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还在下属六县兴办师范传习所十多处，大力培养师资。《宗核所章程》就明文规定夔府师范学堂直属宗核所管理。方旭这样重视教育和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四川省学务处提调身份去日本考察过学务有关。他回川后曾针对当时改行新学存在的问题，写过一篇《州县学堂谋始》。他认为“学堂为今日第一要务，舍此更无自救之策”；指出“学堂与书院不同，不专为造士而设，……课程宜浅近，办法宜平易”；目标是“以开风气，敦实业，造成明毅忠爱之人格为主义”；他还批评：“今徒言设学，无有筹及教养员者，岂非大误？”并针对留学生回国后无所用的情况，建议留学日本学生（当时近7000人）有“咸习师范，增设教授、教谕、训导（当时府、县学官）以待师范卒业者。”他还大声疾呼：“庚子以来已四年矣，州县之兴学者几何耶？假令终始本末，知所先后，以新民为心，从师范着手，则得天得时，今日必有客观矣。即而今不图，悠悠忽忽，四年一瞬，改书院之名，无学堂之实，或增数堂义学，以为蒙学堂有成，再逾四年，仍如是也，不亦大可悲乎？”他还针对“兴学堂莫不曰经费难矣”。提出改革宾兴会、学田局“不分贫富”，只对书院数十百人资助膏火，月米的弊端，主张“非征学费不可”。他在夔府征用六县宾兴会款兴建中学堂、办师范传习所，正是在实践以上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