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渡日后的200年间，儒学向日本的传播一直以百济（朝鲜）为桥梁，且主要是通过以《论语》为内容的宫廷教育，在少数上层人物中传播。之后随着统治者对儒学认识的加深，逐渐意识到发展儒学的重要性，便着手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吸取和传播儒家思想。从百济迎来更多的儒学家来日传授儒学。除《论语》之外，更多的儒家经典亦传入了日本。

为儒学在日本传播开辟广阔道路的是推古天皇时的圣德太子（574～622）。他采取的重大步骤是颁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17条宪法和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实施政治上的改革，并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学习、研究儒学。推古天皇十五年（607）首次派出小野妹子为遣隋使，翌年（608）再次派小野妹子来华，另派高向玄理、南渊清安、僧旻等8名留学生和学问僧同行。是为日人留学中国之始。此辈留学生学了儒学，回国后或从政，或从教，均对儒学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对儒学的传播为7世纪中叶的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大化改新是一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中国隋、唐大一统封建国家为典范推动封建化的政治改革运动。改新的结果也确实使氏族和奴隶主的统治最后崩溃，日本社会从此开始过渡到了封建社会。

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极力输入唐文化，在国内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传播儒家思想。自630年开始不断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生在华尊孔子读儒经，归国时还带走儒家经卷，归国后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移植，他们和遣唐使及学问僧不断将儒学传入日本。在其影响下，676年日本开始设立大学寮。701年大学寮开始释奠先圣先师。日本祀孔即发轫于此。由是儒学在日本开始宗教化，孔子开始被偶像化、教主化。大宝元年（701）日本修成“大宝律令”，从律令的“学令”中关于教师资格、学校应行事宜、学生入学资格及手续、教授的科目、考试的内容等规定中可以看出，所要实施的即为儒学教育。养老二年（718）又修“养老令”，确立了日本儒学化的教育制度。按规定学生考课、奖惩及出路皆与其儒经的学习相联系，从而使求仕禄者不能不埋头经书。教育的儒学化有力地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奈良时代（710～794），日本一如既往，继续兴办儒学教育，选派遣唐使和留学生，在全社会提倡儒家伦理道德，输入儒家经典，尊崇孔子，使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奈良朝的教育以唐朝为标准，大学、国学主要学习儒经。教师的选拔与晋升以儒学水平及教授儒经的数量与质量为准。学生的考课与出路以儒经学习的好坏来决定。学校春秋祀孔。儒学教育空前隆盛。为直接从唐朝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奈良朝曾多次选派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最著名的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膳大丘。他们仰慕唐文化，对儒学在日的传播及发展均做出过贡献。为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整顿封建秩序，奈良朝向全社会推行儒家伦理观念，特别是“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就中以尚孝最甚。奈良朝对儒学的需求使之不断抬高孔子的地位。768年尊孔子为“文宣王”，自此孔子在日始享王者之尊。这多种渠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使儒学传播日益广泛。

平安时代（794～1192）的400年间，不仅继奈良时代的各种做法进一步传播儒家思想，而且根据日本社会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融化吸收。平安朝改变过去单纯模仿中国的做法而在“和魂汉才”思想指导下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使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乃至社会风气都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生深刻变化。

儒学自始传至平安时代900余年，经历了日本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并最终确立封建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因儒学适应日本建立、健全封建制度的需要，在日本封建化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而逐渐扎下根来。之后随着日本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又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由镰仓时代经吉野时代、室町时代至德川幕府建立，即由1192年至1603年的400余年，为儒学在日本的发展时期。

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至1867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建立的均为军事独裁政权。军事贵族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是武士地主阶级。早在平安后期武士阶层的势力便因中央政权腐败、地方势力争战不已而逐渐抬头。幕府政权建立后，穷兵黩武，提倡尚武精神和武士道。在武士道的形成过程中儒家伦理思想被武士道理论家所利用，他们吸取了其中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使儒家思想作为武士道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在日本传播了近10个世纪。幕府时代日本的统治者及武士道理论家都很注重阐扬儒学。他们不仅利用儒学解释武士道，而且按照其统治利益的需要改造儒学，赋予儒学以新的内容，充实到武士道中去。只是此时的儒学已非先秦的原始儒学。而是发展到理学阶段的儒学。

历届幕府均很注重理学的输入。理学传人日本，一般认为是在镰仓中叶。出于发展封建制度的需要，日本自镰仓时代至德川幕府建立的400余年间，曾通过本国来宋的学者、禅僧及东渡的宋元儒僧和宋儒、朝儒的到日讲学，从中、朝输入儒家经典，兴办儒学教育和修建文庙，祭祀孔子等途径，大力输人与传播理学思想。使自幕府将军到地方大员均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其他朝臣也多以儒教立身。因此这一时期儒学已相当普及，地位亦有很大提高。这就为德川时代儒学进入全盛创造了条件。只是此时因受日本神道和佛教的影响，儒学尚未能独立地发展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1603～1867年的德川幕府时代，儒学在日本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1603年德川家康结束长期战乱建立德川幕府（1603～1867）。德川幕府面临的新问题是巩固统一，严格统治阶级内部的主从关系，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对付农民的反抗斗争。为此，幕府急需加强思想统治，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来维护和发展幕府的政治、经济制度。朱子学主张国家统一，宣扬大义名分，把“三纲五常”等人伦关系绝对化，提倡绝对服从，反对“犯上作乱”等思想，恰好适应这种需要。而前此曾盛极一时的佛教则由于僧侣的腐败和出世思想的不合时宜而地位一落千丈。统治者比较佛儒之得失，便由佛儒并用转而独尊儒家思想。德川氏奖励儒学不遗余力，定儒学为官学，强行禁止“异学”，使儒家思想成了德川时代的统治思想。由是儒学在日本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德川幕府沿用长期以来的各种办法大力倡导儒学，使儒学在日本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其标志首先是天皇和幕府等各级统治者的极力鼓吹，率先崇儒重道，推动儒学向全社会普及，使儒学地位大为提高。权势者们争相学儒，使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和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均在儒家思想的左右下向前发展。

再是德川时代儒学教育十分发达，儒学研究空前活跃。教育方面幕府全面实现儒学化。其教育实践，由中央到地方，由官学到私学，由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由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全部实施儒学教育，甚至连朝廷大臣也要进学习院修习儒学，形成一个严密的儒学教育网。儒学教育发达，儒学人才辈出，儒学研究活动亦空前繁荣。儒学内部此时形成若干学派，主要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水户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考证学派等。这些学派不仅开展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学术主张，还都从事教育活动，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其中势力最大的当属朱子学派。为维护朱子学的地位，幕府于1790年曾下令禁止“异学”。在幕府保护下，朱子学统治日本260余年。

三是幕藩为振兴儒学进一步抬高孔子，神化孔子。整个德川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祀孔成风。祀孔礼仪极为隆重。此时所建形制各异、规模不一的孔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造之壮丽，皆为前代所无。

四是日本及流寓日本的中国儒学家备受重用。朱子学家林罗山便掌管幕府文教，参予幕府机要。流寓日本的明儒朱之瑜，水户藩主德川光国拜其为师，对之极为尊重。

五是此时儒学著述大量输入及翻刻。这为儒学自通都大邑普及到穷乡僻壤创造了方便条件。

幕府以政权的力量大力推行儒学，使整个德川时代，孔子庙前香火不断，儒家思想久行不衰，成为这一时期支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道德文明发展的统治思想。

即由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

18世纪后期，日本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导致了封建制度的解体。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新建立的明治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幕府政治的被推翻，使作为日本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地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但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新政府中的当权者多是大地主兼资本家。他们既进行封建剥削也进行资本主义剥削，致使日本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普遍存在，后发展为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明治政权的这一社会基础，决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虽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对儒学一度有所排斥，但它绝不会完全抛弃儒家思想，还会利用它来为新的统治服务。因此儒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虽丧失了统治地位而逐渐衰落，但其过程是极缓慢的，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很大影响。

儒学在明治维新后的发展过程，大致是明治之初，儒家阵地有所缩小，但当19世纪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时候，政府中的保守势力为抵制这一运动又转而借助儒家思想。他们利用儒家思想来规范世道人心，以对内对抗民主运动，对外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所以明治政府又继续祀孔以神化孔子，大力开展儒学研究活动，在国民教育中亦复活儒教，使儒教经短暂的衰落之后地位又逐步提高。日本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之后，侵略野心急剧膨胀。为造就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亦歪曲和利用儒家思想为其军国主义教育服务。所以明治维新后儒学对日本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对儒学的研究又重视起来。日本建立了不少儒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儒学研究队伍，拨出大批经费研究儒学。战后的日本，除却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别有用心者外，其学术界和思想界，甚至政界和经济界的人士，仍很重视儒学的学习与研究，对孔子亦极为尊重，并极力从儒学中吸取营养，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道德文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