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时陷入了深思，为楚轩吾淳厚正直的个人品格所打动，在内心追问道：“难道一个人犯了可怕的错误，他就必然有一个邪恶的心吗？”“现在，面对楚轩吾那些痛苦的表白，我感到说不尽的惭愧。我开始意识到，那次抄家，早已使红卫兵丢尽了脸，而我们投身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必将因此而在历史面前无法交代。”由最初的动摇、思索，到这一章对血统论的否定，以及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否定，“我”的忏悔意识是一步步加深的。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却越来越羞愧难当。早前红卫兵的优越感，早已变成了赎罪感，抄家的一幕，成为自己心中永远的疼：“在那个无情的夜晚，我伤害了她的尊严，……我也因此而永远失去了对自己的尊重，一种沉重的压力堵在我胸中，使我痛苦得垂下了头。”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我”当上了海军军官，这赎罪的心态，却一直伴随着。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秋》中，当李淮平和南珊在泰山顶上巧遇，已是12年过去，物是人非，读者依然读到了“我”对南珊那锥心的忏悔：“一种痛悔与惭愧交加的心情残酷地折磨着我。”“从那天以后，我的心再没有一天平静过，真的，没有一天……”在和南珊的对话中，读者可以看到李淮平在一直一遍又一遍地表达忏悔之情。李淮平心中珍藏的爱的火焰在南珊的平静面前熄灭了，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对于李淮平来说，他终于完成了忏悔与救赎，将过去葬在遗忘中，从此可以自信地面对生活，平静地面对像南珊一样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们。

《晚霞消失的时候》的雏形始于1976年春节，礼平与朋友聚会时的讲述。礼平表示：“这时，距离周恩来总理去世刚刚过了不过一个月，社会上各种各样非正式也不确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遍地走，政治笑话泛滥。”但此时礼平无意于动笔写出这个故事：“我不敢。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笔力毫无信心，同时也怕惹上麻烦。所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是一再地故伎重演：聚集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在一个充满诡秘气氛的环境中，偷偷摸摸地讲一个‘暗中流传’的故事。”至少在1976年2月初其后的数个月中，这个故事并不存在一份纸质的小说文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件事还在进行着，这就是继续批判邓小平，而动笔的契机则在并未随“文革”结束而停息的“批邓”大会上到来。在礼平参加完一次他所在的那个海军团召开的“批邓”大会的两个月以后，礼平完成了这部小说。在随后的几年中，礼平每年都要把它拿出来读一遍，然后再改一遍。1979年，礼平开始投稿，并将这部小说散给了一些朋友。最终，小说在《十月》1981年第1期上得以发表。

南珊

在十分重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文革”时期，南珊自出生起就有了一种由身世带来的沉重负担。南珊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庭：外公楚轩吾原是国民党国防部高级专员，兼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父亲苏子明原是黄伯韬的机要参谋，后出国经商。这样的家庭在“文革”时期政治地位卑微，但经济上还算富裕。南珊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生活和理想充满着热爱和追求。但她也常常感到自卑，“我永远也无法知道，我怎么会带着这样一种自卑到世上来，也可能我的心灵带着天赋的残缺，也可能是由于我从小缺少母爱。但蒙昧中的情感已经无可挽回地忘却了。从我能记事时起，这种感觉自己卑小的心情就总在折磨着我的心灵。尤其是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这种心情就更显得沉重”。南珊从小感受到世界的不公正，尊严受到践踏，产生自卑心理。

南珊家境优越，善良纯洁，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温柔知性，一切都太美好，宛若一个美丽的天使，在“文革”的大潮中经历从都市到农村、从社会上层到底层的命运遭遇和精神创伤，但是在外公楚轩吾的儒教传统的宣扬下，南珊被外公身上沉着渊博、宽厚乐观的风尚所感染，使得她在幼小的年龄就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至美至善的人格。

中学时期的南珊聪明清秀，活泼大胆，自信娴雅，超凡脱俗，富有教养。家庭出身造成了她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心灵遭遇创伤，情感受到伤害，原有信仰坍塌，人生理想破灭，个人生活深陷痛苦之中。孤独无助的她不得不寻找精神的新归宿，寻找一种心灵慰藉和生活动力，因而转向信仰宗教，把宗教作为完善自我和修复心灵的手段，用宗教信仰来支撑自己苦难的生活。

南珊在年幼的时候便没有母亲的关怀，接连遭受的劫难一度使善良温情的她走向冷漠寡言，为了寻找心灵的平静，为了今后更好地面对生活，她找到了伟大长者上帝，“我还应该感谢一个不可知的力量……有人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意志，有人则说那是一个公正的老人。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假如他真的存在，那么当我终于有一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为我自己，也为他所恩赐给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个儿女的敬意。”价值观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南珊，拥有对生活的坚韧精神和进取心，被迫带着年幼的弟弟到草原插队，到大兴安岭当牧民，到林场做拖拉机手，最后到外事局当翻译，默默忍受着生活带来的各种磨难，却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生活信念。

与以往小说以爱情大团圆结局有很大不同的是，当李淮平在泰山之巅向南珊表达爱慕之情时，南珊决定要忘掉过去，拒绝了李淮平，并提出以后不再见面。南珊有着强大的对生命的韧力和对未来的信心，维护着自己的高尚人格和尊严，选择通过宗教改变信仰来自赎，坚守传统道德的自我完善，寻找至美至善至真，追求完美的人生，原谅和宽容之前受到的冤屈，没有心生怨恨，相信人性善，放弃了对现实不合理的批判，通过反省个体性灵来升华人格。

李淮平

李淮平相对于楚轩吾祖孙俩而言，首先是历史的“主人”和“审判者”。当狂热而野蛮的政治激情与人性的温情相遇，革命伦理与爱情产生矛盾时，李淮平在二者之间也难以取舍。本来，李淮平坚信自己是历史的正义一方，革命真理是无往而不胜的，但是，当他面对着真诚坦荡的楚轩吾和自己倾心爱恋的南珊时，当他必须挥起暴力的拳头，砸烂这两个无辜者的家时，“正义”和“革命”瞬间变得冷酷和野蛮。李淮平砸烂了恋人的家，其实他心中曾经坚不可摧的“革命伦理”也在良心的谴责和压力下轰然倒塌了，尚未泯灭的人道真情使他从此再也不能心安理得，追悔和自责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罪恶感。

楚轩吾

楚轩吾是一个战败了的国民党高官，在淮海战役后期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出任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此时的淮海战局对国民党来说早已是大势已去，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楚轩吾也和部众一起身陷重围。摆在楚轩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死或降。作为一名军人，战败投降是最令人感到羞耻的事；而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击，顽抗又变得毫无意义。楚轩吾选择了投降。

楚轩吾是一个不断被夹在历史漩涡和个人命运的夹缝里，完全与时代、历史、理想“错位”的荒诞的失败者形象：他投身国民革命，一心报效祖国却不期然卷入国共党争和内战，最后战败投降；他真诚执著地追求自己的三民主义理想，最后却被判定为历史的罪人；弃暗投明后，他真诚地服膺、钦佩共产党的政策，认真地改造自己，却仍然不能被饶恕，在风烛残年仍要不断地为自己的“罪名”忏悔。这一切荒诞的人生遭际使楚轩吾背上了无法摆脱的沉重的罪孽感，而他自己也只能反复表白：“国民党，曾经是我的过去。是的，那使我蹉跎年华，虚掷半生。我应当对它痛加悔悟！”

历史反思

《晚霞消失的时候》重审历史的推动力来源于人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冲突。在李淮平审问楚轩吾的情节中，集中暴露了这一冲突的尖锐性。在李淮平看来，战争代表的是历史正义的实现，是一种正义的道德对另一种非正义的道德的讨伐和胜利。然而，本来应该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的楚轩吾却恰恰是光明磊落的，他对信仰、对民族一片真诚，无愧于心。反倒是“文革”时期太多的假借正义之手行阴谋之实的所谓革命行为却暴露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这就使李淮平产生了对革命伦理和所谓历史正义的质疑——道德并非只属于那些拥有所谓历史正义的人，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这种质疑深化到对人的问题的思考中，就表现为为“历史罪人”的尊严辩护：“难道在一个曾经犯过历史错误而后又深深自责忏悔过的人那里，就不该有自尊了吗？”

小说表现出的对战争和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则是深刻而独到的。这种批判和反思使作品弥漫着一种深沉而又矛盾的历史痛苦感和沧桑感。小说通过南珊之口对“文明和野蛮”问题发出了这样的诘问：“几千年来，人类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文明而艰苦奋斗，然而，野蛮的事业却与文明齐头并进。人们在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冲突中，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宗教，为了阶级，为了部族，为了党派，甚至仅仅为了村社而互相残杀。他们毫不痛惜地摧毁古老的大厦，似乎只是为了给新建的屋宇开辟一块地基。这一切，是好还是坏？是是还是非？这样反反复复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又究竟何在？”这样的思考深度显然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主流批评话语所设定的历史反思的界限和深度。作者的思考已不再局限于“伤痕文学”时代所常见的有关历史结论、政治路线的孰是孰非等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思考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的哲学高度。《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历史反思态度也是复杂而矛盾的，作品并没有否认文明也就是历史进化的价值，但同时又对文明在进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个体的沉重代价怀有深深的痛惜之情。作品似乎无意于说明什么结论，但它根基于个体立场发出的对历史的深刻诘问却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穿透力，它对人与历史尖锐矛盾的揭示使作品别具悠长的历史沧桑感。

宗教意识

《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宗教倾向上触动禁区的表现，主要是它从正面肯定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南珊在“上山下乡”的火车上向楚轩吾坦承，自己之所以在惊涛骇浪般的政治风暴中能够保持平静、宽容、自尊的人生态度，是因为她接受了上帝的扶助和基督教的信仰。她满怀深情地赞美了宗教力量的伟大而神秘，感谢了上帝的仁慈的扶助。显然，宗教在这里已不再是所谓精神的鸦片，反而成为人的精神信托对象，它赋予了人以健康的人格和柔韧的生活态度，使人在混乱的时代还能保有最后的一片精神净土。小说借李淮平之口对宗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这一切的中心，还有着这样一座整个人间，乃至整个宇宙都不能容纳的金碧辉煌的世界！”

《晚霞消失的时候》不仅对宗教进行了赞美和肯定，而且还通过泰山长老之口，发表了对宗教问题的一番见解：“宗教一事，本为人心所设，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完全在于虔诚，古人早就说了：我心即是我佛。可见宗教以道德为本，其实与科学并不相干，只是后人无知，偏要用尘世的经验去证明与推翻天国的存在，才引出这无数争论，万种是非……”一方面肯定宗教的救赎作用，另一方面又对科学与理性对宗教的责难加以反击，小说这种为宗教的合法性张目的作法是对长期以来宗教定论的僭越。

《晚霞消失的时候》从艺术构思看，不限于就文革写文革，小说以很长的篇幅回顾了淮海战场的有关情况，特别是设置了楚轩吾这个人物。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以后又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失败者的角色。在他的身上，可以获得某种对于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的总体认识。在他与南珊的对话中，有关他个人人生经验的谈论，已经构成高度的历史哲理反思，无疑产生了一种凝重的历史纵深感。小说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除了前面的引子，小说分“春”“夏”冬”“秋”四章。第一章是春天的早晨，男女主人公相遇，探讨社会人生；第二章，炎热的夏天，疯狂的失去理性的文革爆发，李淮平带领红卫兵抄了楚轩吾的家；第三章，严酷的冬天，南珊和同学们被送往边疆插队；第四章，多思的秋天，已过而立之年的男女主人公相遇于泰山，但收获的不是爱情，而是人生的哲理思考。晚霞象征着过去的梦，过去追求的理想，过去被尊崇的价值消失了，于是主人公梦醒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精神的新晨。

这部诗情画意的小说叙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同时它也是一部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激动人心的文献，“绝对是北京的大学生最喜爱的小说”，它打破了一个禁忌话题，令人看到新的希望。这个希望不是在理论家的头脑中，而是在普通人的心中。它表现了对真理的探索，这种探索将从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掩埋的儒家价值观和传统中去寻找新的方向，令人难忘。（《法兰克福汇报》评）

《晚霞消失的时候》在1981年《十月》第1期发表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就打电话到编辑部，认为这部小说“才华横溢，思想混乱”，同时还预见到这部小说发表后，会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响。小说发表后，的确立刻带来了轰动效应，尤其在年轻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激赏。较有影响的文章有：于建《人生价值的思索——读〈晚霞消失的时候〉》（《读书》1981年第8期）、叶橹《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创作上的得失》（《文艺报》1981年第23期）等。《人民日报》副主编、政治理论家王若水写了《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日、28日连载），对礼平的“离经叛道”和“宗教情绪”提出批评。后来礼平写了《谈谈南珊》（《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对王若水的批评作了回应，而王若水的《再谈南珊的哲学》（载于《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坚持自己的意见。

围绕小说的争鸣，大约从1981年—1985年，断断续续四年之久。综合批评者的观点，其视角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宗教情绪”及宣扬宗教信仰问题；小说将历史道德化、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小说宣扬了抽象的“人性论”、“善恶”观。另外还多涉及南珊、楚轩吾形象塑造、艺术表现等。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对作品的批评，作者也曾撰文辩解，认为小说虽涉及了宗教信仰，但并没有宣扬宗教信仰，作品并没有把历史道德化。

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运动中，《晚霞消失的时候》与《人啊，人》《苦恋》等被列入清污范围遭受批评。但总体而言，作者并没有遭受大的冲击，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毕竟处于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残酷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礼平后来曾谈到：“好在这时的政治空气已经相当地自由和宽松了，别人可以严厉地指责你，但却不再会因此而加害于你。相反，在政治上受到指责，已经成了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

《晚霞消失的时候》首次发表于《十月》1981年第1期，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单行本，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礼平，原名刘辉宣、刘辉煊，四川人，中共党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2008年在鲁迅文学院退休。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在这里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1969年入伍，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1980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论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离开了军队。回到北京后，先后在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等。陆续发表中篇小说《走过群山》《小站的黄昏》《无风的山谷》《海龟的崖》及电影文学剧本《含风殿》。《无风的山谷》与《含风殿》获“昆仑”、“十月”杂志年度奖。代表作《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于《十月》杂志1981年第1期，曾被王朔提及，有英、德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