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虽成书于汉代，但地位于影响却远在左氏、公羊二传之下，虽在宣帝时曾一度被立为学官，但注家廖寥，终未成显学。自汉宣帝倡导迄于魏晋，注讲者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阐、徐仙民、徐乾、刘兆、胡讷、段肃等十余家，范氏有感于其注讲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不可观，又引《左传》、《公羊传》以解此经，文义违反，颇不利于后世，遂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采诸儒同异之说，又参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而成《集解》。

范注实际上是自汉抵晋《谷梁传》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对历代的注讲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整理，甚有功于谷梁学的研究与传播。书成以后，深为当时所重，亦是今存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范注以后，又有徐邈之注，故今本范注中，多杂有邈说。六朝以后抵唐初，再无学者为《谷梁传》作义疏，谷梁学的研究又一次□于沈寂。唐太宗时，士勋辅助孔颖达等撰修《左传正义》，乃以一人之力为范注作义疏，分肌擘理，刊削繁复，文清义约，对《谷梁传》作了第二次系统整理与研究，无论从哪方面看，其价值都远过于前人。但由于材料所限，可凭藉之书甚少，故较之出于众人之手的《左传正义》赅洽不及，并非士勋功力不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