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大同曾经一度是全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四世纪时中国北方地区还处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之中，此时在北方草原兴起的鲜卑族拓跋氏的首领拓跋珪，将都城从内蒙古盛乐迁到平城，即大同，由此翻开了大同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北魏(386-534)建国初期，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徙民活动，随着北魏统一整个北方地区，不计其数的人民从华北、关中及河西等地区来到平城。这些人之中有不少的佛教信徒，如侍奉道武帝和明元帝的道人统法果出生于河北赵郡，文成帝时期的道人统师贤、沙门统昙曜等来自凉州。在这些高僧的引导下，北魏皇帝崇信佛教，法果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思想。在北魏统治阶级和佛教集团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下，佛教得到北魏皇室的保护。其间虽经受过太武帝的灭佛，但文成帝即位之后立刻复佛，其发展趋势马上超过了灭佛前的程度。在此背景下，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即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

各个洞窟的主尊分别为：第十六窟是施无畏印的佛立像、第十七窟为交脚菩萨像、第十八窟也是佛立像、第十九窟是施无畏印的佛坐像、第二十窟是施禅定印的佛坐像。

第二十窟的主尊是云冈石窟最有名的大佛，俗称露天大佛。因为前壁和窟顶崩塌，本来藏在洞窟内的主尊像完全暴露在外面。主尊坐佛像高约14米，腿部风化严重，高肉髻，头部素面，面相丰圆，大目高鼻、双耳垂肩，唇上蓄八字须，嘴角微微上翘，宽肩，双手放在腹前系禅定印，着袒右肩袈裟，右肩覆衣角，袈裟下面穿僧袛支(内衣)，衣边饰联珠纹。身后有火焰背光，内有坐佛及飞天等。第二十窟坐佛充分反映了北魏佛教造像的宏伟气势。

我们从侧面参观大佛时能发现，它的背部与山体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一尊圆雕，但从正面看，大佛是一个独立的、完美无缺的造像。不过，其面部从正面看和从侧面观察，给人的感觉不一样。耳朵的位置太靠后，眼眶也拉得过长，这种做法使大佛面部富有深度。这也说明如果我们的视点移动就会破坏大佛造型的平衡。本来，大佛是藏在洞窟里面的，人们没有条件从侧面观看大佛的脸部。大佛没有必要考虑从所有角度参观的可能性，大佛和礼拜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礼拜者只被允许从正面仰视大佛，而大佛静静地俯视着礼拜它的人。

着袒右肩袈裟而右肩覆衣角的形式常见于凉州地区，故此亦称“凉州式袈裟”。昙曜本人又是出身于凉州，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大佛衣着的选择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第十九窟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洞窟，主洞左右各开一个侧洞，洞窟外立面风化严重。主洞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开有门和明窗。这是昙曜五窟的共同形式。主尊高约17米，占据窟内主要空间，高肉髻，素面，面相丰圆，下颌部分已崩塌，其容貌与第二十窟大佛极为相似。大佛直接坐在石窟地面上，无台座。身穿与第二十窟大佛同样的袒右肩、右肩覆衣的袈裟，右手举于胸前，五指伸展，左手持衣角置于腹前，衣纹表现与第二十窟相同。窟内壁刻满千佛，并在前壁左右两隅的千佛中刻有较大的佛立像，立佛膝下有一小孩，佛摸小孩头，据说这是释迦牟尼和其子罗睺罗。

因造像太大，不管在窟内还是窟外，无法把握大佛的全貌，礼拜者必须站在洞窟外面，透过明窗才得以瞻仰大佛容貌。大佛和洞窟限制了参观者的视角，也就是说大佛拒绝参观者无礼的眼光，只有在它规定的范围内才允许与其交流。

左右侧洞各开在离地表高约5米处，西洞前壁已坍塌，都以施无畏印的佛倚坐像为主尊。

第十八窟，洞窟外观与第十九窟基本相同，有一门及明窗。窟内主尊为立佛，同时还有胁侍菩萨立像、佛立像以及比丘像的群像结构。主尊高15.5米，立在很低平的莲花座上，素面高肉髻，面相浑圆，大目、高鼻、垂耳、面带微笑，宽肩，右臂垂下，手已残，左手举于胸前持袈裟。身着贴身的袒右肩袈裟，沿着袈裟衣纹贴满了小坐佛。主尊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在菩萨头上各雕五尊比丘像，共十尊，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捏莲花或水瓶等，身姿各异，它们可能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

左右侧壁各有一立佛像，高约9米，其容貌与主尊十分相似，具圆形头光，身躯短粗，着通肩袈裟，右手举于胸前，五指伸展(东壁佛把大拇指和食指捏一起)，掌心向前，左手垂于体侧持袈裟衣角。

第十七窟形制较特殊，洞窟地面低于洞外地面。主尊也和前面几个洞窟不同，是交脚菩萨，高15.5米，面部、双臂及背光的大部分已崩塌，腿部雕刻尚未完工。戴宝冠，身上饰璎珞、臂钏，胸前佩蛇纹饰带。开凿洞窟时应是由上而下雕刻的，或因当初第十七窟的施工规划不完善或其他原因，主尊造像体量过大，雕凿腿部时发现洞窟的高度不够，工匠们毫不犹豫地将洞窟的地面向下挖掘，终于把交脚菩萨成功地容纳到洞窟里。

第十六窟在昙曜五窟的最东端，洞窟基本形制与其他四洞一样。主尊为佛立像，高13.5米，其形象与其他四洞主尊差异较大，头部刻有波状头发，面部长圆，身上穿的不是袒右肩袈裟，而是袈裟从双肩搭下来后其衣角搭在左肘上，胸前用带子打结的形式。这种着衣形式称为“双领下垂式”或“中国式袈裟”。

公元前后佛陀像分别在犍陀罗和秣菟罗地区出现，此时，已有了袒右肩式和通肩式袈裟。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期，佛陀像还沿袭着这两种早期着衣形式。然而，随着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日益深化，佛陀也改穿上中国式的衣着，因此产生了所谓“中国式袈裟”。第十六窟主尊应为中国式袈裟佛陀像的早期范例之一。

从洞窟平面看，其他四洞主尊都占满整个窟内空间，而第十六窟主尊和前壁之间有较大距离，由此有学者认为第十六窟在初期开凿工程中并未完成，后来经重新改凿才得以竣工。

主佛像均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 、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昙曜显然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

在大佛周围还雕刻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它们是群臣的象征。此外，还配有许多形状。如云冈石窟第20窟佛像侏儒的矮小人像，象征民众和奴隶。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伟庄严，更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位。整个洞窟俨然是一幅封建统治的图象。

尽管北魏统治者建造石窟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详。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7米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米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关于昙曜五窟，一般认为它们分别仿效的是北魏早期五个皇帝的形象，具体代表哪一位皇帝，学术界也有争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杭侃教授根据现场调查和文献记载认为，昙曜五窟应该是“按世俗的昭穆制排列”，但这五个洞窟的中心并不是第十八窟，反而“十九窟是五个窟中的中心窟”。他认为，因为第二十窟在开凿后不久坍塌，所以无法在其西面再开新的洞窟，不得不在东部，即第十七窟外面开第十六窟。第十九窟主尊代表开国皇帝拓跋珪，第十八窟是第二代明元帝，第二十窟代表第三代太武帝，第十七窟的交脚菩萨代表太武帝之子，尚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第十六窟为当时在位的第四代文成帝。笔者认为这个结论较为合理。

昙曜五窟诸大佛受到河北、长安、凉州等佛教先进地区造像的影响而产生。石窟寺院这种佛教艺术表现形式早在印度就已出现，凉州地区也有早于云冈的佛教石窟，比起这些石窟寺，昙曜五窟的内容简单、单纯，洞窟只是为容纳大佛而存在，高达十几米的大佛应为昙曜五窟的特点，大佛是洞窟的一切，不需其他装饰。

如第十七窟主尊那样不拘泥于细节的做法，并未让人觉得凿窟计划有疏漏，相反使我们感到北魏早期造像活动的大气和豪放。大佛巨大的躯体确实相当逼人，但大佛略带稚气的容貌却又使人感到比较亲切。这两种矛盾的感觉，可能体现了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特殊性格，即“皇帝即当今如来”。昙曜五窟的大佛既代表宗教领袖，也代表了人间统治者，并不完全是神话故事里的人物，也是具有肉身的人主，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人气味儿。

昙曜五窟反映了北魏初期特殊的佛教文化，五尊大佛在代表佛陀的同时，也分别象征具体的皇帝个人。这种特殊的佛教造像在印度或其他佛教先进地区从未出现过，昙曜五窟的开凿，揭示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的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