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四年（1081年），晁补之改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

元祐元年（1086年），晁补之任太学正。经李清臣举荐，召试学士院，升秘书省正字。

元祐五年（1090年），晁补之迁校书郎。

元祐六年（1091年）春，晁补之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

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苏轼由颍州知扬州。晁补之以“门弟子”的身份守在苏轼身边。十一月，晁补之被召还京，以秘书丞、著作郎召任国史编修。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主张新法的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六月，被认定为旧党的晁补之出知齐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在齐州任时，一群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巷里抢劫。晁补之暗中查清了盗贼的姓名和他们的行囊包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有一天，他宴请宾客，把负责缉捕盗贼的官吏叫来，把捉拿盗贼的方法策略传授给他。酒宴还没有结束，盗贼们就全部被擒获了，全府因此解除了警报。十二月，三省同进章疏，言所修《神宗实录》失实，黄庭坚被贬黔州，张耒徙宣州。晁补之于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降通判应天府。三月二日到任，到贬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纯弟杜纮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为避亲嫌，九月三日改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二十五日到任。

绍圣四年（1097年），党禁再起。晁补之亦在元祐旧臣籍中，被贬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在赴处州途中母亲杨氏去世，随即奉灵柩还乡，他因过度悲伤而消瘦憔悴，几乎承受不住丧亲之痛。与弟弟居缗城丁母忧。

元符二年（1099年）夏，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酒税。同年闰九月到任。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即位。皇太后向氏听政，复用元祐党人。七月，晁补之又被召为著作佐郎，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京师。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晁补之被升为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并兼史馆编修、实录检讨官。不久向太后驾崩，宋徽宗亲政，党论重起，晁补之为谏官管师仁所论，九月，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内他修建了河桥以便民众通行，民众为了感激他，便画了他的像供奉在祠堂里。

崇宁元年（1102年）春，晁补之被罢河中府任，移知湖州。到湖州任上不久，又迁密州（今山东诸城）和果州（今四川南充）。八月，管勾江州太平观。管勾宫观之职，不必亲至任上。因此从崇宁元年八月开始，晁补之“以太平观食而居缗城”。他修筑了一座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于仕途，羡慕陶渊明的为人。

大观三年（1109年），晁补之监西京崇福宫。

大观四年（1110年）春，管勾南京鸿庆宫。四月，晁补之被重新起用，奉诏赴阙听旨。不久即授知达州，寻升知泗州（今江苏盱眙）。到任泗州不久，晁补之就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八岁，张耒为其撰写了铭文。

晁补之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不但是北宋颇有成绩的诗人，还是朝廷之贤官能吏，其主要政绩如下：

绍圣元年（1094年），晁补之出知齐州。他刚到齐州时，齐州的治安相当混乱。面对这种现状，他没有冒然采取行动，而是私服寻访，得到了这群罪犯的犯罪证据，并且查明了他们的姓名、住所等详细资料。然后，雷厉风行，一网打尽，从根本上改善了齐州的治安环境。不久，河北饥荒，当时河北流民不断涌入齐州境内，作为地方长官的晁补之向朝廷上书请求国库支援以接济难民，并且他身体力行，帮助难民们度过难关，在他的大力营救下，有数千人得以生存。

崇宁元年（1102年），晁补之知河中府。当时的府治在黄河以北，而门前有浮桥，此桥可以说是历修历坏，阻碍了南北的交通，民生极为不便。自晁补之知河中府伊始，便想法设法集资筹款以修桥，但这必然要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对，就连朝廷的一些部门也从中破坏晁补之的行动。但晁补之仍旧多方筹措，克服困难，并且在修桥款项到位时，与工匠共同规画设计桥的蓝图。因为举措得当，桥很快就峻工投入使用。百姓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无不对他崇敬万分，以至于画像立祠以表达对他的感激。

元祐七年（1092年），晁补之通判扬州，在扬州任上，晁补之为官公正不阿，严格执行当时的法律规定。曾有一名逃卒，在京师用银钱打通了关系，被判至淮南，晁补之发现其中的内情，依法对该卒进行处理，从而使得整个扬州府都对他敬重万分。

风格特征

一、清丽婉转

由于晁补之提倡“当行本色”的词学理论，而“当行本色”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清丽婉转、有蕴藉之风。这一点在晁补之的词里有很好的体现。“清丽婉转”是晁补之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贯穿始终。如《好事近·南都寄历下人》：

丝管闹南湖，湖上醉游时晚。独看小桥官柳，泪无言偷满。

坐中谁唱解愁辞，红妆劝金盏。物是奈人非是，负东风心眼。

小词上片描写南湖的美丽景色和自己偷偷的落泪，下片说歌女殷勤的劝酒，但“物是奈人非是”，怎能用酒来消逝呢。此首小词笔力流畅、前后呼应。再如《临江仙·用韵和韩求仁南都留别》一词，虽然是慨叹别后难逢的心情，但是晁补之把前人的诗句融化进词，是整首词的意境高远、清丽自然，读之有一种婉转回荡之气。像这种清丽婉转的词风作为晁补之的词的具体风格，在他的词里有较多的体现。

二、沉郁质朴

形成晁词“沉郁质朴”这种风格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的两点是晁补之创作的沉淀与仕途的遭遇。晁补之对于《楚辞》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他曾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这种创作上的沉淀很自然的要反映到词的创作中去。同时，晁补之对李白、杜牧等前贤的敬仰，对他们因忠被谤、孤愤怨咽的情怀深加了解。加上晁补之身世的不幸、仕途上的不顺，用词来表达，便形成了他沉郁质朴的风格。晁补之慨叹身世和仕途遭遇的词约有40 多首，占其作品的四分之一，这些词大都体现了这种沉郁质朴的风格。由于其一生四次遭贬，仕途路上的辛苦奔波，贬谪路上的所见所感，晁补之都反映到词中。看其《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一词：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近坞。一片客帆近坞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在苍茫的暮景当中，作者回望帝乡，但却遥不可见。其时间上的层层递进，更加突出了作者心中的愁苦。下片寓情于景，抒发心中的羁旅情怀，归家不能，更加重了其感情的深沉。词中所选取的苍凉之景与凄凉之声，无不加重词中沉郁的感情基调。由于被贬的哀怨郁积心中，以至于即使在面对 风光秀丽的景色、流连欢乐筵席之际，反映到词中也不免有一层沉郁的色彩。如《洞仙歌·温园赏海棠》《八声甘州·历下立春》《蓦山溪·谯园饮酒为守令作》等篇章都 表现类似的感情基调。

艺术手法

晁补之的艺术手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注重炼字

关于“炼字”的问题，晁补之在自己的词作中多有体现。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善于运用前人的诗句入词。

晁补之善于运用前人甚至同时代人的诗句、词句入词。他化用前人诗句按照不重复统计来看，有30多处。晁词主要运用唐人诗句，但不是温庭筠、李贺、李商隐等人，而是主要集中在王维、李白、刘禹锡、杜牧等人。词里运用古人诗句，可以使其凝练、典雅。这从花间开始，便有所体现，但与前人不同的是，晁词不是一味地为追求字面的雅化而化用前人诗句，而是兼顾了抒发感情的需要。晁补之之所以选择以上诸人，是因为王维的幽雅、李白的洒脱、刘禹锡的耿介、杜牧的清丽符合晁补之感情抒发的需要。因为在仕途上晁补之与李白、刘禹锡等境况相似，而王维那种静谧的无尘之心与杜牧那种清新而有略带伤感的感情基调也正好与晁补之的审美要求吻合。

2、善于运用俗语入词

所谓俗语即当时的口语，虽然词家越来越追求一种词的雅化，但还是有很多人运用当时的口语入词。晁补之善于运用俗语，俗语的恰当运用能够使读者觉得率真可爱。如晁补之的《点绛唇》：

檀口星眸，艳如桃李情柔惠。据我心里。不肯相抛弃。

哭怕人猜，笑又无滋味。忡忡地。系人心里。一句临岐誓。

这首词的词序是“家奴荣奴既出，有感。”词里表达了晁补之复杂的心情。且全用口语。把内心的感受描画得非常逼真。

二、注重谋篇布局

1、善于从整体着眼

晁词颇能围绕主线，谋化全篇。如《蓦山溪·和王定国朝散忆广陵》：

扬州全盛，往事今何处。帆锦两明珠，蔷薇、月中嬉语。朱衣白面，公子似神仙，登云屿。临烟渚。狂醉成怀古。

兰舟归后，谁与春为主。吟笑我重来，倚琼花、东风日暮。吴霜点鬓，流落共天涯，竹西路。高阳侣。魂梦应相遇。

词中上片写景，写尽往日盛事，正为“忆”字开头，“登云屿。临烟渚。狂醉成怀古”，透出“忆”的深层含义——慨叹、凭吊的气氛。过片用“兰舟归后，谁与春为主。”承接，归到目前实况。特别是结尾，由于心愿未遂，遂以梦境结束。通篇显示出“忆”的悲凉。

2、“相摩相荡”有一唱三叹之妙

摩、荡意即相反、相衬之意。这其实也是说在词中要善于应用顿挫有致，曲折婉转的意思。晁补之深谙此法，于词中多次使用。

今春闰好。怪重阳菊早。满槛煌煌看霜晓。唤金钱翠雨，不称标容，潇洒意、陶潜诗中能道。

不应夸绝艳，曾妒春华，因甚东君意不到。又似锁，三千汉女，偏教明妃、怨西风边草。也何必、牛山苦沾衣，算只好龙山，醉狂吹帽。（《洞仙歌·菊》）

赏花作词，本属词中平常之作，但晁补之却能在章法的运用上下工夫，从而使该词成为佳作。此词开头写出“重阳菊早”带来的欢喜之情，这“满槛煌煌”“称标容”景色，菊的卓高品格恐怕只有陶渊明能够体会。这样，词的上片紧扣咏菊主题。按照通常的套路，下片应该继续按照咏菊的主题写下去，但晁补之在下片却力转前意。他将上片对菊花的欣赏之意通通否定，说菊花也无须夸张“绝艳”，因为无论菊花如何美丽，终究没有得到“春华东君”的宠爱。一个“妒”字使人、花相通。接着努力渲染，以王昭君比喻菊花。从而引发人、花共怨，说明了“妒”的原因，显示出结构的缜密。至此，本无须要写。但晁补之在结尾却翻转意思，运用牛山悲泣的典故，指出花开花谢本属自然规律，不必太过伤心，看看那些魏晋的名流是何等的潇洒。全篇结构曲折，层层婉转，有摇曳动荡之致。

三、用典

晁补之的词中使用事典三十九处，使用语典三十处，使用人物典二一处。

1、事典

晁补之的事典来源可谓非常广泛。除了历史事件以外，晁补之还把民间传说和唐传奇引入事典。事典的内容也可谓丰富。有魏晋的风流、有仕途的贬谪、有真挚的友情等。由这些内容可以知道晁补之对于事典的涉猎还是集中在文人士大夫事件上。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晁补之的仕途除了在元祐时期有过短暂的得意外，一直遭遇贬谪，仕途上非常不顺利。他借用明妃来比喻朝廷的一些人的嫉妒，通过姜尚得遇明主与贺知章遇赦的事来抒发自己的不平。用刘禹锡等人的遭遇和鲜明的个性来消释心中的块垒，但当他看清现实处境不再对现实有大希望后便转而向古人特别是魏晋风流人物寻找慰藉。所以他笔下格外注重对这些人物事件的描写。那种洒脱、自然正是晁补之所向往的境界。可以说，晁补之笔下的事典正好向读者勾勒出了他在仕途遭遇中内心的变化。

2、语典

晁补之的语典和北宋词作一样，主要是从唐人佳句中化来。犹对李白、杜牧等人情有独钟。李白的豪放、杜牧的伤感符合晁补之的审美要求。晁词中的语典，恰似如盐入水，将其自然地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为作品增添了雅化的倾向。与用典那种感伤情调不同的是，晁补之所选用的语典大都采用的是清丽、洒脱的诗句，这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晁补之词里的伤感气氛。晁补之词里的语典，进一步使词雅化，为“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作出了贡献。把历史事件和人物，不仅是晁补之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而且也为读者了解作品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尝试都为后来的词作者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人典

晁补之用典是根据表达自己情感的需要，取向有所不同，在所用的人物典上，则与语典不同，晁补之的人物典主要集中在阮籍、阮咸叔侄和陶渊明身上，这种倾向在晁补之的现实生活里能够找到答案。首先，晁补之多次提到阮藉、阮咸叔侄二人，除了对二人的品行敬慕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晁补之有一个叔叔叫晁端礼，与晁补之关系非常亲密，晁补之在词中多次运用阮籍、阮咸的典故，正是为了比附晁补之与晁端礼二人的关系。至于晁补之之所以多次提到陶渊明，则是因为除了受苏轼的影响以外，晁补之在退居金乡以后，十分追慕渊明为人。

晁词中注重引用前人诗句入词，适当用典等艺术手法，都使其整体上凸现士大夫文人的雅化审美趋向。而采用俗语入词，运用词家传统的低徊婉转的手法谋篇布局。恰恰使词在趋向雅化的同时而补丧失其本身的审美价值。雅、俗这对矛盾概念在晁词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晁补之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也有对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琐事的生动描绘，许多以宴饮游乐、酬唱赠答等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状况，生动地再现了晁补之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段。晁补之诗善于使事，其诗歌旁征博引、驱遣故实，皆妥贴自然而无斧凿痕迹，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意蕴。晁补之特别注重诗歌艺术技巧的锤炼与提高，其诗歌学习借鉴前人长处，化用诗歌意境、熔铸成句，但能翻空出奇、自创新意。

晁补之的诗也重议论，无论是军国大政还是生活小事，他都能意到笔随、议论英发，而又思理缜密、深刻警人。晁补之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于抒情，《芳仪怨》一首叙述南唐后主李煜之妹在亡国后流落塞外的悲惨遭遇，写得情词哀艳，凄恻动人，有一唱三叹之妙。

晁补之在绘画上有着精深的造诣，因而能够自觉地将绘画技法融入诗歌创作之中，使得其诗歌富有绘画的意境和神韵，而他也创作了许多题画诗，这些诗歌表现出了作者对绘画艺术的精辟见解和对艺术的敏锐感悟，其自题自画之作在题画诗的发展过程中也颇具影响。晁补之既是诗人，也是文章大家，作诗时有意识地把文章的技法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如他的一些长篇记游之作叙事详尽、描写生动，诗中写景状物、抒情议论，夹叙夹议、前后呼应，都体现出了这一创作特点。

晁补之作诗不专主一家，而是转益多师，同时也充分发挥个性，他学古但不泥古，在学习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求新求变，最终诗歌独具面目，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无论是学习陶渊明的平淡萧散，还是学习杜甫的精工凝练，亦或学习韩愈的体大气宏，都力求创新，遗貌而取神。晁补之的诗歌创作既受到时风的影响，同时也能自出机杼，重气骨，主豪健，笔力遒劲，深得唐诗的风神意蕴。

晁补之的诗，尤其是晚年赋闲之后的诗多方面地反映了其日常生活的情状，寄情于闲适的山水田园生活，并将个人的生活感悟述之于诗歌。晁补之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歌有一种空灵隽秀、清静幽远的风味，这样的诗风与其深受禅宗影响有着内在的联系。晁氏一族佛教传家，晁补之也深受浸染，暮年更是笃信佛教，他的文章中多有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受禅宗简淡清妙、超远洒落的情趣影响，晁补之的诗歌也表现出古雅清淡之风，特别是其晚年作品更是如此。晁补之晚年诗作清空窈眇、幽深冷寂、意韵悠长，而其诗歌中“空”“静”“寂”“幽”“孤”“梦”等词语的运用及诗境营造无疑是禅宗思想在其诗歌中的渗透和体现，晁补之诗歌中的禅意在山水田园之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晁补之诗歌也颇具何逊、阴铿诗歌的特点，如他的山水田园诗和题画诗等就长于描写，用语精炼，绘景状物细腻精微，语言也明快晓畅，富有表现力。晁补之的诗歌写景抒情平易自然，但神韵独具，诗人善于移情入景，笔下之景富含人的情思，从而使诗中情景交融，浑然天成，而他的一些纯粹写景的诗句也是语言流转，清俊可喜。

晁补之《鸡肋集》中存诗六百余首，诗歌题材广泛，举凡国家大事、日常生活、山水景物、题图咏画，无不入诗，诗人将宦海失意的哀怨、亲友深挚的情谊、匡时济世的壮志、爱国忧民的热情、仕途连蹇的无奈、人生易老的感喟都融入诗中。晁补之提倡重质轻文说，认为创作应归于自然，推崇自然平淡的诗风。晁补之作诗既学习前人，又强调“师心”与“独得”，其诗博取众长而又自具面目，或清隽、或古朴、或雄浑、或淡雅，风格多样。

晁补之的散文创作数量甚富，《鸡肋集》七十卷，辞赋散文约占五十卷，将近七百篇，体裁有赋铭、颂赞、论议、杂著、记叙、表状、碑传等多种。写得最有特点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策论奏议

晁补之今存议论文的代表作是长篇奏议，最著名的是《上皇帝论北事书》，这篇万言书呈献平辽之策。他认为契丹族所建的辽国可以一战而取，其根据一是契丹族已经汉化，城廓、耕作、文化、军队都已采用汉族的办法；一是内部母后争权，相互残杀，国力远非昔比。文中回顾了后周伐辽与宋太宗伐辽的经过，预示平辽战争必将取得胜利。他还具体地提出战略部署，陆分两路，海上则用楼船，相机配合作战。对军将之选择、兵力马匹的补给，他也一一论及。另一篇《上皇帝安南罪言》，谈用兵安南，在分析形势之后提出：选择仁厚忠勇的官吏为边郡守官，修整海边诸君的武备。当时“议者以为通达世务”。还有一篇《河议》，则纵横古今，提出了治理黄河的方略，字数也过五千。这些长篇大论，对于军国大事多所论列。其中虽未免书生之见，但政治热情是高昂的。

二、序文题跋

序文指的是一些诗文集序，它往往借序而抒发作者的文学主张。晁补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石远叔集序》《海陵集序》《汴都赋序》等。晁补之从文学家的角度论文，故言颇有可取者。他认为文学“不足以发身”，“诗人少达而多穷”，文人对于文学“营度雕琢，至忘寝食”不过是出于对艺术的嗜好和追求。他强调文学风格基于作者的个性，个性不同，风格自然有异：“文章视其一时风声习气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沉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石远叔集序》），论到创作技艺，则倡导胸中独得，反对蹈袭前人。这些都涉及到文学创作的规律性问题，是长期实践后的经验之谈。

三、杂记

杂记指的是一些记叙体散文，在叙事状景的基础上生发出精彩的议论，也是晁补之散文中写得最好的作品。如《新城游北山记》，用白描的手法写浙江山水的奇异姿态；《照碧堂记》叙建堂经过，融入抚今追昔、登览优游之情；《拱翠堂记》再现泉山形胜的同时，贯注以胜景鲜为人知的感慨；《睡乡阁记》描绘了一个“其政甚淳，其俗甚均”的理想世界，别出心裁。

四、辞赋

《楚辞》本指屈、宋辞作，最早以单篇流传，刘向合时贤所作，编订成书，辑为十六卷，但没有进行认真的编次。王逸作《楚辞章句》，另于篇末加《九思》一编，为十七卷，其编次也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楚辞》的编次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洪兴祖从吴郡林虚德祖处得古本无名氏《离骚释文》一卷，于《楚辞补注》中附录《释文》篇次，但没有说明其排序根据。

晁补之不满此前《楚辞》诸本的编目，作《重编楚辞》，按照自己的标准对楚辞的顺序和篇目都进行了调整。晁补之将十六卷《楚辞》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集屈原遭忧所作八卷，下部集宋玉以下作家作品八卷。上八卷按作品内容分为四部分：一是政治抒情意味较浓的《离骚》《远游》和《九章》；二是带有地方宗教色彩的《九歌》和《天问》；三是有自我解脱意味的《卜居》《渔父》；最后以沉渊不返的《大招》结尾。这是在中国楚辞学史上首次对屈原作品进行如此严谨的分类。如摒除作品归属上的纠葛，从内容上看，这种分类标准统一，切实可行。下八卷集屈原以外其他作家相关作品八篇《九辩》《招魂》《惜誓》《七谏》《哀时命》《招隐士》《九怀》和《九叹》。下八卷都是西汉以前的作品，却并未完全按作者先后排序。淮南王刘安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即因谋反罪被汉武帝赐死，其家臣淮南小山应先于东方朔和严忌。晁补之认为东方朔、严忌为汉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为淮南王家臣，廷臣应在家臣之前，所以将三者按尊卑排序。这是以礼序文，与以时序文的标准不合。朱熹批评晁补之的编序为“徒能移易用其篇次”，一笔抹杀晁氏在《楚辞》编次上的贡献，无疑是不当的。

晁补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他没有像王逸、刘勰那样以文论人，纠缠于屈作与《诗经》之间寻章摘句式的比较，他认为“《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的原因就是“原爱君如此，是原有力于诗亡之后也”，“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续楚辞序》）。洪兴祖接着指出屈原“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楚辞总论》）。朱熹作《楚辞集注》，就对以上观点大加阐发，说屈原一切不合中庸之道的言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从晁补之的“爱君”说到朱熹的“忠君爱国”说，宋人完成了对屈原精神的重构，并使之成为宋代以来中国士大夫重要的精神品格之一。

不仅如此，晁补之还从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历史地位，晁补之博考史子，系之于诗文，认为屈原并非异端，而是处在孟子、荀子之间，为儒家学统不可断绝的重要环节。他的论证在刘安、司马迁、王逸纯以文论屈原之外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以学统论屈原，在更深层次上回击了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驳。

自《楚辞》流传以来，历代都有祖其体式的作品问世。晁补之认识到这种体裁不同于诗。他不同意班固与刘勰依诗立意，对《离骚》进行批评。他说二人“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于是“尝试自原而上，舍《三百篇》，求诸《书》《礼》《春秋》他经，如《五子之歌》《狸首之斑》”（《变离骚序上》），以探其源；又辑荀卿、宋玉以下至王令类骚之作，编为《续楚辞》《变离骚》共四十卷，收录诸家作品共一百五十六篇。这是继刘向之后，首次对后代楚辞体作品进行的大规模辑录。

晁补之《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对辞赋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忠君品格，并在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正统地位，为宋代以后学者重构屈子精神导夫先路。他是辞赋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所收作品纵贯先秦及宋诸代，横括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篇各体。

晁补之不仅在文学领域久负盛名，而且在绘画方面也颇有成就，擅于临摹，喜爱山水，尤其喜画林泉小景，技艺高超。他的作品既见于邓椿《画继》，也见于张丑《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与《绘事备考》中均录有晁补之画作。但遗憾的是，这些绘画作品并没有完全流传下来，仅《老子骑牛图》《渔逸图》两幅作品被收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晁补之不仅善于绘画，亦工书法，其书法隽秀流丽，清丽高雅。李之仪就曾说他书法潇洒翩翩，姿态朗逸。陈鹄在《耆旧续闻》中记载晁补之归乡后，修缮屋宇并用陶语命之，自作大图，题书于图，书法犹为精妙。吴其贞言及晁补之的《均休帖》，认为其书法“清洁可爱”。至此，可以看出时人及后人对晁补之书法的肯定。然而也有非议者，如友廖明略讥评晁氏作字不古不今，当时黄庭坚为晁补之辩护说“好无定姿，悦目即为姝，是非特未定也。”由此可窥探，晁氏书法旨在创新、不拘泥学古的书学观念。虽然书史上有记载晁补之的书作，如《均休贴》《金山诗帖》，但目前并未有发现传世作品。

北宋·赵顼（宋神宗）：是深于经者，可革浮薄。

北宋·苏轼：①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玘书》）②于文无所不能。③博辩隽伟，绝人远甚。④晁子天麒麟，结交未及仕，高才固难及，雅志或类己。各怀伯业能，共有丘明耻。（《和陶渊明饮酒诗》第十九首）

北宋·李昭圮：维公人豪，标度翘伟。（《乐静集》卷八《祭晁无咎文》）

北宋·陈师道：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诘。偃屈盖代气，万里人方尺。（《晁无咎画山水扇》）

北宋·张耒：①幼豪迈，英爽不群。七岁能属文，日诵千言。②公于文章，盖其天性。读书不过一再，终身不忘。自少为文，即能追考左氏、《战国策》、太史公、班固、扬雄、刘向、屈原，宋玉、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而力鞭之，务与之口齐而后已。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才，非酝酿而成者。自韩愈以还，盖不足道也。性刚且果敢，勇于为义。其事亲、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为者。③公既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其祸福往来，先言之。卒之夕，有大星殒于州廨之燕寝。人惊视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读庄、老书，通其说。既自以为未至，学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属，精爽不乱。④矫矫家令，以身殉国。文元雍雍，为时峻德。凛凛无咎，继起有赫。束发坟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凌跞。气戛星斗，声韵金石。不施于邦，祗自藻泽。人一之难，公易百千。我原其文，惟质之淳。孝爱忠信，施及乡人。（《晁无咎墓志铭》）

南宋·王灼：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碧鸡漫志》）

元·脱脱等：①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②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宋史》）

清·永瑢、纪昀主编等：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刘熙载：①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然悬崖撒手处，无咎莫能追蹑矣。②磊落苏门洒脱词。（《艺概·词曲概》）③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艺概·卷四》）

清·冯煦：晁无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

中国近现代·薛励若：（晁补之词）于豪爽中寓沉郁之意，不独规模东坡，更为南渡后于湖、稼轩等作先驱了。（《宋词通论》）

《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晁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1137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此外，绘画作品有《老子骑牛图》《渔逸图》传世。

晁氏家族在北宋堪称名声显赫，其始祖晁宪之子晁佺在五代至宋初搬迁至彭门（今江苏徐州）。自北宋初期晁迥始，在京师生活繁衍。晁氏家族将晁错作为自己的远祖，并将其居住地颍川作为郡望。

（以上参考资料）

关于晁补之的生平，主要参见张耒《晁无咎墓志铭》、《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