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09 16:01
方令孺1896年1月30日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祖父方宗诚是研究宋学的学者，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方守敦谙熟经典诗书，在日俄战争时期，曾两次去日本，受尽强国对弱国的歧视和白眼，加强了他的民族抗争意识，回国后拒绝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岁丧母，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父亲佩服秋瑾，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养起自强进取的奋斗精神。在封建大家庭里，充满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的氛围压抑着方令孺，她对一切不平待遇极力抗争。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她5岁就开始读书，坐在姐姐的膝盖上识字、背诵诗词。在家庭女儿排行里，她排第9，侄儿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个都缠了脚，只有她反抗，没有缠脚。她长得聪明伶俐，但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性情倔强、粗野，不许她上学，常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顺，又打又骂。但她能在受压抑、束缚的环境里自我娱悦。有一天她跑到花园里，在一丛荒草中，发现一棵盛开的海棠，她快乐极了，看那清风吹过，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轻飘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可言说的喜悦，她静静地观看，惟恐一出声，这快乐会随风飞去。她从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涩的童年里，她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欣赏自然。
她祖父母死后，伯父任族长。她父亲因丧妻，带着八个儿女从省城安庆迁回偏僻的桐城隐居，亲自教子女读书，给令孺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这时，她家经济并不宽裕，靠伯父分给的田产为生，她父亲不得不经常外出借债。19岁时，伯父为高攀豪门，把她作为升官工具，许配给南京陈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她父亲对这桩婚事也不满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后与男方相处，无共同爱好兴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轻视，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运动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师鼓起勇气，决心要挣脱封建大家庭的羁绊。1923年她把一个两岁的女儿放在祖母家，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随丈夫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她开始与社会接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同学孙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文学名著《娜娜》。这本书对她触动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种虚伪、压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但因学校当局认为她是已婚妇女，应该在丈夫身边，不许她注册，她据理力争也无用。后来，她机智地利用美国风俗：年轻姑娘不论到哪里都须有一个结过婚的妇女做监护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借此理由，作为虞之佩的监护人，才被允许注册。但女生部主任还经常把她叫去训话，故意找她麻烦。这时，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仍靠丈夫供给，丈夫寄钱很少，常常使她们母女挨饿，房主见她穷，也常常刁难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鱼，获得微薄补贴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她今后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在威斯康辛大学，她又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一块谈论海外的大诗人、大音乐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曾启发她正确认识国内的政治形势，她开始反对祸国殃民的政权，积极参加该校的学生会工作，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还参加进步同学的读书会，并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国，带走了两个孩子，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夫妻间的矛盾激化，貌合神离的生活终告结束。她决定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与丈夫分居，去过艰苦的日子，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女儿。
1930年春，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介绍，她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教一年级国文，成为当时国内大学极少数的女教师之一。她带着小女儿去青岛教书，另两个女儿放在陈家祖母处。她自信出国学习6年已为她独立谋生创造了条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1929年她开始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她的诗既有很深的国学修养，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她的散文也有诗的韵味。在这里，她又结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该校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等，来往密切。
1932年，她因积劳成疾，只好暂时中止两年的教书生活，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后因病情需长期医疗，她又回到南京孩子们的祖母处。这期间，因重病缠身，又加上她视为知己的侄儿、著名诗人方玮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击，情绪一度颇为消沉。但她常想起玮德鼓励她的话：“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飞。”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灾难仍时时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奋起、挣扎。这时她和许多进步作家来往，大家常在她家聚会，她家几乎成了文化人的俱乐部。来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陈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与文品，对此毫无异议。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她还多次去看望，表示愿意帮助，并向丁玲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还曾给她来信，她也给丁玲寄书去。
抗战的烽火把方令孺彻底从苦闷、彷徨的消沉中惊醒，她参加慰问伤兵，写有关抗战的散文。她说：“我确实觉得大时代给我的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过去几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给推倒、翻动。再也不允许我停顿、悠闲和沉迷在往古艺种的怀抱里。我睁开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种形态的人生，各种坚毅与穷苦的面孔。”个人的苦痛“和那个千万人最大的苦痛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从此，她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从过去的只为个人独立汇入到进步的潮流中。
抗战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她又在上海与进步师生共同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给人民解放战争以有力的声援和配合。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复旦大学任教，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冬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上海文联委员。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参加赴朝慰问团，深入朝鲜前线访问浴血奋战的将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由复旦大学教授调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党组委员。她先后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四人帮”粉碎前夕不幸病逝。
关于方令孺的家世，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说法。很多人说她是清代方苞的后裔。方令孺好友赵清阁这样写她：“她不愧是清代桐城文宗方苞之后…………”。方令孺学生、复旦教授吴中杰在《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和方令孺先生》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开创者之一：方苞，就是她们的祖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方令孺散文选集》中，龙渊、高松年写的序言也说，方令孺“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属方苞世族后裔”。
但是，方令孺侄子舒芜在《我非方苞之后》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桐城有三方：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同姓不同宗。方苞是桂林方，我是鲁谼方，不是一宗。”舒芜的父亲方孝岳是方令孺的胞弟，据此，则方令孺也属于桐城鲁谼方一脉，而非方苞之后。
曾在《诗刊》《文艺月刊》《学文》等刊物发表诗作。194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她的散文集《信》，收入其中的《琅琊山游记》《游日杂记》和《吊玮德》是其散文的优秀代表作。译著文集《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