并以暴力犯罪为多。

在《中国法治报道》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在该栏目中最多，时长最高，所占时长比分别为24%、并且三项数据都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执法争议题材报道（节目数量是执法争议题材的3.3倍，节目时长为1.4倍，成为《中国法治报道》第一大新闻题材）。执法争议和民事案件方面的题材在节目中时长都超过了2500秒，所占时长比分别为16.8%和14%。分别居第二、第三位，属于第二梯队；重大事故，文体教卫、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占比在7.6%-4.9%之间，是第三梯队；政策资讯、公共安全和法治人物时长居于第四梯队，占比在3%～4%之间，其他如监管执法、法治研讨、法律资讯和气象灾害均在2.5%以下。

在《法治在线》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165条，占比达到60%；典型人物报道37条，占比为13.5%；服务性信息41条，占比为14.9%；民事案件11条，占比为4%；法治探讨10条，占比为3.6%；营救报道5条，占比为1.8%；公共安全和重大事故报道都是3条，占比仅为1.1%。

在《法治进行时》12期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为47条，节目时长为7259秒；民事案件报道为16条，节目时长2489秒；一般事故类报道5条，627秒；消防营救报道4条，528秒；一般纠纷4条，552秒；违章违规报道为3条，372秒；其他新闻2条，314秒。通过数据和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法治进行时》的新闻题材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偏向。

我国法治新闻栏目的题材不仅过度集中于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报道中，又较为偏重暴力题材。根据统计，《法治在线》的刑事案件中，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在内的暴力犯罪题材占比达到节目总量的39.9%，这其中又以故意杀人罪数量最多，占比达到23.4%。《法治进行时》47条刑事案件题材共涉及18种类型，暴力犯罪案件的比例为34%，而《中国法治报道》的43条刑事犯罪题材涉及22种类型，暴力犯罪题材占比为23%。

3、经济犯罪报道比例偏低，并以一般性财产侵犯为主

法治新闻栏目中的经济犯罪报道数量不算多。所谓经济犯罪，目前倾向于广义经济犯罪与狭义经济犯罪概念之说。广义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发生的财产性犯罪，其外延等于侵犯财产罪加上破坏经济秩序罪。狭义的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经济法规，侵犯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照刑事立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广义的经济犯罪根据经济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将经济犯罪分为三类：职务型经济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和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职务型经济犯罪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力)非法获利的犯罪。根据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属该类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指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其经济业务范围内所为的犯罪。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8节92条81个新罪名所规定的犯罪属该类犯罪。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系指一般主体所为的财产性犯罪。在《中国法治报道中》节目中，报道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12条，企业高层受贿罪报道1条。《法治进行时》也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9条，职务侵占罪1条。

4、法治探讨类节目数量偏少，舆论监督节目普遍不足

在《中国法治报道》，法治探讨类节目占有一定比例。比如有关司法判决争议的深度报道有1个，对行政执法争议的专题报道有3个，内容分别为城管执法争议、网店监管执法争议和拆迁争议。这些对争议性判决和执法问题的报道，较好地履行了“彰显法治精神、看护法治时代公民权利”的栏目宗旨，具有较强的法治意义。只是相对于整个节目总量而言，此类节目数量和时长占比稍显偏低，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不多。在《法治在线》276条新闻报道中，法治探讨类题材只有10条，占比为3.6%；内容涉及解读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检察机关同期介入重大事故调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治理商业贿赂等等问题，但是以上新闻都是集中在“2006年法治进程回顾”的年终报道中播出的。在《法治在线》日常报道中，有关法律法规信息的报道、法治问题的研讨以及对对公检法系统和行政机关执法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比较少见，有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报道占比也仅为1.1%，与节目中大量播出的刑事案件相比，反差极为悬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基本以个案式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为主，重要法治事件和问题报道、法律法规信息的传播和批评报道在样本中也没有出现。

1　题材泛化影响节目的法治品格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法治新闻报道中，法治新闻栏目中的题材选择首先呈现出一种泛化特点。如《中国法治报道》当中占比不少的经济新闻、文化教育和体育报道，这些关于节日消费、住房消费和场馆开放等新闻，既不涉及违规也不涉及违法，甚至与广义的道德规范也无甚干系，但因为是热点话题，也被纳入到报道范围，甚至部分经济新闻和教育新闻还被处理为专题进行了立体式的深度报道，使栏目的题材选择显得并不纯粹。另一方面，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为题材选择上明显的民生化和社会化倾向。这不仅使法治新闻报道显得臃肿不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内容的新闻价值和作为法律案件的典型意义。对于法治的内涵，拉兹曾经感叹：“在法治的祭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标，可能会是法律贫瘠而空洞。”。同样，在法治新闻栏目中，泛化的题材不仅使观众难以区分法治的范畴，其中夹杂着的过多的世俗化内容和社会情感，也将影响栏目的法治品格和追求。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节目话语空间的有限，这也是节目舆论监督功能还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作为法治新闻栏目，对司法监督的缺位，不仅使其对社会的环境监测和预警功能大受影响，栏目的法治精神也将大打折扣。

2　题材失衡导致媒介世界与现实社会的错位

根据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首先表现在环境认知层面。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不仅在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而且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挑战，刑事犯罪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根据我国司法机关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刑事犯罪依然处于高位运行，主要犯罪案件多呈下降走势，如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减少。同比分别下降25.2%、11.3%、10.3%、1.9%和1.5%；“两抢一盗”犯罪与2006年持平，但经济犯罪活动走高态势日益显现。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8.4万起，比2006年上升4.2%，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出现明显上升。从具体案件类型来看，除涉税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所下降外，其他案件均呈上升走势。其中，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3265起，同比上升15.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3976起，同比上升11.3%；金融诈骗9055起，同比上升14.3%；扰乱市场秩序3.9万起，同比上升10.1%。同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大案、要案比例有所上升，商业贿赂案件显著上升，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为数也不少。但是，反映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中的案件报道，与现实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从前面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犯罪主体为普通人的“两抢一盗”案和诈骗案件依然是节目报道的重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贪污受贿案件和商业贿赂的报道数量较少，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以及腐败案件以及大案、要案更是难得一见。这充分说明媒介在犯罪案件题材的选择方面，有意进行了安全性的筛选，媒介建构的法治世界和现实生活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

3　暴力偏向易引发道德恐慌，并导致“偏离放大效果”的恶性循环

法治新闻栏目对暴力题材的“嗜好”，不仅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大量暴力犯罪题材的新闻生产所带来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与焦虑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栏目中，类似“夜半来贼”“楼道杀手”、“近在咫尺的凶手”、“致命的家教”、“市场里的枪声”、“小城大案”、“小村疑案”和“一块电池引发的命案”这样的节目不时出现，仅看标题就足以让人心生不安，感觉那些盗贼和凶手仿佛就在附近，甚至“近在咫尺”。西方学者波特(Porgy)就曾指出，“接触媒体上的暴力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是在受众接触之后立即产生的，也可以是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性接触后产生的。我们还知道，某些特定类型的暴力展示、某些特定类型的受众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都会增加产生消极影响的概率。”暴力题材所带来的道德恐慌，容易引发社会对某种犯罪人群认识的偏离和放大效果，Cohen对于道德恐慌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社会不时地受道德恐慌周期的影响。这是一种状态，一个事件、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表现为被定义为社会价值和利益构成威胁的性质；它的本质被传媒以一种类型化的刻板方式所报道。英国学者朱克斯则详细描绘了偏离放大螺旋的产生过程：“广为传播的谴责可能会导致那些群体更加感到被边缘化，相应地会增加他们的偏离行为，以至于他们更像原来被传媒所创造的哪种动物。持续的偏离会导致警方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逮捕和进一步的传媒报道，因此，一个“偏离放大螺旋”就会被推动起来”。

其实不管是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是案件题材的有意识的筛选，其实都体现着主流新闻价值观的导向和示范效应。这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是一种新闻框架(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的创造过程，也是对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的引导过程。大众传媒所进行题材的选择和内容的扬抑，里面蕴含着复杂的机理。其中深刻的动因，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我们深思。

摘要　本文以《中国法治报道》、《法治进行时》和《法治在线》为样本，对当前电视法治新闻的题材分布进行量化考察。

关键词　电视法治新闻　题材　泛化、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