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欧苏利文相信上帝的旨意（Divine Providence）赋予美国广布共和民主遍及北美洲之使命（大行自由权利，“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对欧苏利文来说，既然大英帝国不知利用俄勒冈以广布民主，不列颠对这块土地的权利主张可以忽视。欧苏利文认为昭昭天命为道德观念（天条，“higher law”），足以盖过一切顾虑，包含国际法与国际协定。

欧苏利文原来对昭昭天命的构想并非强取豪夺以扩充领土。他相信美式民主的拓展势不可当，会随着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迁移各处而出现而无需涉及军事行为。欧苏利文不赞同于1846年爆发的美墨战争，然而他相信战争的结果将惠及双方。

欧苏利文并未始创昭昭天命的概念；其措词虽为此一于1840年代颇得人心的情怀提供有力的称号，其概念自身并非新创。且欧苏利文虽为鼓吹此种思想的先锋之一，其他另有多名作者曾使用不同的词句来描述同一概念。美国报业于1840年代的成长，尤其是煽动性的八卦报刊（penny press），是昭昭天命等概念广为散播的重要因素。

当时欧苏利文自己并不晓得自己创造出了新的警句。此词由辉格党引用以反对执政的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后，广为流传。1846年1月3日，罗伯·查尔斯·温梭普（Robert Charles Winthrop）众议员于众议院内嘲弄这个观念，他说道：“我想，除了全洋基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容许散播昭昭天命之义。”对于昭昭天命的拥护者们引用“神赐之洲”来为基于俗世利益辩护的作法，在众多批评者中，温梭普是首位发难者。

民主党不顾这些批评而接受该警句。它迅速流行，其出于欧苏利文杜撰一事终为人所遗忘。欧苏利文于1895年默默无闻地撒手人寰，约当其警句为人复用之时。直至1927年，方有历史学家确定此一警句出自欧苏利文之手。

史学家威廉·威克斯（William E. Weeks）注意到，拥护昭昭天命者们通常依附在三条关键主题之上：

这三条主题，又称美国卓异主义，通常可回溯至美国的清教徒传统，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广为人知的布道词“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部分内容。他在这次证道中呼吁建立对旧世界大放异彩的道德社会。托马斯·潘恩在其1776年具影响力的小册《常识》（Common Sense）中回应此见解，论说美国革命提供机会以创建更好的新社会：“我们有能力让世界从头来过。与目前相仿佛的情况，自诺亚在世以来亘古未有。新世界的诞生就在你我之手……”

许多美国人赞同潘恩，并相信美国已然试行自由与民主——并摒弃旧世界的君主制——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对美国的形容“全球最后的、最佳的寄托”就是这种观念的著名表述。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奋力诠释带有美式理想的国家是否得以存续。史家罗伯·乔汉森（Robert Johannsen）称之为：“对美国昭昭天命论与使命感最恒久的声明。”

美国身具使命，以扩张领土来广布其体制与理想的信念——安德鲁·杰克逊于1843年之著名表述为“延展自由之域”——为昭昭天命论的基本观点。许多人相信美式民主毋需合众国政府之力便得以散播。美国的拓荒者们心怀信念横越北美大陆，其纲领为北美与世界其他国家会尽力与美式体制相仿。托马斯·杰斐逊最初并不认为美国必须向外扩张，他相信北美洲将成立其他类似于合众国之共和政体，形成他所说的“自由帝国”。然而，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之后，他接受了版图膨胀。其后数十年间，随着合众国领土不断外扩，“延展自由之域”是否意指延展蓄奴之域，因对美国的“使命”有不同解释，对立逐渐升高，而成为议题核心。

“昭昭天命”一词最经常为人所联想者为美国自1815年至1860年间的领土扩张。此一时期，自1812年战争结束起至美国内战爆发为止，人称“昭昭天命之世”（Age of Manifest Destiny）。美国版图在这段期间扩展至太平洋——自海至光辉之海（from sea to shining sea）——基本确立为美国本土的边界。昭昭天命论在合众国与其北方的英属北美（后称加拿大）之间的关系上有其作用；但在其考量墨西哥问题与引发美墨战争上更具因果关系。昭昭天命论中，蔓延各处的种族主义对美国印第安人而言后果严重。

十九世纪中，美国终将吞并北美洲全境的信念，世称“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此一构想的先期提倡者为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是自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至1840年代詹姆斯·波克执政期间，美国版图扩张的领导人物。1811年，他在给父亲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天意注定，北美全境所生养的子民应为同一‘民族’，口说相同语言，信奉相同宗教与政治信仰下的全面体系，袭用相同的社会风俗习惯下的全般宗旨。为其全体共同之幸福愉悦，为其和平安宁与繁荣昌盛，我相信，将他们结合于一个联邦共同体之下势不可免。”

亚当斯为推展其理念着力甚深。他起草了1818年条约（Treaty of 1818），奠定西至洛基山脉的美加国界，并约定俄勒冈共管。他磋商出1819年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Adams-Onís Treaty），又称贯洲条约（transcontinental Treaty），自西班牙手中买下佛罗里达并将与西属墨西哥的边界延伸至太平洋。并且他系统地陈述了1823年的门罗主义，该说警示欧洲，西半球不再开放欧洲成立殖民地。

门罗主义与昭昭天命论密切相关。史家沃尔特·麦克道古（Walter McDougall）称昭昭天命论为门罗主义的自然结果，既然门罗主义并未明指扩张幅度，不断扩张便为行使该主义之所必需。美国内部当时考量到，欧洲强权（尤其是大英帝国）正寻求提升对北美洲的影响力，于是引发以对外扩张以资预防的呼声。1935年，艾尔伯特·温伯格（Albert Weinberg）于其深具影响的对昭昭天命论的论文中写道：“1840年代勃兴的扩张主义为防御性作为，以在欧洲侵犯北美之前抢先一步。”

1815年之前

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之前，美国革命家们原本希望法裔加拿大人能够加入殖民地十三州以共同推翻大英帝国的统治。加拿大省受邀举派代表参加大陆会议，且大陆会议已预先允许加拿大加入合众国。1775年，当美国在企图将英国逐出北美的战争中，攻入加拿大时，也希望法属加拿大能共襄盛举。这些拉拢加拿大靠向十三州的策略，无一达成。在巴黎和平协商中，本杰明·富兰克林企图说服不列颠外交官将加拿大割让给合众国，亦未成功。由于大英帝国始终存在于合众国北界，导致美国于1812年战争期间，第二次北侵英属北美，但未成其功。

这些将大英帝国逐出北美的企图，时受引据为昭昭天命论付诸行动之先例。然而，加拿大史学家雷吉纳德·斯图尔特（Reginald Stuart）论断，这些与“昭昭天命时期”（Era of Manifest Destiny）中的行动，性质不同。斯图尔特于1815年之前写道：“所有看来有如领土扩张主义之举措，其实是来自守成的想法，而非来自征服与兼并的雄才大略。”此种观点认为，昭昭天命论并非引发1812年战争之因素，而是在战后才出现，并成为公众信念。

进入加拿大的义勇兵

尽管仇英心理继续于合众国内散布，美国人于1812年战争后逐渐接受英属殖民地于北界接壤的现实。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加边界沿线居民，原本希望1837年起义可以结束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并于加拿大建立民主政府。对这些事件，约翰·欧苏利文写道：“若自由为一国之最佳福祉，若自治为一国之首要权利，……我们对加拿大人发难之缘由感同身受。”许多美国人，如欧苏利文一般，视这几场叛乱为美国革命再现；而且——与当时多数加拿大人的观点不同——以为加拿大人生活于外来统治者的压迫之下。

尽管感同身受，昭昭天命的信念并未随著美国人对这场叛乱的反应而广布开来，部分是因为这几次叛乱结束得太快。欧苏利文个人建议抵制美国调停。若干美国义勇兵——未经政府授权，自愿参战的军人，通常是受昭昭天命的信念所激励——前去加拿大以助一臂之力，但马丁·范布伦总统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逮捕这群义勇兵并保持边界平静。若干义勇兵残存于人称“猎人草屋”（Hunters' Lodges）的秘密集团中，尝试鼓动战争以‘解放’加拿大——其中的一次即所谓的爱国者战争——但美国的观点与政府官方政策反对这些行动。美国内战后的芬尼亚兄弟会暴动（Fenian raids，芬尼亚运动为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与猎人草屋的行为有相似性，但与昭昭天命的观念或美国的领土扩张政策并无关联。

俄勒冈

在合众国北界，昭昭天命论在俄勒冈与大英帝国的边界纷争中发挥其最重要的作用。1818年英美会议（Anglo-American Convention of 1818）约定俄勒冈共管，而数以千计的美国移民于1840年代经由俄勒冈小径（Oregon Trail）移居该处。英国人回绝约翰·泰勒总统依约翰·昆西·亚当斯之前议，将该区沿北纬49度线一分为二的提案，而坚持将边界南移至哥伦比亚河，此举将今日华盛顿州的所在地划归英属北美。昭昭天命的拥护者们誓死反对，并呼吁兼并俄勒冈全境。总统候选人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运用汹涌的民气自利，民主党并于184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呼吁兼并“全俄勒冈”。

成为总统后，波尔克重提沿北纬49度线将该区一分为二之议，使昭昭天命论最激切的拥护者们心灰意冷。当英国回绝该议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回以口号“不达54-40就打仗！”（Fifty-Four Forty or Fight，北纬54度40分为俄勒冈北界。该口号经常被错误地引述为1844年大选中的口号）。当波尔克转而中止共管协议，英国终于同意沿北纬49度线将该区一分为二，争端于1846年两国签订俄勒冈条约后落幕。

虽然早先为了“全俄勒冈”而群情汹涌，该条约于美国颇孚民望，并迅即获参议院认可，部份原因是由于合众国当时正与墨西哥交战。许多美国人相信加拿大诸省迟早会并入合众国，而这场战争对达成命运之付托并无必要，尚且产生不良后果。据雷吉纳德·斯图尔特的说法，昭昭天命论最激切的拥护者们之所以未在北方边界问题上占上风，是由于“尽管称之为‘大陆主义’，昭昭天命的适用范围仅达美国西部与西南，而不及于北方。”

1836年，德克萨斯共和国宣告自墨西哥独立。在德克萨斯革命之后，更寻求加入合众国成为新的一州。这正是自杰斐逊以来，至欧苏利文时代，所提倡的理想扩张程序：可能的新州要求归属于合众国，而非合众国扩充其治权以凌驾于无此意愿的人民头上。然而，兼并德克萨斯实属矛盾，因其使联邦多增一蓄奴州。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与马丁·范布伦总统因为奴隶制度的争议威胁到民主党的整体性，拒绝德克萨斯加入并成为合众国的一部分。

1844年大选之前，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雷与据推定应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前总统马丁·范布伦双方都宣称反对兼并德克萨斯，都希望别让此一棘手的话题成为选战议题。因此意外地使民主党放弃范布伦，转推支持兼并的波尔克。波尔克将兼并德克萨斯的难题与俄勒冈的边界纷争相连系，而提出一连串与兼并相关的地区性协议（北方的扩张主义者较倾向于占有俄勒冈；而南方的扩张主义者主张兼并德克萨斯）。波尔克虽仅以极小差距胜出，却将自己的胜选当成选民对版图扩张的付托。

“全墨西哥”

美国国会于波尔克就职前，通过美国兼并德克萨斯法案。波尔克更进一步占领墨西哥主张所有权的德克萨斯领土，是为于1846年4月24日爆发的美墨战争之前奏。由于美方告捷，1847年夏出现了兼并“全墨西哥”的呼声，部分来自东部的民主党人，他们主张将墨西哥纳入联邦为确保该地区永久和平的最佳手段。

这项主张因两个理由而自我矛盾。首先，约翰·欧苏利文等理想化的昭昭天命提倡者不断提及，合众国的律法不应强加于无此意愿的人民头上，而兼并“全墨西哥”侵犯此一原则。其次，兼并墨西哥意指将合众国公民权扩及千千万万名墨西哥人。支持兼并德克萨斯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因着昭昭天命之“使命”，以种族上的理由反对兼并墨西哥。他于1848年1月4日在国会中的演说中阐明其观点：“我们连梦都未曾梦过吸纳高加索人——自由的白人——以外任何种族进入联邦。吸纳墨西哥会成为混入印第安人的先例，因为墨西哥人有一半以上是印第安人，而其他主要为混杂的部落所组成。我强烈反对如此这般的联邦！我们的联邦——可敬的先生们——是一个白人政府……我视其受敦促者为……这个国家的使命为广布文明与宗教自由遍及全世界，尤其是这块大陆。兼并是个错误。”

这场辩论带出了昭昭天命论的矛盾之一：一方面，昭昭天命论中的种族观念暗示，墨西哥人由于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不具成为美国人的资格；而昭昭天命论中“使命”的部分暗示，墨西哥人将因被纳入美式民主而进化（或说重生，后来的说法）。种族观念曾被用以推行昭昭天命论，但在卡尔霍恩以及“全墨西哥”运动的例子中，种族观念亦被用以反对昭昭天命论。

这场矛盾最终以墨西哥割让领土解决。两块人口较墨西哥其他地方稀少的属地加利福尼亚与新墨西哥加入合众国。“全墨西哥”运动，一如“全俄勒冈”运动般，无疾而终。

合众国的陆上扩展通常意为占据印第安人所有之地。合众国承袭欧洲人的作为，只有限度的承认美洲土著的土地权利。依一项由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所大规模擘划的政策，合众国政府寻求以合法的印第安土地交易为唯一扩展领土进入西部的管道，鼓励印第安人售出部落土地并“开化”，意即（连同其他事项）放弃打猎，变成农夫；并使印第安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而非氏族或部落。“开化”计划的拥护者相信，这样的程序会大大的降低印第安人所需的土地面积，于是有更多的土地可与美国白人交易。托马斯·杰斐逊相信，既然印第安人的智力与白人不相上下，印第安人理应像白人一样的生活，或无可避免地被白人推到一旁。杰斐逊根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想法，即印第安人与白人一起创建新国家的理念，于其有生之年未曾实现。他于是开始认为印第安人应移居到密西西比河的另一侧，维持社会分离。此一观念因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而成为可能。

此一观念，又名搬迁印第安人，于昭昭天命之世浮出台面。虽有若干拥护搬迁者基于人道相信印第安人最好是搬离白人的地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印第安人只不过是挡在美国西扩之路上的“野蛮人”。史家雷吉纳德·霍斯曼于其深具影响力的论文《种族与昭昭天命》论断，种族性修辞于昭昭天命年代大量增加。美国人逐渐相信印第安人会随着美国的扩张而凋零。这样的观点反应在美国首位伟大的史家弗朗西斯·帕克曼其1851年印行的皇皇巨著《庞帝克的阴谋》中。帕克曼写道，印第安人“注定要在盎格鲁美国人其所向无敌的西进力量之浪潮面前消失无踪”。

随着美国内战于历史中淡去，昭昭天命一辞再度为人复用了一段短时间。美国共和党在18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党纲宣告：“本党重申，赞成门罗主义，并概括性认可共和政体昭昭天命之功。”由于共和党败选，宣言中的“昭昭天命”一辞并无确切定义。然而，共和党于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重回白宫，其后更连霸16年。昭昭天命一辞其时用以推展美国的海外领土扩张。而昭昭天命的这种说法是否符合1840年代的大陆扩张主义，在当时即引起争论，并延伸至后世，长久不衰。

例如，威廉·麦金莱总统于1898年提倡兼并夏威夷属地（Territory of Hawaii），他说道：“我们需要取得夏威夷并好好经营，更甚于前此之于加利福尼亚，此乃昭昭天命。”另一方面，曾于执政期间阻挡兼并夏威夷的民主党籍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写道，麦金莱的兼并为“歪曲我国之天命”。史学家亦持续两种观点之论战，一派将美国在1890年代的海外扩张解读为昭昭天命论延伸远跨太平洋彼岸；另一派视其为昭昭天命论之对立面。

1898年，在美军的缅因号战舰于古巴哈瓦那的港口爆炸沉没后，美国插手介入古巴反抗军与西班牙帝国之间，是为美西战争之开端。虽说1840年代的昭昭天命论之拥护者曾吁求兼并古巴，美国参议院于战前全体一致通过铁勒修正案（Teller Amendment），承认古巴之“自由独立”，并放弃所有美国兼并该岛之意图。而战后通过的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则实质上承认古巴为美国的保护国。昭昭天命若意味公然兼并，则自此对古巴不再适用。

与古巴情形不同的是，美国在美西战争后兼并关岛、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攫取这些岛屿为美国历史写下新页。过去，美国取得领土的目的在于建立新州，取得相同于已有各州之立足点；而这些新取得之各岛屿为殖民地，而非预期建立的新州。此一程序经诸岛屿释宪案（Insular Cases）确认。美国最高法院于这一连串释宪案中裁决，美利坚合众国辖下所有领地并非自动完全适用美国宪政权利。依此见解，兼并违反昭昭天命论之传统义意。据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所言，“昭昭天命包含卡尔霍恩与欧苏利文所能同意的基础原则——不应并入无资格立州之人民。此一原则被1899年的帝国主义甩到一边去”。

另一方面，昭昭天命的概念中也包含着，“未开化”的人民可在接受美国基督教民主价值之洗礼后进步。麦金莱总统于决定兼并菲律宾后，对此一主题思想评论道：“我们别无可为，只有全盘接收，并教育菲律宾人，并且使他们发展、开化、信奉基督教……”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白种人的负担》一诗，以“合众国与菲律宾群岛”（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为副标题，为当时这种公众情怀的著名表述。然而，许多菲律宾人抗拒此一‘发展与开化’，终于在1899年爆发美菲战争（Philippine-American War）。美国海外扩张的反对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于开战后写道：“天命不若数星期前一般昭昭。”

世纪交替之后，美国不再依靠“天命”推展领土扩张，“昭昭天命”一辞之使用率大减。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治下，美国在新世界中的角色，一如其于1904年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所示，定义为“国际警力”，以确保美国在西半球之利益为要务；罗斯福推论明确摒弃领土扩张。过去，昭昭天命被视为在西半球行使门罗主义之所必需；而今，领土扩张主义已为干涉主义所取代，成为维护门罗主义之工具。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承续干涉主义政策，并尝试以全球为范围，重新定义昭昭天命与美国之“使命”。威尔逊总统带着“这个世界为行民主政体必须稳健可靠”的争议，引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其1920年对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威尔逊声明：“……我认为，我等皆知民主政体面临最终考验之时日已至。民主原则遭逢肆无忌惮的糟蹋，代之而起的专制信条欺世盗名，却未经民意授权认可，旧世界已然受损。民主政体自证其纯粹崇高之优越能力，对所有人皆为千载难逢。引领谋求达成此一崇高精神，无疑为合众国之昭昭天命。”

这是首次，也是唯一次，在任总统于年度演说中使用“昭昭天命”一辞。威尔逊总统对昭昭天命的说法为，摒弃扩张主义，并为民族自决（作政策上的）背书，强调美利坚合众国为着民主事业，有成为世界领袖之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自视为自由世界领袖之看法强力增长，却罕闻其如威尔逊总统之描述一般，称之为“昭昭天命”。

时至今日，在学术界的标准用法中，“昭昭天命”所描述的是美国史上的一段时期，尤其是1840年代。然而，该辞句有时用以描述美利坚合众国当代的政策与军事行动，这种用法通常来自左派人士，也通常以之为负面观点。在这种事例上，昭昭天命论通常被视为当代所意识到的美利坚帝国之潜在成因（或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