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到1972年，方立天先生和许多教授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余江农场劳动。

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方立天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这部历时18年才完成的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

198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慧远及其佛学》。同年，国务院将方立天先生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

1980到1990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方立天先生和师友们一起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共4卷10余册。

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这部校释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高度评价，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

198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佛教哲学》。1986年该书获得中国图书荣誉奖，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优秀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年，方立天先生开始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92年二版，1997年三版。

1990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1992年二版。

1991年，《佛教哲学》出版增订版，加上了认识论部分，体系更加完整。

1993年，《佛教哲学》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2001年，方立天先生为教育部选中，成为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的领军人物，中国人民大学也由此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宗教学教研重镇。

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

主要介绍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方立天先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当时，他选择的方向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佛三教互动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从此以后，他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确定以佛学为研究对象在当时并非易事。一方面，佛学在中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他也几乎要重新学起，而佛学的典籍却浩如烟海。研究者又同时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的知识。于是，他甚至曾经到中国佛学院进修八个月。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思想对于佛学研究并没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即使在学术界，佛学研究也是被边缘化的，“文革”期间更是被禁止。这对于一向珍惜时间的方立天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件无奈的憾事。然而，本着对学术的负责，对真理的执着，方立天先生选择了佛学，也选择了困难，选择了勤奋。于是人们便看到了方立天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图书馆学习、工作的身影。

1978年，方立天先生恢复了他的研究计划之后，很快便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历时十八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这部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在个案研究领域，他专门写作了《慧远及其佛学》《法藏》等。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他与师友一起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共4卷10余册，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高校最流行的佛教思想资料集。他自己撰写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高度评价，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

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佛教哲学》。这本书可以说是方立天先生为佛教现代化所做出的一个努力。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能广泛为现代人所了解，必须用现代哲学语言加以解释。当时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史居多，而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极少。《佛教哲学》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对佛教哲学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此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它的确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这部书甚至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93年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

1978年以后的十年间，方立天先生出版专著6部，合著4部，发表论文50余篇，基于此突出成就，国务院1984年将其从讲师破格晋级为教授。

方立天先生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和《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同时还萌发了撰写在思路与体裁上与《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相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的想法。“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这一成果就是后来呕心沥血十五年完成的九十一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部书一出版，在学术界、佛教界以及政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将中国佛教哲学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显示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断融合，并产生中国佛教哲学的过程。专家评论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无论是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不仅如此，这部书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都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方立天笔耕不辍，发表的文字已有400多万字，论文350多篇。其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现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汇编到《方立天文集》（六卷）。成为了解方先生思想的重要作品。

《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方立天在对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他也时刻关注时代，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取得了空前进步的今天，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诸多危机。信仰与道德的失落，人文精神的贫乏，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而佛教本身有其积极入世的一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这便决定了宗教研究者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各宗教之间、宗教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佛教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成为了方立天先生理论思想的内容之一。方立天先生认为“宗教问题特别重要，千万不能等闲视之。”他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进行了理论的探索，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纳、总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方立天先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首席专家，正在为推动宗教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经过“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之后，方立天先生也在实践着自己的佛学人生。学术研究枯燥而繁琐，在完成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之后，方立天先生形容“犹如参加一场马拉松赛跑”。这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更需要一种献身精神的支撑，一种对名利的淡泊，对学术的热忱。

半个世纪以来，方立天躬耕于人大校园，相继开设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佛典选读、佛教概论、佛教哲学、佛教与中国文化、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课程；发表著作17部，文章370余篇，培养国内外博硕士研究生40余名。 其中，他参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出版），为佛教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卷是国际公认的了解中国宗教学科研究现状的权威刊物；他主编出版的《宗教研究》年刊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他相继担任教育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统战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等多项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

方立天先生认为，心性和直觉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两大要点。《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部书以心性问题为中心，这“不仅抓住了佛学，而且是整个宗教的本质问题。”（蒙培元语）方先生认为从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释道都是生命哲学，都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最终成圣成贤，这也成为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础。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差异，其融入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是心性学说。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的直觉现象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他利用现代学术方法解析这一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实践方式，为人们科学地了解佛教的宗教实践开辟了研究途径。直觉思维方式并非为佛教所独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也拥有丰富的直觉思维资源，而且与佛教直觉是相通的。三者之间互相影响而各有特点，“中国佛教重视空观是区别于中国固有哲学直觉论的根本特点，而中国佛教重视把自心与真理、本体结合起来进行观照，以及鲜明的圆融直觉思维，则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直觉论的主要特色所在。”

他认为“有人在追求外在物质财富时，忽略了内在价值和精神生活。甚至在富裕舒适的生活中丧失了人性和价值。物质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学知识增多，道德素养欠缺……这是一种价值危机，它成为了当今人类进步的重大障碍，也成了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方立天并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对于宗教信仰与研究的关系，他曾多次发挥了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出的思想，即研究者必须有“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现象，包括了理论与实践。“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探骊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学的精华，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否则只做文字考证，舍本逐末，徒得其表。”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学几十年的体悟。把佛教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融入到生命之中，在学术与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这正是方立天先生一生的写照。当人们赞叹于他的勤奋与丰硕的研究成果时，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又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回报党和人民。当被问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方先生的影响时，他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与方立天先生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态度不同，他在生活上从来没有高的追求。很多在房间放不下的书，都摆在走廊。不过，对此他不以为然。他的房子正如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因陈旧而失去价值，也不因时代的变迁、思想的变幻而改变。然而，正是这不变的生活和不变的执着，成就了中国佛学研究、宗教发展的巨变。他的人生价值也由这变与不变得到了体现。

1．《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4版，1995.7（二版）。

2．《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1983.9版，1987（二版）。

3．《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1版，1987（二版）。

4．《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6版，1991（增订本），1997（二版）。

5．《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版，1992（二版）。

6．《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0.2版，1992（二版）。

7．《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巴蜀书社1990.6版。

8．《法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版。

9．《中国哲学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版。

10．《中国佛教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版。

11．《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9版。

12.《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1992版。2．《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版。

3．《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一、 二、 三卷）， 齐鲁书社1981 ～1982版。

4．《中国哲学通史》（第一．二．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995版。

5．《中华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

6．《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译著）。

7．《中国的文化与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译著）。

8．《中学生中外名著选读》（哲学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版。

9．《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哲学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

10．《佛藏辑要》，巴蜀书社1994版。

11．《宗教箴言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版。

12．《佛教大师评传丛书》（智顗、吉藏、玄奘、法藏、宗喀巴），京华出版社1995.9版。

13．《佛学精华》（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版。

14．《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版。

1．《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1964.3。

2．《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评》，《新建设》1964.8─9。

3．《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5.5 美国《中国的哲学研究》转载。

4．《僧肇的形而上学》，《新建设》1965.8。

5．《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0.4。

6．《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980.10（合作）。

7．《慧远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

8．《僧肇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

9．《论支遁的佛学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81.1。

10．《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哲学研究》，1981.8（合作）。

11．《梁武帝萧衍与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1.4。

12．《道安评传》，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 齐鲁书社1980。

13．《道生评传》，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 齐鲁书社1982。

14．《论隋唐佛教宗派的特点》，《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4（合作）。

15．《〈华严金师子章〉评述》，《论中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6．《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1。

17．《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2。

18．《佛性评述》，《求索》1984.4。

19．《华严宗的佛教理论构架和哲学范畴体系》，《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

20．《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中原文物》特刊，1985。

21．《试析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哲学研究》1985.7。

22．《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简论》，日本《中外日报》1985.11.18；《世界宗教研究》1986.2。

23．《试论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2；《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

24．《佛教、佛法、佛学与佛教哲学》，《世界宗教研究》1986.4。

25．《中国佛教的特质》，《文史知识》1986.10。

26．《三度舍身的梁武帝》，《文史知识》1986.10。

27．《佛教与中国伦理》，《五台山研究》1987.1─2。

28．《佛教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战线》1987.2。

29．《佛教与中国哲学》，《晋阳学刊》1987.3。

30．《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哲学研究》1987.7，《新华文摘》1987.10转载。

31．《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冲突与融合》，日本《中外日报》1987.10.23；《世界宗教研究》1988.1。

32．《略谈华严学与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988.1。

33．《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浙江学刊》1988.8（合作）。

34．《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7。

35．《佛教的人生哲学──兼论佛儒人生哲学之异同》，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1。

36．《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哲学研究》1989.3。

37．《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1989.3。

38．《禅悟思维方式简论》，《五台山研究》1989.1─2。

39．《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简论》，《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1。

40．《般若思维简论》，《江淮论坛》1989.5。

4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89.6。

42．《儒佛人生价值观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1。

43．《佛教文化体系结构的核心是什么？》，香港《菩提》1990.12。

44．《论佛教文化体系结构与核心》，《佛教文化》1991.2。

45．《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1.6。

46．《佛教与汉地习俗》，《现代中国》1991.11

47．《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思维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8．《论佛教文化体系》,《中华文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成立80周年纪念论文集》 , 中华书局1992.4。

49．《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历史研究》1992.3。

50．《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哲学研究》1992.10。

51．《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中国哲学史》创刊号，1992。

52．《天台宗心性论述评》，《佛学研究》第1期，1992。

53．《心性论──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主要契合点》，《社会科学战线》1993.1，《新华摘》1993.3转载。

54．《南北朝时代佛教三大心性论思潮》，《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

55．《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中国文化》第7期，1993,《书摘》1994. 3。

56．《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世界宗教研究》1993.2。

57．《中国佛教文化漫述》，《中华文化》创刊号1993。

58．《洪州宗心性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4.2。

59．《谈谈佛教与中国民俗》，《华夏文化》创刊号1994。

60．《临济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社会科学》1994.2。

61．《〈坛经〉心性论述评》，《哲学研究》1994.5，《智慧的探索──中国哲学1995年》，上海出版社1996。

62．《如何全面认识玄奘的形象与思想》，《玄奘研究》创刊号，1994。

63．《真性与自觉──达摩、慧可、僧璨心性论》，《少林禅苑》1994.1。

64．《融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 《炎黄文化研究》增刊号，1994。

65．《略论我国的弥勒信仰》，《佛学研究》第2期，1993。

66．《华严宗心性论述评》，《中华文化论坛》1994.4。

67．《禅宗精神》，《哲学研究》1995.3。

68．《弥勒信仰在中国》，深圳大学《文化与传播》1995.7。

69．《心性论──禅宗的理论要旨》，《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5。

70．《石头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3卷，1995。

71．《略论佛教对道教心性论思想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5.3。

72．《〈法华经〉导读》，台湾《文化与哲学》，1995.10。

73．《禅与道》，《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

74．《儒佛互动互补──以心性论为中心》，《炎黄文化研究》增刊号第2期，1995。

75．《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6.2。

76．《印度佛教心性论思想述评》，《佛学研究》第4期，1995。

77．《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哲学研究》1996.6。

78．《灵知心体说──菏泽宗心性思想略论》，《禅学研究》第2期，1994. 11。

79．《印度佛教人生理想论简说》，《长白论丛》1996.4。

80．《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文史哲》1996.5。

81．《简论中国佛教的涅盘思想》，《闽南佛学院学报》1996.2。

82．《从对“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6。

83．《中国佛教人生理想论》， 《亚文》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7。

84．《从中国佛教净土思想的演变看传统与现代的转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6。

85．《道佛互动互补──以心性论为中心》，《炎黄文化研究》1996。

86．《中国佛教的宇宙结构论》，《宗教学研究》1997.1。

87．《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哲学研究》1997.9

88．《中国佛教本无说的兴起与终结》，《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7。

89．《中国佛教的气本原说和道体说》，《宗教学研究》1997.4。

90．《中国佛教“理”思想的拓展与演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5卷，1998。

91．《〈法华经〉与一念三千》，日本《中外日报》1997.11.25；《世界宗教研究》1998.2。

92．《略论中国佛教的佛身观》，《五台山研究》1998.2。

93．《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文史哲》1998.5。

94．《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而作》，《中国宗教》1998.4。

95．《天台宗的现象即本质论──“诸法即实相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1998.6。

96．《镇澄对僧肇〈物不迁论〉的批评》，《哲学研究》1998.11。

97．《从中国固有本体论的特色看中国佛教本体论的形成》，《佛学研究》第7期，1998。

98．《从地论师与摄论师的心识本原之辨到天台、华严心本说的阐发》，《人海灯》1998.4。

99．《中国佛教的心论》，《天心与人心──中西艺术与体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2。

100．《中国佛教心本原说的创立与发展》，《文史》1999第2辑，中华书局。

101．《汉晋禅法略述》，《闽南佛学院学报》1999.1

102．《禅、禅定、禅悟》，《中国文化研究》秋季号1999。

103．《从达摩到慧能：禅法的演变》，《正法研究》1999创刊号，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

104．《论南顿北渐》，《世界宗教研究》2000.1。

105．《印度佛教真理观略论》，《人海灯》2000.1。

106．《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中国哲学史》2000.2。

107．《围绕佛教真理观的一场历史性论争──佛教三论系与成论系在二谛问题上的歧异》,《哲学研究》2000.6

108．《南北朝禅学》，《宗教学研究》2000.2。

109．《如来禅与祖师禅》，《中国社会科学》2000.5

1．《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光明日报》1978.9.21

2．《贾思勰的朴素唯物主义真理观》，《哲学研究》1979.4

3．《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9

4．《我国古代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简论》，《哲学研究》1979.10

5．《法制、是非、宗教──读刘禹锡〈天论〉》，《光明日报》1979.12.20

6．《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观》，《教学与研究》1979.3

7．《再论墨子“三表”说的性质问题》，《教学与研究》1980.1

8．《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哲学研究》1980.3

9．《略论汉代经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哲学》第3辑，1980

10．《桓谭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齐鲁书社1980

11．《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影响》，《百科知识》1980.5

12．《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人民日报》1980.7.17

13．《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1

14．《王充的战斗精神》，《人民日报》1981.1.22

15．《〈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学术月刊》1981.4

16．《中国古代哲学的性情范畴》，《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1

17．《关于魏晋玄学的范畴、主题和分期》，《文史哲》1985.4

18．《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的合理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2

19．《中国古代形神论二题》，《天府新论》1985.6

20．《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历史观的基本错误和合理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1

21．《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哲学》，《自修大学》1986.1

22．《隋唐时代的哲学》，《自修大学》1986.2

23．《欲与理》，《哲学范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0

24．《儒学与佛学》，《文史知识》1988.6

25．《儒家人生哲学简论》，《百科知识》1988.6

26．《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论》，《人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7．《早期儒家人格观及其现代意义》，《南京社会科学》1991.2

28．《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在全国首届陈亮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发言》，《中国哲学史》1994.1

29．《儒道的人格价值观及其会通》， 《长白论丛》1995.2 ，《新华文摘》1995.7转载

30．《传统人生价值观与现代化》，《人民日报.海外报》1995.8.5

31．《儒道佛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中国哲学史》(1─2)1996

32．《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教学与研究》1996. 6 ，《新华文摘》1997.2转载

33．《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高校理论战线》1998.10

36．《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慧》，《光明日报》1999.3.19，《教育报》199.4.20，《新华文摘》1999.6转载

37．《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光明日报》1999.10.22，《新华文摘》 2000.1。

1．《读〈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哲学研究》1964.2

2．《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与批判》，《人民日报》1964.4.29

3．《文贵深沉──再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日报》1980.1.8

4．《良好的开端──介绍〈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刊号》，《光明日报》1981.3.5

5．《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人民日报》1983.1.21

6．《一部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再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3

7．《在民盟中央召开的中年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发挥中坚和桥梁作用》，《群言》1985.6

8．《佛教与中国文化》（访谈录），《光明日报》1986.6。11.11

9．《佛教与中国社会》（访谈录），《社会科学评论》1986.12

10．《在五台山研究会首届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五台山研究》1988.2

11．《中国宗教古迹一览·序》，《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88.9

12．《把握自我，勤奋开拓－－治学漫谈》，《文史哲》1988.4，《学者谈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9

13．《积极投身于开创当代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1期，1989.1

14．《禅者的思考·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10

15．《中国宗教十年》，香港《法言》1989.9，《世界宗教研究》1990.2

16．《了解、改造、创新 ──张岱年、丁守和、方立天谈传统文化》， 《光明日报》 1990.2.2

17．《积极开展宗教学研究》，《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2期，1990.1

18．《向读者推荐十本人文科学的书籍》，《中国图书评论》1990.5

19．《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990.1

20．《历史的回响──评“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香港《法言》1990.4

21．《超凡世界·序》，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6

22．《我与佛教研究》，《文史知识》1990.7

23．《澳门文化起儒风》，《澳门日报》、《华侨报》1990.12.30

24．《重德、自强、宽容、爱国》（访谈录），《天津日报》1991.5.23

25．《刚健自强──谈中华民族精神》，天津《学术信息》第6期，1991

26．《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哲学研究》1991.5，《新华摘》1991.7转载

27．《〈文化：宗教与人系列论丛〉总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

28．《深刻的反思科学的总结──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光明日报》1991.11.21

29．《国情、开发、创新》，《中华文化论坛》创刊号，1994.1

30．《孙中山文化观述评》，《学术研究》1994.1

31．《中国传统文化的寻踪与阐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6（合作）

32．《佛学研究的现代化与佛教中国化》，《瞭望》1994.7─833．《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法音》1994.5

34．《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二），《法音》1994.9

35．《佛藏辑要·序》，巴蜀书社1994（合作）

36．《佛门大师评传丛书·序》，京华出版社1995.9

37．《使人类向善，使世界光明──〈佛门大师评传丛书〉之缘起》，《佛教文化》1996.1

38．《人生真相与生命意义的探求──〈禅心人〉序》团结出版社1996.5

39．《一部富有开创性的力作──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 ─1995）》，《法音》1996.7（合作）

40．《宗教与未来社会》，《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9

41．《宗教·生活·文化》（访谈录），《哲学动态》1996.10

42．《人文科学课题中的应有之义──重视开展宗教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6.6

43．《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访谈录），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7.2.16

44．《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世界宗教研究》1997.1

45．《〈张岱年全集〉五人谈》（之一），《光明日报》1997.4.26

46．《对当今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看法》，《中国宗教》1997.2

47．《认真研究中国道教文化──〈中国道教史〉笔谈》， 《光明日报》1997.8.9

48．《在普陀山佛学院的讲话》（摘要），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动态》1998.1

49．《宗教美学的新开拓》，《中国高等教育》1998.4

50．《北大魂》，《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51．《宗教与宗教学》，《慧泉》1998.2

52．《融合互补：未来的文化走向》，《中华文化论坛》1998.3

53．《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切入点是什么？》，《人民论坛》1998.6

54． 《中国佛教2000 年──谈中国佛教的发展》（访谈录）， 《科学时报》1999.1.28

55．《跬步记述》，《哲人忆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

56．《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审美意识──在大型画册〈传世画藏〉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华读书报》1999.6.2

57．《石峻与中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1999.6.18（合作）

58．《深切怀念周叔迦先生》，《佛教文化》1999.4

59．《“元神不灭论”：愚弄人的邪说》，《人民日报》1999.8.10

60．《我和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上册第197─214页，朝华出版社1999.12

61．《宣扬‘世界末日’就是反人类》，《高校理论战线》2000.2。

62．《我和中国佛学研究》，《佛学研究》1999.8，1999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63．《弘法利生：当代佛教的主旋律──“佛教在21世纪的使命”演讲比赛评述》《法音》2000.5。

64．《我与中国佛学》，《世界宗教文化》2000.2

66．《我与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67．《〈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序》，《中国哲学史》2000.3。

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立天先生于2014年7月7日九时二十六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对方立天教授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并委托方立天教授治丧委员会代送花圈。

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于浙江永康。他曾总结，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1956年及1961年。

1949年方立天初中毕业，次年来到上海，在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念了几个月就留校工作，后被调入马列主义教育室当助教，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被赶上阵的方立天只得先去复旦听相关课程，回到学校再现学现卖，也颇受学生欢迎。

相比1949年的革命锻炼，1956年则是学术大门的打开。这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不顾校领导反对，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北大哲学系。

“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数学，数学要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我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方立天曾总结自己如何以初中学历考进北大。

进入北大被他看做自己的学术新起点：“在中国哲学领域，冯友兰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了‘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生前对我更是耳提面命，多有教诲。在佛学领域，汤用彤先生和任继愈、石峻先生都曾给我以直接的教导和影响。此外，陈寅恪、陈坦、吕澂等先生的佛学著作，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也使我受益良多。”在从教50周年研讨会上，方立天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

1950年代后期，北大要求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冯友兰特为1956级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史”，而方立天正是56级2班的课代表，有较多接触、讨教老师的机会。他曾问冯友兰，怎样才能学好中国古代哲学，冯友兰回答：“要把中国古代哲学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加以继承和弘扬，那才叫本事。”

“这句话对我来讲有指明方向的意义，我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学术研究的。”方立天后来总结。

五年大学，因为运动，上课时间不过两年半，但方立天在哲学系学习的同时在历史系听了一年多的课，还充分利用图书馆自学。相对当时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方立天属于不红不白的“粉红色道路”，为此遭到批判。1961年毕业时，他因为觉得留京无望，将志愿都填成了青海。而这一年之所以成为第三个转折点，是因为方立天意外地被分配到人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而不用改行教马列政治课。

“三年不出好文章就走人”

1961年的京城四校排名还是人北清师，人大地位最高，其教学规划需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对老师的要求也高。以哲学史教研室为例，不仅要能通讲从先秦到现代的哲学史，还要有研究重点、专业分工。系主任对方立天说，三年不出好文章就得走人。

方立天报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因其难度大，没有同事报这个方向，“我就说我来吧”，“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

但除了幼年浙中农村的民间宗教氛围，与大学时任继愈两个小时的辅导，方立天对佛教知之甚少，他意识到自己首先需要补习佛教知识。当时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开课，方立天向院系领导申请后前去旁听，亲聆大师传道，体察僧人的修持实践，副院长、学者周叔迦还亲自开书单，让其定期汇报。方立天曾回顾这8个月的学习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有说法称1961年的佛学为“险学”，而与方立天相交多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认为此说不确。“当时任继愈先生就有几篇文章批判近代学者的佛教研究，毛主席看了之后还批示应该加强宗教研究。所以那一时期宗教研究虽然比较谨慎，但还是被重视的。像我1961年上半年还在农村，下半年就被调回参与编《中国哲学史》了。当然方老师能去佛学院进修，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方立天最初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个案入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高僧开始，进入整个佛教历史。1964、1965年，方立天相继发表学术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前者发表在《新建设》，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后者发表在《哲学研究》，“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方立天曾回顾当时投稿的心态。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后来被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转载，而据说解放后十余年来被《中国哲学研究》转载的论文仅有三篇。在当时的学术会议上，有老先生惊讶于方立天的年轻，“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方立天回忆。

但虽然三年内写出了好文章，方立天还是不得不“走人”：四清运动开始，他被下放西山农场；“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江西，1972年回京并进入北师大，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才回到人大，继续佛教研究。

浙江永康人，1933年3月3日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任继愈等学界泰斗。196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是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与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在海内外佛教学术界享有盛誉。7月7日，因病去世。

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印象里，他是每天端着水杯，背着书包，等候图书馆开门的一位师长。

在学界的评价中，他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被誉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

坐守书斋治学数十载，谈起自己的成就他曾谦逊地说：“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双耕”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对中外哲学史产生了浓烈兴趣，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学界泰斗的接触使他获益匪浅，“当时我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

从北大毕业后，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被他视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转折点，“我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跋涉。”

在讨论研究方向时，方立天选择了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作为重点，将长达700年历史的佛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这两块园地进行“双耕”。

“决定研究佛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还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

对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一，涉及诸多方面；佛教在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从哲学层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丰富哲学史，两者相得益彰。

著述50年，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宗教不是社会上的孤立现象，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绝缘形态，对于宗教必须与影响它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显现其独特的本质与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立天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

在1995年全国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学》获一等奖。这本问世于1986年的书还获得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佛教普及读物之一。

“我着重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对中华文化三大传统（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方立天说，“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传统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方立天教授不仅阐发了宗教学知识，而且在中国宗教认识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为后学的中国当代宗教研究起到引领作用。他在宗教与文化关系上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纵览方立天50年著述，其间一条主线就是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说：“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

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

躬耕于佛教、哲学领域，为方立天陆续赢得“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等诸多荣誉，也陶冶固化了他静心专一、不畏困难的治学态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

“他没有大学者的派头，不尚空谈，他总是那样谦逊，有了新观点还特别要听一听我们的意见。从方先生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什么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可贵精神，什么叫立身有道、温润无华的人格魅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方立天的治学态度与为人之道十分钦佩。

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方立天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曾有评价说，方立天是“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他用实际行动为这句话作出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