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著作促进了对房地产管理人、地主、建筑协会、财政机构等民间要素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对消除贫民区、政策分配和迁移政策、改善补贴政策、试营住宅的销售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住宅体系内运作过程的资料，并强调了供给上的限制因素，对修改按个人意识决定的新古典模型和行为主义模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对城市经营者的研究方法由于本身的缺点而逐渐受到攻击。反对者批评这个理论未能明确地说明城市经营者范畴内的对象及内容，以及对他们的规律性起限制作用的一些因素的本质。面对这些批评，保罗等人在补充自己理论的同时，考虑把对“城市经营”的思考归结到一贯的、广泛的理论模式中，重新定义了经营者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间发挥中间功能作用的观点。最近几年，新韦伯主义对城市体系进行了更广泛、更有雄心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桑德斯（Saunders）在《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SocialTheoryandtheUrbanQuestion”，1986）中建立的关于城市矛盾、政治和政策建议的研究分析框架。他分析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的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元国家的结构和组合国家的结构。他的“双重国家”（dualstate）概念的核心是城市的社会投资决定和对全社会消费的决定，前者指影响资本家利润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间的组合主义的政策决定有关，后者则指社会福利费的支出和城市发展水平等与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政治斗争有关。桑德斯认为，在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水平的社会消费项目周围形成的政治集团化的基础不是阶级，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龄层、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费集团，并提出这些消费集团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分裂的主要因素的理论。对阶级、政治及城市发展变化的展望最终引致城市经营主义对理论的再认识，此后对城市经营者功能的研究转向联合政治和竞争政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投资政策及消费政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