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权行为模式下，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是相对于负担行为而独立化、无因化。在权利人未追认的情形，仅“处分行为”无效，而“处分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采纳统一法律行为，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法律效果，因此，只存在债权合同（这里即处分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而不另外存在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它所指的是 “合同有效”，而不称“处分行为有效”，显然合同法立法思想是不采纳物权行为模式，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直接指向“处分合同”，而非“处分行为”。

（二）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处分合同效力属效力待定状态。所谓效力待定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在无权处分合同中，无处分权人缺乏处分能力本应使订立的合同无效，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这即符合追认权人利益，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在权利人追认前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前，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简单地宣告该合同无效，是符合各方的利益的，权利人对效力待定合同追认后，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后，该合同就生效。

一般情况下，对财产的处分权是属于所有人的，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并且很可能构 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害，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的无权处分行为，法律出于鼓励交易的考虑，规定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种处分行为所订合同有效。比如某甲出国前，将一批保质期为二年的高级营养保健品寄存某乙处，说明一年之内回国取走。一年多后，某甲因故仍未归，又一时联络不上，某乙遂与商场签订该保健品销售合同。经某甲归国后追认，该销售合同有效。当然，追认的形式权利人既可以向买受人作出追认，也可以向处分人作出追认。无论向谁作出追认，其法律后果都由权利人承担。法律这样规定，对于在特殊情况下为保护他人财产利益而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是个鼓励，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资源能向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实行流转，防止了资源的浪费。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3条第（2）明确规定：“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中国现行《合同法》中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在几次草案中数易其稿，最终才有了第51条规定，立法者在保护所有人利益与保护交易安全两层目的之间力求寻找一个平衡点，让双方满意，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既然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应当确立现代民法理念，现代民法提出了社会所有权的观念，认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主义的绝对崇拜，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发展，保护实现动态的交易安全，较之静止的财产安全，更能体现全社会的自由、正义、效益和秩序。依此观念，就应当以保护动态的交易安全为先来处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由于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权利人与相对人三层民事关系，其中只有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为纯属交易关系，因此应在保障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再考虑其他两层民事关系的问题。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分几个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相对人明知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而与之进行交易的行为。相对人明知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而与之进行交易行为，其目的在于使自己通过交易获得本属于权利人的利益，而对于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不加理会，双方通过默示主观上达成了恶意串通，客观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合同无效。”因为法律只保护合法的合同关系，对内容或目的违法的合同关系，一概否定其效力。如果对此种主观具有恶意的相对人的利益加以保护的话，势必会破坏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在这种场合，权利人可以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请求相对人返还财产，也可以依侵权行为的规定请求无权处分人赔偿损失。

（二）相对人不知或者不应当知道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而与之进行交易的行为。相对人由于不知道权利人的存在，所以其主观上是善意的。对于善意的相对人，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

对于相对人为善意的无权处分可区分不同的交易阶段做出不同的认定：

相对人和无权处分人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已经交付给相对人。此时即涉及到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问题。善意取得，亦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占有的他人的财产转让第三人，第三人在取得该财产时是公然善意、有偿和无过失的，则第三人可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第三人在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后，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无处分权人赔偿损失。

由此可知，善意取得作为财产权的一种原始取得方式，是无权处分行为的结果，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使无权处分行为转化为有效行为的又一方式，应当作为《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一个例外。法律之所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是基于占有之公信力，善意受让人出于对公示的信赖，应当取得物权。否则，连法定方式都无法保证出让人具有处分权，交易就失去了最起码的保障。其次是基于交易之便利。当今的商品交易非常频繁，如果在交易中由第三人负担无权处分的风险，则受让人势必辗转调查让与人处分权限之有无，这将增加交易费用，拖延交易时间。该种情况下，无论权利人事后是否追认，使该无权处分行为符合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从而排除其有效地障碍，也无论无权处分人在订立合同后是否取得了标的物的处分权（通过交易、受赠等行为），纠正了主体不合格之错误，均不影响该合同成为有效的合同。

当然，这种情形必须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构成要件，即：处分财产的出让人必须实际占有被让与的该财产。且此占有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而合法地占有处分物。

对于盗赃和拾得物，各国规定有所不同，大致有三种模式：

一是规定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苏俄民法典》第152条；二是规定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但通过法定方式取得的，可以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如《日本民法典》第193条、第194条规定：“于前条情形，占有盗赃物或遗失物时，受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二年间，可以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盗赃及遗失物，如系占有人由拍卖处、公共市场或出卖同种类物的商人处善意买受者时，受害人或遗失人除非向占有人清偿其支付的代价，不得回复其物。”即第一经过二年除斥期间；第二是在法定场合买受；三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中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还有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等均不适用善意取得。其立法意图是保护占有处分物的合法性。

这种交换，是指通过买卖、互易、赠与、债务清偿、出资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至于这种交换行为是否应为有偿，各国规定不同。在多数西方国家及日本等国，规定并无有偿无偿的限制，只要属于交换行为即可，因而赠与也是善意取得的合法交换方式。《苏俄民法典》第152条则规定，适用善意取得的财产必须是有偿取得，无偿取得不适用善意取得。我们认为非通过交换而转移占有的财产，即使受让人已经实际占有该财产，也不发生善意取得效力。如继承和遗赠，不是交易性质的法律行为，而且继承和遗赠的财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合法的财产，如果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财产非其所有，即使继承人或受赠人已接受了这些财产，也不能发生原所有人丧失所有权的后果。

法律禁止流通的财产，如毒品、文物等，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同时，善意取得的财产必须是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一般都要进行过户登记，出让时必须出示权利证书，因而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就是不知情，即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不知让与人为非财产所有人或无转让权人。受让人必须在让与人交付财产时为善意。财产交付完毕以后，如果受让人得知让与人无权处分，并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如果受让人在财产交付前或交付时已知让与人无权处分财产，即为恶意。此时，对于无偿取得标的物的善意相对人以及其它法律规定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形，权利人仍有权行使拒绝追认权。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善意人要么未付出相应的对价而取得标的物，要么未依法律规定来订立和履行合同，所以法律让善意相对人负担一定的不利益，从而向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一方倾斜，是合理的，也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相对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合同虽已生效但未履行或者标的物尚未交付。此种情况下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因此不应按前述的原则来处理。这是应当适用中国《合同法》第51条的典型。此种情况下允许权利人享有追认权是给予权利人一定的选择权，如果权利人认为此合同对已有利可以追认其为有效合同，如果权利人认为此合同有损于自己的权益，可以拒绝追认，使该合同成为无效合同。而对于并未受领交付的善意相对人来说，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无权处分人基于自己对诚信义务的过失，赔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中国《合同法》第51条，主要着眼于对财产所有人的利益保护。而善意取得制度主要侧重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其实无权处分行为在理论上与民法中的许多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和审判实践中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此条规定了另一种效力待定合同——无权代理的情形，两者根本的区别是无权代理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而无权处分是以自己的名义。中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有效。这种权利人事后所做出的追认，其效力仅仅是使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而已，而不能认为，在权利人和处分人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处分人实际上是代替权利人处分财产，由此产生的后果均由权利人承担，合同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如果无权处分是以权利人的名义处分权利人的财产的，即无代理权的人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就是无权代理，应当适用无权代理的有关规定。中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无权代理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律为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及维持流转秩序，特别设定追认权制度，依被代理人的自由选择决定该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自己发生效力。无权代理经本人追认，即转变为有权代理，发生代理行为的效力，无权代理本人不予追认的，该行为并非当然无效，只是不能依代理制度对本人发生效力而已。这种情形，该无权代理行为，如果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由无权代理人自己作为当事人而承担其法律后果。

与不当得利之关系，在交易上最为常见。而且，由于无权处分存在有偿无偿之分，并有相对人善意恶意之别，使得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的关系饶有趣味。

1、有偿之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对于有偿之无权处分，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其与无权处分人之法律行为有效，在标的物交付之后，相对人并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权利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消灭。虽然，相对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标的物所有权得失的因果关系，但有善意取得这一法律上的原因，故无不当得利关系之存在。而无权处分人从相对人处收取的价金或者其对相对人的价金请求权，却是权利人丧失标的物所有权的对价。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利益得失的因果关系，且无法律上的原因，故无权处分人应当向权利人返还不当得利（价金或价金请求权）。如果相对人为恶意，即使标的物已经交付给相对人，权利人依然保有所有权，可以向相对人提出所有物返还请求（当然也可以依侵权行为规定请求无权处分人赔偿损失），由于权利人保有对所有物的所有权，无权处分人所收取的价金并非所有权之对价，故权利人从相对人处回复标的物后，相对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出现了利益得失的因果关系，相对人可就给付的价金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

2、无偿之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对于无偿之无权处分，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其是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故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时，无权处分人没有从相对人处收取价金，也无所谓不当得利。此时，权利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侵权责任。但为平衡当事人之利益，依民法基本价值判断，创设例外，权利人也可向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因为不当得利之基础在于公平，同社会良心主义相吻合，财产价值的移动，在形式上一般确定为正当，但相对认为不正当时，出于公平理念而调节此项矛盾，构成不当得利的本旨。毕竟相对人取得标的物没有支付对价，由其向权利人返还相应的不当得利，不违反民法之基本原则。如果相对人为恶意，则处分行为无效。权利人可向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加重责任，也可选择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侵权赔偿。

中国《合同法》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条是关于权利担保义务的规定。出卖人未履行权利担保的义务，使得合同订立后标的物上的权利缺陷没有去除，即属于出卖人不履行债务的一种情况，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适用《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依照该条规定，买卖合同成立后，如果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的，买卖合同自始有效，不发生权利人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问题；如果权利人未追认且无权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就可能发生权利人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情形。这种情形，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自交付时已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权利人已经丧失权利，自然没有适用《合同法》第150条权利担保规定的余地。如果相对人为恶意，订立合同时明知出卖人无处分权，即存在权利瑕疵，因此相对人也不享有权利担保义务请求权。可见，出卖他人之物，属于《合同法》第150条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情形。

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而私卖共有物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分析。对于以全体共有人的名义但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出卖共有物的，可以作无权代理处理；而对于一个或者一些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出卖共有物，但不以共有人的名义的情形，则可以作为无权处分，适用中国《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的规定。

依据《合同法》（第229条）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相对人不得以所有权对抗承租人的权利。但如果相对人订立合同时为善意取得，当然可以依据《合同法》第150条向无权处分人主张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第四、对于出卖抵押物，则基于抵押权人可能行使抵押权，扣押、拍卖标的物，由相对人（买受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当然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如2002年6月11日最高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消费者作为买受人。这个司法解释就将抵押权、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的善意取得的关系作了不同一般法律条文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