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慧大藏经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佛教界编修的一部大藏经。

上世纪初叶，日本佛教界相继编修了《卐续藏经》及《大正新修大藏经》。这无疑对中国佛教界是一个激励。汉文佛教典籍本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国佛教界有责任发扬光大。所以那时起，一种强烈的精修大藏经的愿望就成中国僧俗学者的志向。

1943年，爱国的佛教界觉时机成熟，于是这年9月，上海著名居士盛幼盦[法名普慧]发起，并邀请蒋维乔、李圆净、兴慈、芝峰、丁福保、范古农、夏丏尊、聂云台等僧俗界僧人学者共同商议，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根据此刊行会发布的《启事》，《普慧大藏经》的宗旨是：一为翻译南传大藏经，以与北传经籍汇合，俾如来一代时教，圆满无缺故。一为校勘各经本文字异同，以利学者研习故。一为搜集各藏未载之重要典籍，以广法藏故。从此项启示来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的任务不是要集历代大藏经之大成，而是要补历代大藏经之不足。正是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编者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又组织了新的编修大藏经的团体“民国增修大藏经会”，此会可以说是《普慧大藏经》刊行会的继承和扩大。该会存世的十年间，又印出经典55种18册。至此，普慧大藏经所印行的经籍达到104种共100册，所收的不是珍本即是善本，或是经过详细校勘的版本，研究价值空前，形成了独立于历代中外大藏经之外的特色。

普慧辗转经历

普慧藏的修藏活动结束于1955年。如赵朴初居士在《缘起》一文中所说：“依据南传、北传国内各版大藏经和参考典籍，校正历代印本之漏误，核对译文之异同，编写校勘记，收集各藏遗佚要典及新发现善本编校入藏，翻译南传大藏经，边编边排，制成纸型，印出少量，分赠出资和编纂等人。”正因为这种情况，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普慧藏》在社会上的流传和收藏基本上是单行本，收藏有一部完整的《普慧藏》印本者非常少见。1959年《普慧藏》的纸型6900余片由赵朴初居士交游有维居士从上海移送南京金陵刻经处保管，同时移送的还有大批手稿和已经编辑成书而未及付印的稿本。经过时间的洗礼加之辗转反复，在十年动乱中手稿尽数散失，只留有其纸型意外保存下来。1995年至1997年，金陵刻经处用了三年的时间整理纸型，在原纸型的基础上整理并重新刷印，其不足者依初印本补足，使普慧藏以全藏的形式面世。

根据此前《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发布的《启示》中所宣示的三项任务、《征求佛教典籍启示》中所提出的七项标准中，可以看出，普慧大藏经是一部对中国历代大藏的增广，而不是对历代大藏的集成与汇编；而且，普慧大藏经是一部精选藏。其所刊行的经典必是对佛教研究确有价值的，是《清藏》之后新发现或著译的珍本，即使是历代大藏经已经刊行过的经籍，也必须是仅存的善本，或经过重加校合过而胜于前本者。

《普慧大藏经》收集并校印了一大批失传已久而新发现的佛典珍本及极具研究价值且流传甚少的刊本，如中国禅宗《六祖坛经兴圣寺本》、《祖灯大统》、《洞上祖宪录》、《五宗救》、《正名录》等；纂集类的《释氏六贴》；寺志《南朝寺考》；经疏类的《华严经疏论纂要》、《维摩经直解》等。这些典籍均不见载于历代中外诸版大藏经，为佛教研究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研究资料。

当时庞大的编者群以极大的热忱翻译了南传大藏经中最基本的经典《长部》、《中部》、《本生经》、《发趣论》等，从而补汉文大藏经之不足，为印度早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典依据。

在所印经籍中亦有见于诸版大藏经的，但又不同于诸版大藏经。载于普慧藏的此部分经典所刊之本都是经过编者详加校勘和整合的，从而成为诸本之长的新版本，更具佛教典籍的研究价值。如《景德传灯录》，是据铁琴铜剑楼所藏宋本及金藏本之《传灯玉英集》详加校勘，同时参校宋碛砂本、元延祐本、明径山本、清龙藏本而汇其异同，是集诸本异本大成的新版本。

《普慧大藏经》自问世以来，印本较少，知者亦寡。保存者以零本为多见。完整的《普慧藏》很难寻见。上世纪末，金陵刻经处历时三年整理纸型，今天，我们在对该藏再次进行整理，重编后的《普慧大藏经》为正度16开本，正文字号较之金陵刻经处印本大一号，更加美观清晰；并重新分成42卷精装，更适合现代人阅读；以高档绸缎裱褙封面，尽显大藏经之高贵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