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不要说官事冗杂，年纪老大，已经失去了少年时追赶春天的心情。请你忙里偷闲地先到江边游春散心，看看如今的柳色是否已经很深。

此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早春。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不长，但此时心情很好。此前不久，镇州（今河北正定）藩镇叛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说服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非常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任上调为吏部侍郎。在文学方面，他早已声名大振。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中，他也卓有建树。因此，虽然年近花甲，却不因岁月如流而悲伤，而是兴味盎然地迎接春天。

此诗是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张籍在兄弟辈中排行十八，故称“张十八”。大约韩愈约张籍游春，张籍因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作这首诗寄赠，极言早春景色之美，希望触发张籍的游兴。

第一首诗中，诗人运用简朴的文字 ，就常见的“小雨”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有 ，近看却无 ，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这一句是全篇中的绝妙佳句。早春二月，在长安，冬天未过，春天还未来临。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最初的春草芽儿就冒出来了，作者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作者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作者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接下来的第三、四句是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作者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第一首写景，第二首则注重抒情。后一首也是极力写“早”字。诗以江边春天的柳色映衬官身之路。年少逐春，扑蝶戏蕊，枯草拈花，用自己的童心和稚眼直接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机趣。而老大逐春就别是一番况味了。官事冗杂，世事沧桑，在充分体尝了人间的坎坷困顿之后，忙里偷闲地游一游春，散一散心，自得其乐。此时此刻，贵在童心未泯，贵在能于常物之中发现其丰富蕴涵。

宋代胡仔：“天街小雨润如酥，······”此退之《早春》诗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此子瞻《初冬》诗也。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南宋刘埙：“天街小雨润如酥······”此韩诗也。荆公早年悟其机轴，平生绝句实得于此。虽殊欠骨力，而流丽闲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后学荆公而不至者为“四灵”，又其后卑浅者落“江湖”，风斯下矣。（《隐居通议》）

清代朱彝尊：景绝妙，写得也绝妙。（《批韩诗》）

清代黄叔灿：“草色遥看近却无”，写照工甚。正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最是”二句，言春之好处，正在此时，绝胜于烟柳全盛时也。（《唐诗笺注》）

日本菊池纯：“草色”七字，春草传神。（《增评韩苏诗钞》）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其常据郡望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世称之为韩昌黎；卒后谥“文”，世称韩文公。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诗与孟郊并称“韩孟”。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