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明伦堂位于江阴西门文庙,历史上江阴八十一日就是开始于此地 解放初期，在中街进入和步出文庙区域的地段，各竖有一座街坊，东坊题字“德配天地”，西坊题字“道冠古今”，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德”和“道”。如此评价是否属于一种夸张，应该容专家研讨，但是，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江阴的文庙和儒学，在兴衰交替中颠簸前进的风雨历程，至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哲学思想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非一般学派可与之相提并论。江苏省江阴高中从她的前身暨阳书院开始，作为儒学的一系列表现形式，伴随在文庙的左右270余年，直接见证了这种生命力。文庙和儒学，也常统称“庙学”，实际上“庙”与“学”是唇齿相依的两个单位，按照传统，“左庙右学”，明白地说是“西庙东学”。文庙是祭祀先师孔子等圣贤的殿堂，规制基本稳定，只是难免兴衰不定；儒学是所在地区教授儒家学说的中心机关，也是主管教学官员的衙署，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儒学的教学制度、方针、内容、方式以及房舍、设施，都不断变化，其称谓也有“儒学”（军学、州学、县学）、“书院”、“校士馆”、“学校”等等变化。文庙只有很小的一支管理人员队伍常驻，要到举行祭孔仪式时才热闹一番；儒学，尤其是后来的学校，则总是一茬又一茬的学子接踪不断，只在假日和假期才比较冷清。根据一些志书的记载和众多儒学先贤、学校师生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江阴庙学经历的大的兴衰大致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兴衰

江阴的文庙移建到现在的地方，是在宋景佑三年（1036），那时江阴不称“县”而称“军”，父母官不称“知县”而称“知军”，衙门所在地不称“县治”而称“军治”。据记载，知军范宗古到任后，循例到文庙行香，见建于宋初的一座不够气派的文庙孤零零坐落在南门外面，离“军治”远而靠监牢近，颇不合适，就在景佑三年废旧建新，在军治的东南面新建文庙。庆历三年（1043），宋朝廷颁诏各郡县普遍建文庙，那已是几年以后的事情。绍兴五年（1135），在任知军王棠，在文庙的东面建明伦堂作为讲学的场所，堂前东西两序四斋，分别题名“诚身”、“逊志”和“进德”、“育英”。这是“儒学”（当时称“军学”）有相对独立设施的开始。后任知军颜耆仲重修并增建一座御书阁。这些举措持续进行，是与当时朝廷重视以德治国特别是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分不开的。进入元朝以后，江阴不称军而称“州”，知州张献于大德五年（1301）对庙学也有所建树，李师善、翟谅继之，但规模不如宋代。到至正年间，江阴成为农民军反复争夺的要地：至正十二年（1352）九月，红巾军徐寿辉率部东进，十月，破江阴州；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部下大将徐达击败张士诚军克常州，直指江阴；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朱元璋派赵继祖、郭天禄、吴良、吴祯等败张士诚军于秦望山，进而攻下了江阴；至正十八年（1358）秋，张士诚兵犯江阴，吴良率部迎头痛击，翌年二月，张士诚出动战船来犯，在君山安营扎寨，并分兵攻东门，吴良、吴祯杀入敌营；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江阴督战，大破来犯的张士诚军于巫子门（今巫山港），朱元璋登君山劳军。如此等等，使得文庙与州学遭受相当严重的毁损，是庙与学从始建以来经历的第一次折腾。

第二次兴衰

入明以后，尊孔的传统恢复。明太祖加封的“江阴二侯”在视事江阴之初，就在原地恢复文庙；洪武三年（1370），知县吴志远拨银修缮；洪武二十六年起多次修葺、扩展；宣德六年（1431）江苏巡抚周忱与江阴知县朱应祖重建大成殿、明伦堂等；天顺六年（1462）知县周斌拨银拓建；弘治七年（1494）知县黄傅修建“名宦”、“乡贤”二祠。正德二年（1507）知县刘对庙学进行了大修，经过这次大修，文庙从前向后，依次有镶嵌“文庙”二字的石坊、棂星门、泮池及三穿九洞桥、戟门、大成殿等；县学一块，有奎文阁、明伦堂、时习斋、日新斋、教谕廨、训导廨、射圃等，庙学规制大致双双完备。以后从正德十一年（1516）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93年间，共进行大（扩）修、小修各三次。前后耗银6万6千余两，造就了庙学新的辉煌，超越了宋元时代。不幸的是，抗清斗争固然给江阴带来了“忠义之邦”的美誉，庙学的建筑群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场抗争中，县学的训导冯厚敦是领导义军的“三公”之一，明伦堂被选为义军的指挥所，庙学的一切设施，都服从了兵事争斗的需要；城破以后，清军又屠城三日，城内幸存的老幼仅53人，庙学的建筑除大成殿、明伦堂残存屋廓外，其余均成瓦砾一堆。这是庙学经历的第二次折腾。

第三次兴衰

清皇朝建立以后，重视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族文化，历任帝王都勤于颂习四书五经。顺治九年（1652），江阴即开始修复文庙和儒学，以后江苏学使石申、张能麟相继修葺；康熙中，知县何尔彬、龚之怡、陆次云等持续增修；雍正四年（1726）进行了大修。最值得一提的是知县蔡澍，于乾隆二年（1737）大兴土木，首先扩建县学的明伦堂，接着扩启圣祠为五王殿；在“文庙”石坊之前，建“金声”、“玉振”两坊于左右，改建征楼为征坊，疏浚泮池及周边河道，筑石驳岸。其后，又在明伦堂后建“尊经阁”一座；翌年（1738），利用儒学房舍，创办书院，暂时沿用古名“澄江”，聘沈涛为首任山长；接着又花四年时间，一面借用东门外的栖霞精舍办书院，一面在庙右大兴土木，修缮儒学原有的时习斋、日新斋等，并在儒学右面建成一座较为完整的书院，使庙学建筑形成西庙东儒学、书院的布局，唯明伦堂仍在大成殿后。然后，就于乾隆七年（1742），把“澄江书院”迁回文庙之东。乾隆二十三年（1758），江苏学政李因培不满意于儒学与书院的规制，促成一次新的修扩建，建“魁星楼”做书院正门，进门为讲堂，敞厅三间，其后有“志士先”厅，再后有怀德楼、敬业乐群楼，均三间二层，楼西有辈学斋、后书房等书舍19间。在应邀撰写《兴建书院记》的时候，为书院题名“暨阳”，聘卢文弨为书院的第12任山长，以凸显书院从乾隆三年以来办学的连续性。乾隆五十三年（1788），学使沈初、知县牛兆奎再次倡议大修庙学，工程历时一年多，江阴士绅赵时煦，不仅领衔具体操劳，而且率先将私有的沙田捐献给书院，每年收取租息做书院的修葺费。此例一开，捐献之举陆续出现，使书院院产最多时达到拥有沙田3320亩。道光元年（1821），学政姚文田认为江阴庙学“阴阳失调”，难出状元，出路在于整理周边河道，以调整“风水”。在他的倡议下，在庙学的东南西三面，开成了一条环形河道取名“玉带河”，在河的起点，架上一座“鸿渐桥”以便利南北行人；河的南面为中街，在进入和步出文庙区域的地方，各竖一座街坊，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德配天地”和“道冠古今”；在中街南侧建文庙的大照壁，照壁没有中门，只有东西两个圆顶门洞，一米多宽、四米左右高，名曰“龙眼”；那时的棂星门，采用了“三门六柱华表石枋牌楼”的款式，此时，江阴庙学的建筑，可说达到了鼎盛。十多年前市政府复建的棂星门，沿用的就是那时的款式。惜乎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六，太平军克常州，翌日取江阴，十三日攻占江阴；四月十九日，张家港水勇总巡等人会集各路团练收复江阴城；五月十六日太平军复占江阴；九月初，太平军主力大半西调，避居江北的团练南渡攻江阴，迫太平军撤出；十一月初，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江阴县城。此后，太平军驻守江阴两年又九个多月，建立“天国”基层政权，拜上帝、贬孔孟，三年多的磨难，使江阴庙学陷入困境。在太平军撤出以后恢复“祭孔”，但典礼不得不借在城隍庙进行。这是江阴庙学遭受的第三次大折腾。

第四次兴衰

太平军撤出、江阴恢复平静以后，知县颜云阶清理废墟，奏请复建文庙，在士绅陈荣邦等人具体操劳下，文庙恢复了原来的模式，在大成殿的中龛，供奉了数米高的牌位——“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仅尊经阁未曾重建。同治七年（1868）知县汪坤厚捐置漕田，清理废墟，筹划恢复书院；接任知县林达泉正式奏请复建书院，获准后，立即在原地拓建新模，于同治十二年（1873）竣工，规模宏敞。原来的“魁星楼”改为“奎星阁”，继续作为书院的大门。鉴于战后江阴民生凋敝、士气不振，社会文化环境被太平军糟蹋得杂乱无章，林达泉抱着知难而进的态度，采纳了地方文人高心夔等的建议，将书院更名为“礼延书院”，取“礼祀延陵季子”之意，在怀德楼中供奉延陵季子的牌位，策划在书院乃至在江阴全县大力宣扬这位江阴的人文始祖、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延陵季子”，宣扬他鸿识多闻、精通礼乐、让国全伦、讲信修睦、戢战安民等等美德。此举得到来江阴检阅军事的侍郎彭毓麟的赞赏，在士绅请他为怀德楼题名时，他改题该楼为“景贤楼”以示景仰这位先贤。是年聘任重光任山长，列为书院第40任。此时的书院，又恢复到了与文庙相称的程度。清代诗人陈安，曾吟《江学八景》，一一描绘书院的讲堂、厅事、书斋、藏书楼、奎星阁、以及假山、古树名木等。据记载，在同治至光绪的12年间，投入修建庙与学的银两，达4万6千6百余两。

但是自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崛起了一系列新兴的国家，和与之相匹配的治国方略、殖民政策；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从东方崛起，其新思维以及对外扩张政策随之脱颖而出；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开始，中国的北方出现了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建立了“共产国际。影响所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以走在前列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代表，先后提出以英美为师、以日本为师、以俄为师等主张，而大多淡化甚至拒绝“尊孔”，少数激进青年更公开鼓噪“打倒孔家店”，仅剩小部分迂腐的遗老，继续唠叨“之乎者也”。从此，修缮文庙之举，一百年在江阴未曾复见。对于儒学和书院，则不断更新其教育内容和办学形式，由“校士馆”到“小学堂、小学校”到“初级中学”。在校舍不敷应用的时候，就通过政府行文，把儒学的堂庑斋舍，一步步使用起来，学生数达到二三百人左右。民国四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关闭南向的校门（奎星阁），面向鸿渐街造了一座欧式的校门，加上新式的操场、课堂等设施，学校开始显得时尚。县立初中首任校长陈贯吾，面对两种极端的思潮，提出了“不腐不激”的办学方针，谋求学校独立自主地生存与发展，同时尽可能维护破旧冷落的文庙。然而，微小而缓慢的进步仍然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1937年11月一场江阴保卫战，12月1－3日进城日军的三天纵火，使县立初级中学包括一座新盖的大礼堂在内的82间房屋化为灰烬，加上其他校产校具，直接经济损失在老法币2500万元以上，仅明伦堂与大部分破旧的文庙殿堂幸存。这是江阴庙学遭受的第四次大折腾。

第五次兴衰

江阴沦陷以后，避居周庄的知识界人士在国民党留守政府的主导下，借房恢复“县立初中”招生，但立即遭到日伪军警的扫荡，几次遭劫以后，就改用“私立成化中学”的名义与日伪“捉迷藏”，使学校生存下来，并相机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这所学校后来在周庄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今天的成化高级中学；在城区，日汪当局下令县立初中恢复办学，由于实在没有教室，只能借南菁中学劫余的几间东斋平房勉强上课，后来才回自己的废墟，逐渐修复了19间平房使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县立初中更名县立中学，实际上是加办了几届简师和中师，通过社会捐助和政府拨款等渠道筹集资金，修缮和扩建了校舍，不足部分，经政府批准进一步动用文庙的堂屋。江阴解放以后，县立中学以政府拨款为主，逐年兴建平房和小型二层楼房，增添图书仪器和各种设施，不久就形成为一所高中双轨、初中四轨的完全中学，学生人数千人上下。明伦堂经过修缮做了“饭厅”。更多的文庙堂屋，经批准后划归学校整修和使用。泮池和三穿九洞桥，虽然栏杆尽毁，周围杂草丛生，仍然不失为学生喜爱的游息场所。在此期间，县中还奉命接收夏港农校的校舍，举办了分部，后来衍生出一所夏港中学。1960年，县中的校园环境比解放之初大有改善，被选定为苏州地区重点中学，迈出了弥足珍贵的一步。不幸的是，本阶段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对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冲击太大，十年浩劫，县中的校舍校具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经过“破四旧”、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孔老二”在青少年的心目之中，成了没落奴隶主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红卫兵甚至酝酿要将大成殿付之一炬。这是江阴庙学遭受的第五次大折腾，也是2000多年来孔圣人遭到的最无情无理的鞭笞。

重展风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使全党的工作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接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第三代领导集体倡导弘扬中国先进文化，给江阴文庙重展风采准备了条件，也给江阴县中恢复生机、飞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1980年，县委、县革委会抓住省教育厅决定扩大创建首批重点中学的机遇，决定县中和南菁一道争创江苏省首批重点中学，并在各方面给县中大力支持，使县中于1988年完成老校舍的旧房翻新，在文庙的正门处，建造了一座民族形式的新校门，修建、新建的总面积超过1万1千平方米；同时投资整修文庙的戟门、东西庑、名宦祠等，使之“古为今用”，成为校长室、接待室等；泮池和三桥，进行了疏浚和整修，复建了栏杆；沦为“危房”的大成殿，则用钢柱支撑。更进一步，县委、县政府又扶持学校在虹桥新区开辟新校区，到1993年，完成建筑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其中，科学馆的馆舍和设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市教委指导学校从各方面学习南菁、赶超南菁，终于使市中在1993年11月高分通过省教育厅的验收，使江阴拥有两所首批合格省重点中学；并在体艺馆建成以后，“市中”被批准更名“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明伦堂和文庙东面的校舍，则从“市中分部”晋级为独立的“暨阳中学”，并重新朝东建造了校门。2000年，市政府将原属职工大学的校舍拨归江阴高中办附设初中部，接着又拨款资助翻新5840平方米的教学楼一幢。2002年，又批准江阴高中接管处于困境中的春申中学举办实验学校，使江阴高中拥有三个校区、建筑面积达到7万5千平方米，学生数7000左右。2008年，市委、市政府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为使南菁和江阴高中顺利创建江苏省“五星级”学校，财政预算更都以亿元计数。矗立在暨阳书院旧址的暨阳中学，十多年来也突飞猛进，继续谱写暨阳书院的新篇章。全部事实证明，由于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今日现代化的学校最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为以往两百多年的儒学——书院、学堂所望尘莫及。

再说文庙，市政府于1993年即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文庙修缮委员会，把修缮文庙列为江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1995年，在支持暨阳中学进一步扩建现代化校舍的同时，收回全部移交学校使用的文庙房舍，耗资数百万元，进行全面整修：最南端重建三开间单檐歇山顶抬梁式屋架的棂星门，六根石柱、三对朱门，两侧重竖“下马碑”；进门为泮池和三穿九洞桥，原来的水泥栏杆都改成为石栏，更具气派；池北甬道由砖路改建为大块石路，而硬山顶的戟门和左右各四间“致斋所”，原来已被用作为学校行政用房，现在都恢复古老的原貌，门是门、槛是槛；进入戟门，就可看到气势恢弘的大成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架，歇山顶、重檐、抬梁式屋架，高12.6米，殿内梁、栋、额、枋，都恢复彩绘，并供奉上前所未有的孔子等往圣先贤的系列塑像；殿前月台，长19.5米、宽10米，按上了青石栏杆、砖石台阶；左右两旁东西庑，原来做了生活用房，现在都恢复原貌，安装朱红落地长窗，与戟门的左右两翼一起，围成一个廊庑式的大院；殿北的明伦堂，原属书院规制，损坏不大，现在修葺得焕然一新，既成为文庙的组成部分，又是暨阳书院的遗存建筑，堂前左右，本来是书院的时习斋和日新斋，现在也恢复旧貌，与明伦堂围成第二个大院。一口古井，修建了栏圈和栏杆，并在南面矗立起阎应元、陈明遇和冯厚敦“三公”神像。明清以来幸存的碑刻，理所当然得到了保护。江阴文庙的建筑群和暨阳书院的明伦堂在沉睡120年以后又重焕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