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灿此序撰于嘉庆乙亥仲冬，即嘉庆二十年（1815），仍是嘉庆《华阳县志》的纂修期间。潘时彤拿给他看的，当然还是书稿，很明显是要请他指教。杨芳灿对书稿大加赞赏，认为其 “其取材宏富，考证精祥，即《艺文》一类，已甲诸郡县志”；他尤其感慨此书“况属创修”，赞赏其“尤为罕觏，诚蜀志之翘楚也”。

董淳《嘉庆华阳县志序》也介绍了纂修艰苦的过程，并对此书评价道：潘子家世藏书，性复好学，一切纂修考核，悉以任之。自乙亥夏至丙子冬，溽暑挥汗，严寒呵毫，历一载余，不辞劳勩，裒然成帙，为卷四十有四，为目四十有六，不啻十倍于前，而艺文一类尤属详备，亟授梓以广其传。夫近世言志者每托简老以文，其固陋，抑知史纪一代宜略，志载一方宜详，义例既殊，体裁斯异，况邑自唐以来，代称巨县，其山川风俗之美，官师人物之盛，与夫艺文物产之繁赜，创修伊始，可不博览广收乎？！曩予宰岳门暨巴水，尝取旧志增益之，兹志独无蓝本，而颇擅巨观，固生斯土者之幸，亦官斯土者之荣也。

董淳认为嘉庆《华阳县志》，“不啻十倍”于旧书稿，“颇擅巨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是在“独无蓝本”的情况下完成的。董淳还对潘时彤主持纂修嘉庆《华阳县志》时的“博览广收”作了辩解，他认为“近世言志者”主张修志时竭力行文简略，这种说法其实很荒谬。作为记载一朝一代数百年典章制度社会人物的正史，因为其所包罗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不可能事事详备，故“宜略”；而地方志乘则应尽量详细，这既是因两者体例不同的结果，也是他们各自要完成的不同任务所决定的。特别是，地处天府之国中心的华阳，“自唐以来，代称巨县，其山川风俗之美，官师人物之盛，与夫艺文物产之繁赜，创修伊始，可不博览广收乎？！”

杨芳灿、董淳都特别推崇《华阳县志》这部书的详备。对此，也存在其他不同的看法。民国《华阳县志》对嘉庆《华阳县志》的这种广收博纳，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该书卷三十六“序”中说：

自明至清数百年，惟省志再修，而华阳无闻。当嘉庆修省志日，县举人潘时彤始并为县志，大约因仍省书，或钞撮而剪割之，既病芜冗，复多伪舛，不能善也。

无论怎么说，嘉庆《华阳县志》是在没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纂修成的，是一部草创的志书。即便它还存在若干不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玉，其草创之功功不可没。

除纂修《华阳县志》外，潘时彤还著有《绥靖屯记》等书。又，清道光年间潘时彤曾“主讲芙蓉讲习”。芙蓉书院是当时成都一座颇有名气的书院，其创建于嘉庆六年（1801），院址原在成都北暑袜街拐枣树街，清咸丰三年（1853）改迁到青龙街墨池书院间壁。所谓“主讲”，也就是该校教学的负责人。

二、潘时彤与武侯祠

潘时彤也非常喜欢“三国”，有关三国及武侯祠的诗词歌赋篇什甚多，如《读刘先主传》、《读刘后主传》、《吊北地王》、《题张介侯澍明府增辑诸葛忠武侯集》，等等。其中颇多篇章涉及到蜀汉人物的品评，如《读刘先主传》：“猇亭兵败永安屯，遗命曾闻戒后昆。翻恨托孤年太早，未将神器付贤孙。”（《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五·艺文·七绝）诗中感叹刘备去世太早、事业未竟，痛恨其继承人的无能，种种心情跃然纸上。

另一首《题张介侯澍明府增辑诸葛忠武侯集》诗更能反映作者的心境：

五龙变现一龙卧， 梁父吟成谁与和；

草庐枉顾许驰驱， 管乐奇才尹吕佐；

当时韬略鼎三分， 区区翰墨何足云；

堂皇二表媲谟诰， 至性由来称至文；

承祚曾将遗集定， 二十四篇光史乘；

王杨裒辑有全书， 朱张蒐讨多旁证；

谁其继者张介侯， 首编年谱勤搜求，

次列文集与故事； 诸葛君真第一流；

我闻此集莫由见， 数向坊间寻觅遍；

昨逢好友持赠之， 挑灯坐读几忘倦；

忽忆城南三里余， 祠堂古柏森阶除；

羽扇纶巾频想象， 木牛流马空踟蹰；

岁时伏腊走村翁， 愿书万本传万口；

君不见石琴声寂铜鼓瘖，三绝唐碑犹不朽。

诗中充分表现了他对诸葛亮的崇敬。先贤才能卓著、德行优异，令他由衷慨叹：“诸葛君真第一流”。当他听说张澍编辑了《诸葛亮集》，急忙事出寻求，“我闻此集莫由见，数向坊间寻觅遍；昨逢好友持赠之，挑灯坐读几忘倦”。由诸葛亮作者进而联想到城南的三国圣地--武侯祠，拜谒的人上至达官，下至村翁，文物荟萃，历史积淀丰厚，“三绝唐碑犹不朽”。作者于是祝愿张澍等人有关诸葛亮的著作也广为流传，“愿书万本传万口”，让先贤的德行更加光大。

在纂修《昭烈忠武陵庙志》之前，爱好“三国“的潘时彤就经常到武侯祠游玩。他对武侯祠文物保护和建筑的维修一向格外关心。在《培修昭烈帝惠陵纪事》长诗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文物缺乏保护、建筑年久失修等状况的痛心疾首：“城南三里许，巍然峙丘阜。云是昭烈陵，地志由来久。……惟留一抔土，何曾州九有。古径莽臻芜，残碑埋陇亩。夕阳牧竖来，伏腊村翁走。閟宫祀同歆，遗像长不朽。”当惠陵整修一新后，他又格外高兴，犹如自己有了喜事一般欢欣鼓舞：“幸逢贤大夫，谋及诸僚友。捐资缭长垣，怀古酹清酒。雉堞郁参差，龙墀蟠蚴蟉。晨兴鼉鼓鸣，夜静鲸钟吼。亭前馆听鹂，池中船坐藕。”潘时彤熟悉祠内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对之满怀爱护之情，在他的《忠武侯祠》、《武侯祠唐隶残碑》、《惠陵》、《惠陵赋》、《香叶亭有感》等等诗赋篇什之中，无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由衷的珍爱。

当时经常相偕同游武侯祠的，有潘时彤的好友陆文杰等文士。文士相聚于名胜园林，自有雅兴，常有诗词唱和。因为是武侯祠的常客，于是祠中的道士亦往还甚多。武侯祠的道士中有一位叫黄合初的，是当时驻祠道士中较有学行的一位高雅之士。《庙志》卷二“陵庙·羽士“有其简传：黄合初--本名范，字超然，简州人，父玑，业儒好施与，以是贫乏。乾隆甲辰，徐虚庐道人延课其徒，因携初兄弟往，值痘症时行，所教二童子及其弟俱殇。初亦患痘，笃甚，因愿为虚庐弟子，旋疗。弱冠知诗，师弟相唱和，好学善悟，性孤介，落落寡合，遇风雅之士恒相得无间。值亲诞辰，必归祝；及殁，卜地以葬。尝闻道于唐默如先生。嘉庆戊午虚庐羽化，司庙事一年，即云游荆楚滇黔诸地，廿余载吟诗成帙。归至峨嵋，学易于张含章处士。道光乙酉还祠，习静镜心精舍，课徒之余，抄书不倦，年六旬矣，著有《听鹂馆诗集》。有记赞，见《艺文》。

“弱冠知诗，师弟相唱和”的黄合初，“遇风雅之士恒相得无间”，自然与潘、陆等文士气味相投，过从甚密。黄合初有《桂放柬潘陆二君》，诗曰：“连日秋阳暴，亭前桂已花。诗翁相约未，好煮建溪茶。”足见他们的投契。《昭烈忠武陵庙志》“艺文”中收录有黄合初与潘时彤、陆文杰等人的唱和之诗多首，如，陆文杰《丁亥人日偕潘紫垣孝廉、万存愚茂才、吴湘亭秀才游武侯祠，羽士张香亭、黄超然留饮，以“屡入武侯祠”分韵，得“屡”字》；吴雅笙《丁亥润五月九日武侯祠羽士张香亭、黄超然招同陆敏斋赞府，顾云幕处士陪潘紫垣师藕船赏荷，以“荷静纳凉时”分韵，得凉字》；陆文杰《武侯祠丹桂重开，超然羽士邀同严丽生舍人、潘紫垣孝廉听鹂馆小酌，即用舍人前赠羽士韵二首》，等等。以上仅列出三首诗题，可知或逢时节，或当花盛，潘时彤等人总是相聚于武侯祠，歌赋啸吟。足迹之频繁，可略见一斑。潘时彤在武侯祠中也曾撰写有楹联。《庙志》卷二“陵庙·联额“中收录有其为“船舫“题写的一联：“自有桑田遗子弟，偶因鱼水忆君臣”。其上款为“道光乙酉孟春”，道光乙酉即道光五年（1825）。

其实潘氏家族作为成都的士绅之家，与武侯祠早有往来。潘时彤的父亲潘元音与黄合初的师父徐虚庐道人交谊甚厚。潘元音有《寄虚庐道人索紫竹》诗：“恰少南溪竹，为师索致之。草堂生意处，莫作镜湖诗。”（《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五“艺文·五绝”）徐虚庐于嘉庆戊午（嘉庆三年，即1798年）卒后，潘元音还亲自为之撰写了墓志铭。(潘元音：《徐虚庐道人墓志铭》,见《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七“艺文·传“)

三、潘时彤与《昭烈忠武陵庙志》

有了成功纂修嘉庆《华阳县志》的经历，又是武侯祠的常客，对祠内的文物和建筑也非常熟悉，潘时彤很自然地被邀请来纂修武侯祠的第一部志书--《昭烈忠武陵庙志》。

《昭烈忠武陵庙志》书前有四川布政使董淳的“序”，是我们了解这部志书的重要材料：自习凿齿《汉晋春秋》以正统予蜀，其后《朱子纲目》亦主此说，而萧常郝经《续后汉书》、谢陛《季汉书》，咸帝蜀黜魏，遂为定论。伏读《大清通典》，祭历代帝王庙，昭烈位次右，忠武列东庑。祀典煌煌，昭垂万世矣。

锦官城南数里许，惠陵在焉，旁即帝庙。又有侯祠，明季毁于兵。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军、宋臬使重修，遂合为一，前祀昭烈，后祀忠武，有司春秋致祭，由来久矣。余于嘉庆间承乏邑令，赞襄祀事，奔走閟宫，犹想见君臣一体之盛。第庙貌已极巍峨，而园陵弗臻巩固，非所以妥灵爽肃观瞻也。欲培修焉。有志未逮。道光乙酉，祗承恩命，重莅是邦，岁时祭祀，弥矢虔诚。爰商诸制府、廉访、观察、太守诸公，佥有同心，是冬倡捐诹吉，庀材鸠工，建筑陵垣，增修陵寝，丙戌岁杪告竣，将砻石纪事而未果。

丁亥仲夏，孝廉潘紫垣先生主讲芙蓉讲习，著述宏富，向曾延修邑乘，称博雅焉。因于课士之余，篡辑陵庙志十卷，己丑书成，羽士为募赀刊行，而请弁首。余披阅之，蒐罗既广，考辨尤精，可谓心苦而力勤矣。夫南阳卧龙岗、沔县忠武祠均有专志，况兹地弓剑如存，桑田宛在，民怀旧德，士仰遗风，则斯志之修，尤不可阙。且蜀自涵濡圣泽，荷庇神庥，百余年来偃武修文，御灾捍患，祈祷輙应，崇报维殷，亟宜辑为一编，用垂久远。授诸梨枣，以广其传，下备輶轩之采，上昭典礼之隆，岂非不朽之盛事哉！

在序文中，董淳谈到他自己嘉庆年间曾到华阳任县令，因祭祀而常到武侯祠，他觉得武侯祠的祠庙建筑尚称巍峨，但惠陵及其陵园建筑却很差，曾有意培修而未能实现。道光乙酉（道光五年，即1825年）董淳升任四川布政使，莅任后便续其旧愿于同年冬对武侯祠进行了修葺，这次工程的主要内容，一是增修惠陵寝殿，另外还培修、加高惠陵墙垣。工程于丙戌（1826）岁末竣工后，董淳本欲镌刻碑碣以纪其事，适逢修篡《昭烈忠武陵庙志》之事已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把此次修建的记载寄托在《庙志》上。于是“丁亥仲夏，孝廉潘紫垣先生主讲芙蓉讲习”，潘紫垣即《庙志》的主笔潘时彤，而丁亥即道光七年。

潘时彤是应武侯祠住持道士张合桂之募而修纂《昭烈忠武陵庙志》的。张合桂既是纂修《昭烈忠武陵庙志》的功臣之一，也是清代时武侯祠的一位重要人物。张合桂，字香亭，广东龙川县人。其叔父张本崐到蜀中游历，拜成都武侯祠的住持道士唐复雄为师，入玄门为道士。乾隆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张本崐回粤省墓时，时年九岁的张合桂正在生病，病情危重，张本崐回去后他竟不治而愈。张合桂的父母便把他过继给张本崐，于是张合桂就随叔父来到了成都武侯祠，成为道士。后来，张本崐到成都城北文昌宫当住持，张合桂也随之到了文昌宫。不久，张本崐“羽化”，其徒李合智继为文昌宫住持。但李智屏一心只想修道，便由张合桂主持庙中事务。嘉庆丙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张合桂仍回武侯祠作住持。曾为武侯祠“增置祀田二十余亩”，新建“听鹂馆数楹”；又注意不时维修，“祠庙亭院焕然一新”，并在祠中增植柏楠数百株。（《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陵庙·羽士）道光九年《昭烈忠武陵庙志》纂修成书时，张合桂已年六十余，仍精神矍铄，他又四处募化集资，终于得以雕版印行。

《昭烈忠武陵庙志》的内容，有关文章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这里特地要进行补充介绍的是这部志书卷首所附的插图。插图共十幅，包括：《陵庙全图》、《惠陵图》、《道院图》、《藕船图》、《爱树山房图》、《铜鼓图》、《唐碑图》、《古柏图》、《石琴图》、《丹桂图》，前五幅画的是祠内的建筑，后五幅是重要的文物和有特色的植物。有关建筑的几幅图尤其珍贵，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建筑的主要结构和分布，有的甚至对细部也画的很清楚。这是用文字进行表述所无法办到的。道光九年（1829）之后祠内建筑屡有修葺，有的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借助于《庙志》的这些图，我们仍可清楚地了解那时的建筑状况。武侯祠博物馆依据《陵庙全图》刻成的石碑，也非常受游客的欢迎。《爱树山房图》则为我们介绍了这座体量不大而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爱树山房曾经是武侯祠住持“课徒“处，《昭烈忠武陵庙志》成书后，其雕版就堆放在此，同时也是印刷这部志书的操作间。爱树山房在清末民初时已毁。今天唯有从《庙志》的附图中还可略知其建筑地概况。

从文献所载材料看，纂修《昭烈忠武陵庙志》开始的时间似乎还应更早些。黄合初有《仿制石琴记》中谈到《庙志》修篡情况时是这样说的：越岁丙戌，各当道捐建惠陵城垣，住持张香亭师兄募修《昭烈忠武陵庙志》，延邑孝廉潘紫垣先生纂辑，成书十卷，尤称博雅，徒孙李云岩道人司刊刻事，余怂恿以酧夙愿。……时道光九年岁次己丑季夏月上旬也。（见《昭烈忠武陵庙志》卷六“艺文·记·补录”）

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那么，《庙志》究竟是在何时开始修篡的呢？笔者认为，《昭烈忠武陵庙志》卷首的说法应当是准确的，“是编自丁亥仲夏纂辑，至己丑仲春开雕”，也就是道光七年开始纂修，道光九年初完成。潘时彤是武侯祠的常客，因而与祠中的道士常有接触，很可能彼此间早就有了纂修《庙志》之约，而道光六年时，潘时彤等人已着手进行准备，故黄合初又有此说。

关于《庙志》的纂修，还有几位也功不可没。一是担任全书采访兼校对的陆文杰。陆文杰字敏斋，山阴（浙江绍兴）人，为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后裔，在武侯祠镌有诗碑，今嵌于诸葛亮殿内壁间。另一位担任全书采访兼校对的，是黄合初，介绍已见前。担任全书监理的是武侯祠的道士李永馨。李永馨字云岩，四川新都人，余不详。所谓监理，也就是负责《庙志》的雕版和印行。

黄合初有一首诗，题为《戊子秋斲琴二，一曰响雪，一曰流泉。响雪留祠，留泉赠紫垣，以酎纂志之劳，并系长句》，诗中谈到他对潘时彤的评价，也谈到对《昭烈忠武陵庙志》的赞赏。兹录以为本文的结尾：

我有空山侣，响雪与流泉。

相随经一载，何处寻成连。

君是河阳辞赋手，牙签满架无不有。

况兼史笔称三长，典籍蒐罗传不朽。

汉家陵庙武乡祠，蜀志译文时见之。

吉金乐石考详订，非君博雅其谁为。

羽流何幸附骥尾，一脉薪传继道轨。

牛溲马渤收药笼，俚言毋乃惭众美。

书成几欲驾前贤，蜀中快睹珍珠船。

祠堂永作琅环芨，从兹宇内广流传。

愧乏琼琚何以报，流泉好奏高山操。

安雅堂中持赠君，君应对此欣然笑。

芙蓉开处试一弹，行看花县赓同调。

（《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五“艺文·七古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