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市场衰落进而房地产的转卖率很高，旅游设施也大量消失，最终旅游地将变成名副其实的“旅游贫民窟”，另一方面旅游地也可能采取增加人造景观、开发新的旅游资源等措施，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从而进入复苏阶段。

旅游休假地和其它产品一样，也有其兴衰的模式，即休假地的生命周期。然而，系统地把市场学中的生命周期概念引入到旅游休假地管理的研究中，还是1980年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的贡献[①]。他对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的描述是，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始于一小部分具有冒险精神、不喜欢商业化旅游地的旅游者的“早期探险”（exploration）。在“参与”（involvement）阶段，由于当地人们积极参与向消费者提供休闲设施以及随后的广告宣传，使旅游者数量进一步增加。在“发展”（development）阶段，旅游者数量增加更快，而且对旅游经营实施控制的权力也大部分从当地人手中转到外来公司的手中。在“巩固”（consolidation）阶段，尽管旅游者总人数仍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放慢。至于“停滞”（stagnation）阶段，旅游者人数已经达到高峰，旅游地本身也不再让旅游者感到是一个特别时髦的去处了。而到了“衰退”（decline）阶段，因旅游者被新的度假地所吸引，致使这一行将衰亡的旅游一日旅游者和周末旅游者的造访来维持其生计。

对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这一理论模型，西方学者一直在做实证性的探索。尽管他们不同程度上都发现了实际情况与这个理论模型之间存在的差异，但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支持这一理论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的具体形状虽然因旅游地自身的发展速度、可进入性、政府政策以及竞争状况等因素的差异而各有变异，但每个旅游地都难免要经过“早期探险”、“地方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退”这样几个阶段。能够满足一切时代的旅游者的口味的度假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然而，从经营的角度而言，没有一个旅游度假地的经营者不期望他所开发经营的度假地能在为他提供利润的前提下尽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我们虽然相信“永生”是不可能的，但也相信，在弄清了影响旅游度假地寿命长短的因素并进而做出明智决策之后，“长寿”的目标是不难达到的。

旅游地生命周期与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关系需求因素，作为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的行为（或期望）结果，是决定旅游地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尤其在开发论证阶段，需求论证是决定开发可行性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由于需求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测量性，常常使需求研究难以取得准确而全面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我国旅游开发实践中是有经验教训的。一方面在主观上忽视对需求特征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客观上又缺乏从事市场研究的专家，致使许多地方旅游地开发项目缺乏应有的需求基础，最终导致经营上步履维艰，甚至关门谢客了事。

从逻辑上看，一个旅游地的产生总是由需求刺激而产生的，然而，不仅实际情况不尽然（例如，对需求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即便是确由实际需求引发的旅游项目，也不一定会在开发的后续阶段上始终能满足顾客的需要。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上，需求的变化对旅游地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开发的最初阶段，不管是实际需求或潜在需求，都表现出其巨大的诱惑力，否则开发本身就不会实现。在我国，作为旅游地重要供给条件之一的饭店建设，就明显具有这种特征。然而，当旅游地被作为产品开发出来之后，相应的需求反应在开发经营者看来，却可能是出乎意料的。这也许是由于最初对需求的性质和潜量的理解和评估本来就不正确或不准确，也许旅游地的实际建设者并没有完全理解规划者的意图，从而导致“产品形态”与预期模式错位，也许在旅游地开发的同时已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等等，这种变故都可导致预想的需求水平无法实现：需求很快出现萎缩或转移。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于旅游地开发后的短暂时间内，那么，旅游地的经营就将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旅游地还未充分地经历一个稳定的发展、巩固和停滞之前就出现需求萎缩或转移，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而这种状况一旦发生，就必然预示着旅游地要迅速走向衰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几年来由旅游开发热潮带动起来的一大批“宫”、“庙”、“微缩景区”中，很多盲目上马的项目都已面临着需求不足的挑战。几乎带有普遍性的“闭宫”潮，正在向人们发出警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需求这一关键因素的分析与评估。一个旅游项目面临需求不足的窘境，就仿佛患有先天性营养不良症，是很难治愈的。 效应因素相对于需求因素而言，是一种继发性影响因素。它对旅游度假地生命周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侧面：即由旅游度假地的运行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自从中国旅游业步入快速发展的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便开始了对旅游效应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一方面以经济效应为主，另一方面也未能系统地从对旅游生命周期的影响的角度加以分析考察。

经济效应对旅游生命周期的影响，可以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持续的积极的经济效应，包括对旅游地的开发经营者和对社区乃至社会的效应，不仅可以加速旅游地步入发展、巩固和成熟的阶段，增强其维持繁荣期的能力，同时会诱发旅游地的深度开发。相反，任何消极的经济效应，都将最直接地构成经营者自身的经营阻力并引发外部社会的负面反应，而这种状况只能加速一个旅游地衰退期的到来。

社会效应是学术界研究中的一个弱区。由于我国尚处于总体上的初始开发阶段，人们对旅游地开发的社会效应还不够关注。然而，从西方旅游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来看，旅游社会效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足以影响着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一般而言，在旅游地的早期探险和随后的规模开发阶段，由于旅游者多数由一些具有冒险精神、不因循守旧的人构成，因此他们对旅游地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都能积极适应，加之他们的出现给旅游地创造了又一个了解外部社会的渠道，因此，他们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旅游地达到饱和或停滞期时，由于旅游的大众化，因此对地方文化的冲击就趋于深刻，对地方社会的各种习俗和规范的适应性就差，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社会摩擦，就可能潜在地或现实地加速旅游地衰退期的到来。

旅游地的环境效应是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领域。以往人们倾向于认为旅游是一种不引发环境负效应的活动。可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这主要因为：（1）旅游对环境的依赖实在太紧密了，或者说被开发的旅游地往往是为满足旅游者追求原始、自然或新奇的环境而建设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正是由于旅游者的介入，才引发了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2）旅游本身因交通、对资源的需求、废物排放、土地利用、旅游者活动等行为而直接对环境造成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影响。单从这两个方面而言，就足以十分肯定地说，一个本来为满足旅游者消费需求而开发出来的旅游地，如果因管理不善而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就意味着旅游者前往该地的初衷事实上已无法得到实现，加之环境问题所引起的社区各种利益集团的负面反应，就必然要加速旅游地衰退期的到来。

除了需求和效应因素外，还有环境因素对旅游地生命周期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所不同的是，环境因素（由旅游地内部组织环境、外部经营环境和外部大环境组成）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作用力，除了来自于环境系统本身外，还来自于效应和需求因素的某种注入。从而，旅游地在运作过程中对外部大环境的积极适应能力，与外部经营环境中的协作关系的性质，以及自身在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资源获得方面的组合情况，就共同构成多元环境因子而不断渗入旅游地这个机体之中，成为能决定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

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控制和调整，实际上就是对相关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和作用方向进行控制和引导，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因素对扩展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首先，要从宏观上树立旅游资源的战略性管理的观念，通过全面实施永续旅游战略，来延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推迟旅游地衰退期的到来。

永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是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主流的新的全球性旅游发展哲学[②]。它以强调对旅游开发的综合效应评估为出发点，以谋求旅游开发的长期价值为目标，并且对旅游的生态效益至为关注。这种开发哲学在西方已成为主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西方旅游学界近年来广泛流行的一些以永续旅游为出发点的新的旅游形式，诸如“绿色（green）旅游”、“软（soft）旅游”、“探险（adventure）旅游”、“生态（ecology）旅游”、“责任旅游（responsible）”和“替代（alternative）旅游”等观念。虽然要把这些观念完全落到实处还不太容易，但观念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一种极有影响力的资源。因为，对一切现象的理解和处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观念的问题，只要观念变了，就会积极为新观念的推行找理由、做注解。如果我们能在战略上形成永续旅游观念，就等于具备了积极的动态发展意识和长远的发展观点，就等于使旅游开发一开始就有了高起点，就等于在战略上保障了旅游地的长久的生存期限。

其次，要建立起完善的旅游地吸引物系统，并通过有效的、及时的产品再开发向这个系统提供应有的产品补充，以此谋求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吸引物是旅游地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人往往以为，吸引物通常是指一种风景或其他类似的景观和附属设施及其组合。其实，这种认识恐怕不够全面。作为旅游地吸引物系统基本要素的，除了这种一般所指外，应该加上同样具有吸引功能或示范功能的旅游者以及各种能传达旅游地相关信息的标识物[③]。尽管旅游者的存在客观上必须以另两个要素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因此所谓建立完善的吸引物系统实际上要受制于这两个客观因素，从而在时间上也就是有保留的。然而，旅游地通过各种营销努力以扩大或维持旅游流，事实上就是在谋求建立起完整的旅游吸引物系统。这一点以前人们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或者说未曾积极地意识到旅游者的吸引或示范的功能，更何况把“人”列入“物”之中，在接受上总会有些障碍的。

由于旅游吸引物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包含时间维的动态过程，因此，这就涉及到在整个旅游地生命周期内吸引物系统的再开发问题。从需求的角度合理确定再开发的节奏、指向、序位和水平，是对旅游地生命周期进行有效调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最后，有效地运用市场营销观念和手段，是从环境因素的角度控制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又一个切入点。市场营销观念强调建立良好的内部组织环境，与外部经营环境建立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并能积极通过自我调整适应外部大环境。在这方面，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成果。

延续现有主导旅游产品的战略措施

深化内涵战略 这种战略强调对原有产品加工和提升，深化产品内涵，增加产品吸引力。如都江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环境容量超载、旅游产品老化，游客量急剧下滑，沦为成都市郊公园。在本世纪初，都江堰及时地申报世界遗产，并在此过程中加强环境整治，深化并突出了其文化内涵，使其走向了复苏。又如夜景一般用来表现城市风光，但桂林另辟蹊径，用夜光照亮自然山水，创造出漓江夜景，形成仙境般的新景观，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连年下滑的桂林旅游走上了复苏之路。桂林自然山水的夜景的创意用于黄果树瀑布，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重塑形象战略 这种战略顺应地方文脉，扬长避短，避免盲目模仿，发挥隐藏的优势，延展并突出其原有形象，推出特色旅游产品，使旅游地焕发生机。如丹霞山是广东三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位列广东四大名山之首，是我国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在上世纪80年中后期及90年初，由于其特色形象弱化，吸引力减小，旅游市场停滞不前，旅游地走向衰落。保继刚先生提出开发阳元石景区，重塑丹霞山（丹霞地貌）形象，带动丹霞山走出困境。

改善环境战略 这种战略着眼于旅游地的整体氛围，从核心吸引物（主导或拳头旅游产品）的外围入手，改善其生存环境，从而达到维持市场的目的。这是一种眼界高远的战略，主要应用于基础设施落后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旅游地。如乐山大佛，在上世纪末，旅游出现滑坡，主要原因是核心资源遭到严重自然侵蚀，影响了其吸引力和长远发展。于是便开展了修饰保护工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更新换代主导旅游产品的战略措施

规划预防战略 这一战略是指在规划旅游地时，打造每一项旅游产品时，预测其生命周期，及时地更新换代。这种战略主要用于人造景观的开发。如深圳华侨城，自1989年以来，相继推出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一期、“欢乐谷”二期等主打产品，每隔几年都有新的产品问世，产品一步一步地由陈列观光型、表演欣赏型向主体参与体验型升级，这使得其发展长盛不衰。而全国各地的各类主题公园却因其主导产品不再为市场接受又没有新的产品推出而走向衰落。昆明世博园在建设之初就确定了永续发展的理念，提出了远期规划和分阶段建设的构想以及“九九世博会，永久世博园”的口号，在九九年世博会之后，产品周期性的升级换代，把老顾客变成新顾客，长期保持大量的客源和高收入水平，在旅游地衰落之前就克服了衰落。

产品组合战略 这种战略强调以新的产品样式丰富原有的产品，配套组合，克服原产品的弱点，全面提高品味和档次。如贵州舞阳河，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峡谷风光为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旅游出现持续下滑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一的乘船观光，产品单调，全程走回头路。金颖若教授提出开发漂流等参与性与娱乐性强的产品，并开发其支流白水河，引入一个新的入口，形成完整的环线。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指导。又如四川碧峰峡，在1999年打造推出野生动物园，取得了成功。但是，2001年重庆野生动物园开业，2002年成都野生世界开园，新的竞争出现。面对新竞争，碧峰峡积极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产品组合：2002年5月成功推出了中国第二个大熊猫研究基地；近年，又利用雅安“雨城”的文脉，结合“西蜀漏天”的传说，推出“女娲”文化旅游产品。

事件激活战略 这种战略充分利用注意力经济的思想，制造和利用轰动的“外部事件”激活市场。如丹霞山的复苏即利用到了人们对阳元石的讨论与关注，这一事件在丹霞山的旅游复苏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又如现在各地最为通用的方法就是举办相关的节事活动，如重庆茶山竹海，通过举办国际茶竹文化旅游节，突出了旅游地的旅游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营销推广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激活了中远程旅游市场，旅游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