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指出，明代国家宗教制度与政策的总出发点是社会控制和边疆与对外政策，而维系儒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也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虽然明朝文献中有大量将儒教与其他宗教并列或者对比的言论，但是儒教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但却并非真正的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本质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世俗政治社会哲学与各种宗教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对社会实现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已知的各种时代和社会体系中都是必要的，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其合理性的程度也不同。依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明代的社会实际，明朝政府的管理制度与政策在主流上说还是适度的。虽然明代国家仍是专制主义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其所有制度与政策都只具有专制的性质，而宗教政策的实践实际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同时，明代国家宗教制度与政策的实行与明朝国家体系的效力是一对函数。明中期以后，明朝宗教政策基本遵依成法，只在直接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上执行强硬方针，对一般社会宗教活动、行为、信仰都基本放任自流。这样，明代社会的成员在宗教信仰方面其实有相当的自由度，惟不能触犯国家政治控制。宗教生活中的自由反映了明代中国社会存在的自组织机制。明中叶以后，儒家思想在学术领域颇为活跃，但是儒家思想对社会下层的影响与来自社会下层的对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贵族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宗教活动的普遍化实际反映了下层文化习俗对上层的影响。宗教的多元性一定意义上反映着社会的开放性。从这个角度看，说明代中国是封闭的是不合适的，过于简单的。明代的中国人，从士大夫到民众，对天主教的态度主要反映出文化的包容性和有限的开放性。明代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与西欧天主教、东欧东正教、中东伊斯兰教时代国家的宗教政策相比都更宽容。此外，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宗教问题与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社会形态变动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明代国家对这种深层的变化并没有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