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描述的另一个家庭是迪迪穆斯·马库马之家。迪迪穆斯（简称迪迪）是黑人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开展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妻子西邦贾伊尔（简称赛莉）长期在国外流亡。迪迪从事的地下工作连他的妻子都不十分清楚。他们可以说是一对同志/伴侣的夫妻，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他们的女儿姆福，出生在英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黑人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后，他们一起凯旋归来。父亲迪迪穆斯担任了国家行政高级官员，母亲西邦贾伊尔也开始在政府部工作，女儿姆福上的是当地一所好学校。夫妻之间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事业上互相信赖支持。在婚姻生活和个人情感方面，黑人马库马夫妇与白人斯塔克夫妇似乎是鲜明的对比。同时，马库马一家似乎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解放运动获得胜利后的选举中，迪迪穆斯落选了，而西邦贾伊尔却进入了高层领导之中。这是因为时间和场所改变了，现在解放运动需要的不是渗透和破坏，而是谈判、重建以及获得国际承认和资助。这样的角色，迪迪穆斯已不再胜任，而西邦贾伊尔以她的热情和能力，正好大有用武之地。此时，迪迪穆斯不仅有种失落感，而且解放运动处于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对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反省和自我谴责，竟然要求迪迪穆斯公开为自己过去在扣留营中当审讯官时所做的事情认罪，他成了政治斗争所需要的牺牲品。在丈夫遇到困难的时候，妻子西邦贾伊尔非但没有十分体贴地去安慰丈夫，反而对他表示出某种嫌恶的情绪，因为她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十分敏感。

西邦贾伊尔最终担任了政府部门的要职，但她同时被一些白人极端组织列入暗杀者名单，一直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态。女儿姆福也遇到了麻烦，在斯塔克太太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她认识了维拉在法律基金会的一位名叫奥帕的同事，他是一个黑人青年（同时也是维拉的情人）。姆福瞒着父母与这位已有妻子和孩子的年轻黑人交往，并怀上他的孩子。事发后，这对青年男女被强迫分开。维拉与赛莉的关系也因此一度冷却了下来，直到维拉与奥帕在一次活动中遭遇抢劫受伤后，她们才开始恢复交往。

在贝内特离开后，维拉卖掉了那幢伴随了她几十年的房子，搬到一位名叫泽夫·拉皮尤拉纳的黑人朋友家中，在他房屋的附属建筑里独自走完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之路，无人伴随着她。

20世纪80年代，南非国内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国际社会不断向种族隔离政府施压，再加上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南非国民党的统治已是四面楚歌，穷途末路。1989年，长期鼓吹种族隔离制度的总统波塔辞职，戴克拉克上台，新总统很快宣布南非“政府准备废除允许地方当局在公共场所执行种族隔离的分离设施法”。

1990年2月2日，戴克拉克又宣布解除南非解放运动组织的禁令。9天后，曼德拉获释。这标志着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正式废除，南非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

随着南非由种族隔离社会向后种族隔离社会的转变，长期关注南非现实的戈迪默于1994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人伴随我》。

维拉

女主人公维拉是资深律师，支持黑人解放运动，经常通过法律的手段乃至冒着生命危险为黑人们争取土地和生存的权利，但她的私生活却极不光彩，出轨成性，最后只能独自走完人生之路。

迪迪穆斯

《无人伴随我》里最为孤独的人该是迪迪穆斯——一个心怀梦想却最终无法实现的人。迪迪穆斯是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士，解放阵线的重要革命者。可是在胜利后的新政府机构选举中，他出乎意料地落选。不仅如此，他随后还又成为新政府自我反省自我谴责的牺牲品。

作为南非文坛的巨肇，戈迪默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处于特殊的时间与场所中的复杂世界，其中的人物也是复杂的、多样的。由于各种政治、种族、信仰等原因，他们似乎无法真正地沟通，彼此信任与关爱。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中的人物，使他们感到孤独与绝望。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在孤独中走过他们的生命之旅，这就是这部小说展现给我们的那个世界中的人间故事。显然，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流露出的悲观色彩与她生活的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它是她生活其中的那个特殊国家和时代的艺术写照。

从《无人伴随我》看，在戈迪默的思想中，新南非政治正义的实现，不仅要求白人的物质妥协与现实努力，也不仅要求建构黑人女性的主体性，给予黑人女性以性别正义，更要求政治上胜利的全体黑人正确处理即将到来的权力，避免新南非陷入黑人自己制造的另一种压迫中。

对于戈迪默来说，维拉这一虚构的人物身上，恰恰寄寓了现实白人在新南非存在的政治合法性。戈迪默相信，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白人，不可能仅仅通过真相与仟悔来获取宽恕与和解。南非白人应该还南非黑人以物质正义；他们必须选择站在黑人一边，为黑人的权力而斗争。南非白人的典范只能是维拉这样的人，而不是那些天天在教堂里和电视上忏悔自己罪恶，又在现实中抓住既得利益不放的人。戈迪默相信，只有有了维拉这样的人，“白人们尽管在过去胡作非为，仍被未来所接受”；只有有了维拉这样的人，“肤色和种族可以算不了什么，坐在（政府）座位上的代表们可以是不同的肤色，而不是纯黑色。”

小说中，西邦贾伊尔是一个具有非洲之母色彩的原型人物，她是非洲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承者。虽然长期流亡欧洲，但是这位具有祖鲁族和索托族血统的黑人女性，依然顽强地保存着对南非传统文化的热爱。当女儿姆福已经能熟练地把伦敦时尚和非洲风情在自己的服饰上熔为一炉时，西邦贾伊尔却坚持要她学习古老的祖鲁族语。她对女儿说：“我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根，不仅仅由于流亡……接受你的语言吧。”在西邦贾伊尔看来，无论全球化的趋势如何大潮汹涌，欧洲的时尚如何绚彩夺目，南非的文化和传统都必须一代代传承下去。在叙述手法上，戈迪默没有对文化传承这样的宏大命题施以浓墨重彩，而是举重若轻地将其置于一对黑人母女貌似不经意的对话间，这种微言大义反倒更能提醒读者去反思黑人女性对于南非的意义。

戈迪默在塑造主人公维拉，反映其内心世界时，采用的主要技巧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是意识流技巧中员常见的表现形式。意识流，确切地说是—个心理术语，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合。在现代英美小说中，意识流被用来表现西方人的复杂心态与悲观情绪，通过揭示那个痛苦的“自我”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自由联想“并非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恰恰相反，它往往受到某种客观对应物的刺激和影响。此外，它与人物的个人经历和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者采用的另一叙述技巧则是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将它们大量的交错并置。

由于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特征，使得它们可以和叙述者的叙述语自然流畅的融合在小说里，读者能随着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换而自由出人人物的内心世界，频繁的穿梭于三个世界——作者所处的现实世界、小说人物所处的文本世界以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这也凸现了维拉思维意识的跳跃性。现实的存在物和其他人的谈话随时都可能打断维拉的思绪，从而使她做出联想和回忆，以及对现实与存在作一系列的思考。这也正是南非社会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在维拉思想意识里的反映。

在直接引语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引号而代之以破折号。在戈迪默看来，双引号给人的感觉就是“把人物实际所说的与小说框架分离了”，而破折号的好处就在于“破折号更快捷，更深刻恰当”。在她看来，在说话人说话和听者做出反应之间有一个“停顿”，破折号这一视觉象征比引号更能表现这一停顿”。破折号除了标志人物对话以外，它在小说中还起到了阐释说明的作用。在需要解释说明的地方，戈迪默直接采用破折号引入评论语或是解释性的语句。破折号的大量使用，使得叙事者的评述语、叙述语和人物的内心想法混在一起，在形式上使得读者无法区分出哪些是人物的谈话，哪些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哪些是叙述者的评述，必须要做细致的分析。这使得读者很“迷惑”，他们往往需要“倒回去重读一两行。才能明白”。正因为此，读者在阅读时才不得不努力在这三个交替并置的世界中，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现实意义的理解。

戈迪默是一位语言大师，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诗一般的描写、绘画一般的情景：“夜里她躺在她所选择的男人的怀里，带着在黑暗中想象出的她可能会有的各种生活，重复着那些她正在学习的精确的法律陈述，而这些陈述犹如彩带在她去梦乡的路上从她的头脑中愉快地飘过。”

纳丁·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业小镇斯普林斯。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英国人，均系犹太裔。戈迪默先后在一所修道院学校和维特沃特斯懒得大学读书。她从小个性独立，九岁就开始学习写作，十五岁时便在南非的一家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十年之后，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1949）问世。几年之后，首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1953）亦出版。戈迪默的主要作品包括十部长篇小说和十部短篇小说集。同时她还著有三部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