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小说更加关注世道人心，使作品在保持先锋色彩的同时又不乏可读性。在这个意义上，《春尽江南》是格非对于先锋小说自身困境突围的尝试，又是对愈发浮躁的消费时代的回应。

谭端午

谭端午原本是20世纪80年代的知名诗人，与海子、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这些诗人都有过来往，有众多粉丝，不断更换女友，他还参与了1989年的政治事件。而正是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事情结束后，他经过了自我放逐，而后在山坳里隐居数月，他对人生有了全新的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同时他还得出了一个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而就在这次隐居结束之前，他遇到了李秀蓉，这次相遇给他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画上了句号，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庞家玉，在后来的生命里，就成了他的“强制”，而他正是在此“强制”之下，才能悠游于这个世界做个“无用”的人，实现他的自由。他不像陈守仁、王吉士那样，热情地参与到新时代中，做一个“成功人士”，却主动选择被边缘，心甘情愿地“一点点腐烂”。这次相遇同样给李秀蓉的人生带了巨大的转变。

她原本的梦想是淹没于陌生人之中，隐身地生活。可是这次相遇似乎撕碎了她的隐身衣，把她强行拉入了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再不能回到少女时代关于诗的幻影中。这次相遇给她性与爱情的启蒙，将她点燃。在小说的开头，就是这场招隐寺的相遇，它是一场让谭端午与李秀蓉都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次由阴谋欺骗而引起的性爱，给端午留下的是绵延的内疚和负罪感，给秀蓉带来的则是永恒的伤痛。从此二人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庞家玉

庞家玉与谭端午相识于20年前招隐寺那个美丽的月夜，那时作为诗人的谭端午与还是原来名字的李秀蓉的相遇，将他们两人各自人生的轨迹彻底改变。

两人结婚后，庞家玉不管在精神世界上，还是在职业状态上，都与谭端午相反。她不愿被时代抛弃，花尽一切力量拼命追赶时代的潮流。她本来学的是船舶制造，但是后来却取得了律师执照，并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和谭端午“自我放逐”“废人”的状态截然不同，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如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她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时代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争强好胜，拼命追赶时代潮流。

购房买车，雇保姆，把成绩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儿子转入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唐宁湾房子被占，她找来黑社会帮忙抢回；为了让儿子成绩提高，不再被别人嘲笑，她不顾孩子已经表露出的自闭兆头，时常暴怒，歇斯底里，硬逼孩子学这学那，甚至偷偷将儿子最心爱的鹦鹉放飞。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家玉的现实化生存选择，物质性和功利性生活的选择，让她和谭端午之间的爱情充满了猜忌、鄙夷、嘲讽，甚至出轨背叛。当年两人由诗结缘，如今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导致了生活的错位，这背后更是隐喻着昔日纯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的冲刷下逐渐走向分化。

生病后的家玉，在死亡面前，在“眼前无路想回头”时开始思考人生之前的种种。她曾说：“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在她的绝笔信中，她写道：“我爱你。一直。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爱情在死亡的边缘散发温暖的光芒，也因为死亡而空谷回响。蒙尘多年的爱情重新照亮，别具有一种精神拷问的深长意味。

《春尽江南》触及的是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迁，面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日益消落的现实，格非奋力打捞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以无用之身成就自我之真”，以诚实与勇敢寻回文学的本真状态。

《春尽江南》文本的丰富性首先体现在其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和真实上。格非在这部作品中保持了其一以贯之的以一个较小的切入点介入到大的历史空间的做法。这部小说以谭端午与庞家玉组合的小家庭为核心，向外延展，涉及到为数不多的一些亲人朋友，却串联起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从底层到精英所构成的整个社会，很多场景、事件以及人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这又使我们在一部虚构的作品中感受到更多沉重的切近感与现场感，它是在以一种悲悯的态度勾勒出一部由芸芸众生所书写的当代生活史。这部小说能够巧妙介入到重大的时代历史命题与其两个主人公的角色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格非为小说的两位主人公赋予了两种意味深长的身份一个诗人和一个律师。诗人能够以其特有的敏感的诗心对这个世界见微知著，在他的诗歌中，也承载着人类对生命的感觉和精神救赎的希望。

这部小说主体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幅度则长达二十年。可以说，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二十多年的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该时代近20多年来的精神史情感和灵魂，在这部小说里得到极其深刻的呈现和审视。

语言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必然要以丰富的语言来承载。《春尽江南》营造了一种“杂语”之境，是话语的狂欢。当下多元的文化必然造成话语的多元性，“狂欢”似乎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与隐喻。作者把这种话语的“狂欢性”直接整合在一个文本当中，推到人们面前的是我们当下生存的世界。巴赫金认为，“杂语”是小说语言的根本性，各类语言混杂合一，也是小说体裁的主要特征。纵观这部小说，它融合了诗人话语（如谭端午、绿珠的话语）、职业话语（如法律、黑社会话语）、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如诗歌讨论会）、鹤浦地区方言、大众文化话语（如端午和家玉的网络QQ聊天）、精神病话语（如王元庆的话语）等。这样一种话语的狂欢不仅仅展现了现代汉语丰富的内部层次以及当下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还隐含着作者在这种“话语狂欢”背后的焦虑，一种“狂欢化”思维或许正在颠覆着理性的思考。我认为诗人话语在文本中是一种被“边缘化”的话语，通过谭端午和绿珠这两个被当下社会“边缘化”的人物体现出来。各种声音不断地想淹没诗人话语，但是最终没有淹没它，文本甚至以一首诗歌作结，作者或许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部作品重新召回文学或者诗歌的力量。格非的作品最富于知识分子性，他在小说第四章通过一个诗歌讨论会集中探讨了精英知识分子话语，这个诗歌讨论会切中了精英阶层的精神症候。

正如文本中说：“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正如福柯所言，“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当下精英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不过是又一次集体失语而已。而精神病话语恰恰被作者借用来表达某些历史与人生的真相。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到世界的本质。”而在当下这个扭曲而充满谎言的社会，也只有“疯子的呓语”才能一语洞穿所有的秘密。

叙事错综

叙事的丰富性是《春尽江南》文本丰富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只有丰富的叙事手段才能负载丰富的信息和情感。纵观整个文本，它在总体上采取了一种顺叙的方式，依时间的推进进行着线性叙事，但是这个文本存在着一个主体叙事时间与整个故事时间不一致的问题。《春尽江南》的主体故事仅仅发生在一个春天，它的主体叙事时间大概只有三个月，而它的整个故事时间有将近二十年。在叙述这三个月之前的故事时，作者基本上采用了一种分段错综叙事的方法。小说的开篇，作者以第三者的视角讲述了二十年前招隐寺的那个晚上，因为这是一切故事发生的起点，之后很快把叙事拉到二十年之后主体故事所发生的时间。这就使招隐寺之后的二十年变成了一种“空缺”，继而开始了主体故事的叙述。

小说的每一章都被分成十几个单独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相对完整但又有悬念。作者在线性叙事的基础上选取某个恰当的停顿点或对“空缺”的往事进行追述，或对“悬念”予以揭示，这时文本开始以插叙或局部倒叙的方式进行叙事。有局部倒叙就必然存在热奈特所说的“重复叙事”，因为在对往事追述完毕后，文本必须回到这个停顿点，以完成主体的线性叙事与逸出叙事时间的部分的交汇。

除了这种必然的“重复叙事”，文本还对某些特定事件进行着刻意的“重复叙事”。在“重复叙事”时，作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叙事声音和视点，让两次叙事具有内容上的互文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透视人物的性格并切近历史的真相。例如第一章的第六部分和第二章的第七部分，在叙述谭端午和李秀蓉二十年前的经历的时候再次分别以二人的视角追述了招隐寺的夜晚的故事。端午在那一晚是带着诗人的骄傲与轻狂，秀蓉却是带着一种纯真少女的献祭意味，两个部分的叙述寻找着整个故事发生的“因缘”。第四章的第六部分，终于通过谭端午和庞家玉QQ聊天的方式将二人对招隐寺夜晚的记忆进行了一次沟通与拼合。这些故事单元实际上是通过局部的重复与错综相互补充、相互包孕，最终复原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一段完整的历史的。这种分段错综叙事的手法在调节叙事节奏和制造谜团的同时，也在有意地扰乱着文本的叙事秩序，历史也许只能在回忆中复活。

标题隐喻性

1.大标题“春尽江南”历代文人笔下，江南之春皆美不胜收。格非以其如椽之笔给读者描绘了一张值得久久咂摸继而泛起无限悲凉的答卷。诗性标题引人遐想，富含隐喻。

2.第一个小标题“招隐寺”作为寺庙所在之地，本该是片净土，加之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处编过《文选》，又该添几分风雅。可就是在这里，在吉士的诱导与怂恿下，端午竟然与并不了解也不钟情地喜欢诗歌、崇拜诗人、稚气未脱的十九岁姑娘秀蓉发生了性关系，而后趁秀蓉感冒熟睡之际拿走她口袋里的零钱一走了之。清静之地沦为欲望横流之所，隐喻着生活的骤变。

3.第二个小标题“葫芦案”说到“葫芦案”，读者自然会联想到《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葫芦案”的判决不依事理、不遵法纪。在《春尽江南》中，庞家玉这个“名律师”家的唐宁湾房子被占，却无法依靠法律的力量解决问题，最终只好运用黑社会手段拿回自己的房子。庞家玉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葫芦案”多得简直难以胜数，这必然会加深她内心的悲剧感。一向自信可以追赶时代步伐曾为改善小家庭生活质量做出很大贡献的家玉终于也“被忧郁缠住”，“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生活在“葫芦案”此起彼伏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不可能不抑郁。“葫芦案”带着极强的隐喻性。

4.第三个小标题“人的分类”作品通过发布不同位置上的人对“人的分类”的不同见解，有分成“活人”与“人”的，有分成“人”与“非人”的，有分成“老实人”与“随机应变的人”的，有分“老人”与“新人”的，就是不见“好人”这一类。因为“这个世界彻底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这个世界产生了更新的机制，那就是不余力地鼓励‘坏人’”。这些笔墨有力地揭橥世相，加重悲凉色调，隐喻了家玉和端午因属不同的“类”而渐行渐远而端午和绿珠因价值观念日渐趋近倒能相互欣赏，家玉的人生悲剧况味又递加了一层。

5.第四个小标题“夜与雾”在不可抵挡的病魔面前，家玉选择独自一步步离开，而端午一开始对家玉的病情浑然不知，终于在一场夫妻“恶战”后办理了离婚手续。各处异地后，端午查清是家玉往自己的银行卡里打了八十万元后终于对家玉的去向产生了疑问与担忧。端午一边心不在焉地参加诗会，一边通过QQ了解家玉的行踪。在叙写这对夫妇的最后一段故事的同时，继续顺带揭示出社会的阴暗面。“夜”与“雾”既是某些社会生活侧面的隐喻，也是家玉最后一段人生际遇的隐喻，抑或是端午的心灵感受的隐喻。

乌托邦手法

《春尽江南》写乌托邦的幻灭，尚不止于对花家舍作为一个理想空间的一再倾覆。格非花了更多篇幅描写后社会主义种种怪现状，包括端午夫妻各自经历的情欲诱惑，学界到商场的尔虞我诈。小说后半段写到家玉投资的房子居然让租户霸占，拒不搬迁，最后做律师的她必须动用黑道力量才能摆平。在这些情节里格非所运用的笔调完全是现实主义路数，甚至有了辞气浮露的痕迹。比起《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距离格非早期那种如梦似幻的、神秘而且抒情的风格更遥远了。这本小说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读来“不像”是格非了。当乌托邦与现实开始对号入座，乌托邦作为隐喻的力量消失。而乌托邦的失落莫非也正是一种诗意的失落。

《春尽江南》并非伤春之作，而且，锋芒所指也绝不只是区区一个江南，而是指向整个时代和世界。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教授许丹成

《春尽江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极具分量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时期非常重要的原创长篇之一。

——人民网

《春尽江南》既是 “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三部中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通过对端午、庞家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丰富复杂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格非在批判性地反思表现当下时代污浊不堪实质的同时，更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精神彻底沦落的污浊时代究竟何为，乃是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提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春林

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春尽江南》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2013年10月，该书入选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文艺少儿类图书。

格非，中国当代作家，清华大学教授。

1964年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从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开始，迄今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五部：《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短篇小说集多部：《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青黄》《戒指花》等。另有论著、散文随笔集多部：《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格非散文》《塞壬的歌声》《文学的邀约》等。

格非属于擅长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坚韧、优雅、准确、睿智等特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风格鲜明，曾获得“2004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2004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其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