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是五四运动同龄人，那些被写进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于她都是身边人和身边事。

她的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苡曾说：“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她的赤子情怀、跌宕起落间的从容优雅，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少女时期，她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决心离开家，做小说中“觉慧”一样的进步青年。

杨苡因为爱好文学得以和巴金相识，并有了书信来往。“那时我17岁，还在天津读高中，受到如金丝笼般的家庭束缚，感觉到特别窒息与苦闷，于是就给巴老写信，向他诉说这一切，并向他描述我的梦想。没几天巴老回信了，让我感动的是，巴老对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读者十分耐心，他说，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开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苡经历了上个世纪我们可以想象的所有的磨难——幼年读书时，日寇入侵，天津沦陷，没有学上了，辗转一路跑到中国香港、越南，然后绕道昆明，去西南联大。

杨苡进入联大时，正是联大最艰难的时期。轰炸机天天在上空呼啸，房屋震动。

当杨苡回忆起这段艰难岁月时，她讲起的却是一个令人镇静的细节：“热水瓶倒在地上，神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多年后，在她家中挂着一幅鲁迅的诗作：“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用这句诗形容那段岁月，再合适不过。

烽火中，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从中文系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弦歌。

吴宓是西南联大名教授,杨苡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她的恩师,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棉絮的画面。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杨苡与赵瑞蕻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

当时，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1953年，丈夫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南京一间小小的破房子里。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

动乱时期，杨苡要去面对失去爱人的悲伤，晚年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她都宽容以对。她一直保持着一种思考，一直对生活有一份自己的热爱。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之后，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还写过不少散文，但她本人都不甚看重，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亲情、友谊，她经历的人与事。

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人生值得一过 活着就是胜利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杨苡说。

比之于获得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说起一些文人学者，杨女士常赞他们是“有学问的”、“有才的”，言下自己是排除在外的。

杨苡女士的家很小，客厅十二平方米，同时也是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

杨苡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

2003 年，杨苡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八千元，相当于一颗钻戒。”

《从前的优雅》的作者、作家李舒说：“杨苡先生可能更符合我内心对于一个优雅女性的注解。她一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她始终保持的是一种冷静和低调的形式。我见过她一次，感觉她是非常平静地面对一切命运之中的风云雷电、疾风骤雨。”

将人类可以经历的所有磨难都经历过之后，直到老年，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杨苡仍然会热泪盈眶。她不悲观，对国家前途一直抱有信心。

岁月呼啸 美无倦意

杨苡的偶像巴金曾说，活着是一种惩罚。她则认为，活着就是胜利。

在2019年，这一年杨女士实打实地跨入了百岁高龄。这么说盖因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前一年杨女士99大寿，周围的人已然以百岁“相许”，她兀自拒绝，说是“假的”。那年年底还真有一小坎：胆结石发作，她进了医院。做手术还是不做，家人、医院，都很纠结。杨女士无所谓，两可。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倾向，她问医生，还能不能再活一年?得到模糊的答案后，杨女士在穿上手术服手术前半小时自己决定——不做手术。

九十五岁以后，杨女士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

余斌曾回忆，当时杨女士说时语气里没有“不祥”的成分，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神情一点不沉重。

十多年前，杨女士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叠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这是她独创的地道的脑力体操。

余斌说：“我不知道她的操练效果如何，只知道以她103岁的高龄，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词写给我，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把每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如“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女士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

2022年10月，杨苡女士103岁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特别致以贺信。信中称，“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的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

人物逝世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女士逝世，享年103岁。杨苡的骨灰于2023年3月27日，由亲属好友撒在其出生地天津海河渤海入海口，遗物捐献给西南联大博物馆。

十七岁给巴金写信

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之始要追溯到“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年，杨苡十六岁。当看着身边的一批批大中学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她被牢牢地拴住了，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心中苦闷的她，就给当时最受中学生敬爱的巴金写信。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巴金很快就给她回了信，不时地鼓励这个苦闷的小女孩，告诉她未来总是美丽的。1938年7月，杨苡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母亲就把杨苡的存信给“处理”了。这其中包括从1936年到1938年期间，巴金写给她的十多封信。八年的抗战让杨苡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停变化的生活让她又丢失了几封巴金的来信，这让杨苡痛心不已。

为护巴金信文革挨耳光

1946年下半年，杨苡定居南京，原想着不该再有什么损失了吧。十年的“文革”浩劫又无情地“卷”去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两三封巴金所写的涉及对待文艺上的批判的看法的信笺。这还不算完，1969年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由于杨苡始终未主动交出仅存的巴金写给她的二十三封信（当时生怕被抄走，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一位红卫兵在提审她的时候，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惟一的耳光。当时，那记重磅级的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但她还是在踉跄中站定。突然间，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该那么胆怯地听任自己的家人，烧毁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末了还是躲不了这场羞辱。1970年，随着红卫兵对杨苡的审查再度升级，这二十三封信被迫交给了审查她的专案组。1972年4月，杨苡被“解放”了。这二十三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苡说，她与巴金的关系，就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因为爱好文学得以和巴金相识，并有了书信的来往。几十年里，杨苡收藏了几十封巴老的来信，但遗憾的是最早的一封她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我17岁，还在天津读高中，受到如金丝笼般的家庭束缚，感觉到特别窒息与苦闷，于是就给巴老写信，向他诉说这一切，并向他描述我的梦想。没几天巴老回信了，让我感动的是，巴老对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读者十分耐心，他说，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开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 如今这位当年的小姑娘也已经是满头白发，想起久远的年少时期能够得到先生的教导十分感慨。杨苡说，先生一生写了七千多封信，一大半都给了读者。

爱护翻译家

巴金自己爱翻译，也鼓励别人拿起译笔来，而对别的翻译家，他的态度总是格外尊重。作为翻译家，杨苡清楚地记得巴老在看过她的一些译稿后，曾很坦率地对她指出：“译得有点草率”，“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到现在杨苡还清楚地记得巴金对她说的话：“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对其他翻译家如此体贴，如此爱护。”

听巴老的话讲真话

现在，杨苡的家中还保存着一只巴金送给她的瓷盘，上面印着巴金的手迹：“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就是人生的花。巴金1994．6”，这是巴老写给小朋友的话。

杨苡记得，巴老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在1997年11月22日，“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临别的时候，巴金握着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他的手很温暖。”后来这几年，她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反正我已经听他的话听了六十多年了，什么都听他的，这句话当然更是要听了。”

“现在巴老去世了，他解脱了。如果说要纪念他，我认为要记住他说的话——讲真话。”

2023年12月，杨苡 口述 余斌 撰写《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获得川观文学奖(2022年度)非虚构奖。

2024年10月，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入选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优秀非虚构作品。

丈夫：赵瑞蕻

父亲：杨毓璋

母亲：徐燕若

哥哥：杨宪益

姐姐：杨敏如

姐夫：罗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