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畲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