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30 16:01
普超法师俗家姓胡，名学成，出家后法号朗性，字普超，别号正悟。四川省富顺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出生于富顺县乡下的农家。他幼年读过几年私塾，以家贫辍学，十余岁时家人送他到商店做学徒，以非志趣所在，感到十分苦恼，而有出家之心。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普超年已十九岁，因缘成熟，乃投入峨嵋山万年寺，依妙道和尚为师剃度出家。
（一九二五年）春，於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同坛受戒的还有能海、果瑶、果蓉、果玉、果蓉、永光、传品等人。普超圆戒後，即入四川佛学院受学。四川佛学院就设在文殊院内，为佛源、圣钦、昌圆诸位老法师所创办，院址设於文殊院内，而由佛源老法师担任院长。普超於四川佛学院毕业後，继而负笈南京，进入支那内佛学院，依欧阳竟无大师研修唯识学。後来离开内学院，复行脚参访，朝礼江、浙名山大刹。
（一九三二年）返回四川，回到峨嵋山万年寺，省视剃度师妙道老和尚。未几受峨嵋县城东大佛寺之请，於大佛寺升座讲经。後来中华佛教总会四川省分会成立峨嵋支部，普超法师被选为支部主任。
（一九三六年），峨嵋山佛学院院长果瑶法师因病辞职，诸寺长老共推普超法师出任院长。他在院为学僧讲授有关唯识方面的学科。
（一九三八年），和他同坛受戒的能海法师，在成都南郊近慈寺，建立密宗金刚道场。
（一九三九年），普超到成都近慈寺，依能海法师修学密乘。
（一九四○年）夏历五月，能海法师第二度去西藏求法，随行弟子有照通、融通、正临，仁慈、清泉、澄心等人，普超亦是随行者之一。他们携带著大量的纸张（印藏经之用）缎子、哈达、茶叶等（用以献给喇嘛之用），于五月初六日从近慈寺出发，先坐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供给的汽车，送他们及行装到康定。由康定雇得云南帮的骡子二十多头，载运携带的行装，向西藏前进。途中艰苦万状，清泉、澄心、正临三人，先行畏难而而退，只剩下照通、融通、仁慈、普超四人随行。在《能海大师传》记述途中的经过，摘录一段如下∶
每晚撑帐篷露宿，以石支作灶烧茶，有柴拾柴，无则牛粪。一次山宿，老鼠遍野，普超师喜呼为宝鼠山。是夜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山洪暴发，震耳欲聋，急流冲于帐内，既不能卧，篷矮亦无法站，蹲以达旦。师云∶「求法不易，应生难遭想，莫因困难退信心，应倍增坚强。」
一行人走了四多月，於九月间抵达拉萨。能海法师领著四个弟子，共拜见他的老师康萨仁波切，为四人一一引见，并献上茶叶、绸缎、银制法器等。普超等四人趋前顶礼，康萨仁波切为四人各取法名。能海大师安排四人，依蒙藏委员会秘书李贵霖学藏文。至十月，喇嘛欲令汉僧学习藏地寺规，要他们住入哲邦寺，每人依止一位师父修学。第二年秋，成都近慈寺数发电报，催促能海大师回成都。一行人乃准备返川行装，带回所印的经典，及法器衣物亦二十馀驮。
《能海大师傅》 另有一段有关普超的记述∶
途中普超师染疾，（能海）师甚急云∶「未离欲之护法不愿法传内地，吾等任务大，要将佛法传到内地，不识众生有无福分，应多念经求护法，广行法施！」不日普师病愈，师喜。
一行人十一月抵达成都，返回近慈寺，普超法师住入金刚院，翻译藏文经典。他本来佛学素有造诣，曾著有《佛教基本常识》一书，作为峨嵋山僧徒学习之用。此时由西藏师归来，致全力于藏文的修习，及藏文经典的翻译。
（一九四六年），峨嵋山万年寺的毗卢殿失火，经像法器，焚毁无遗。普超遵能海大师之嘱重予修建，他外主募化，内监工程，历时三年而竣工。
（一九四八年），受请出任德阳崇果寺方丈，并首次传戒。
一九五二年，普超法师当选为德阳县人代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三年自崇果寺回到峨嵋山，参加修复寺庙工作，担任峨嵋山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以後担任过峨嵋山佛教协会第一、二届会长，峨嵋县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峨眉县政协一届委员、二届常务委员。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十多岁的普超法师也受到冲击，被遣返原籍富顺县，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政策後，开放重点寺院，他重回峨嵋县，恢复僧装，被安排担峨嵋山下任报国寺的住持。以后先后担任过峨嵋县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普超老法师在保护峨嵋山寺庙、文物、林木方面都做出了不少贡献。他於一九八二年示寂，世寿八十岁，僧腊六十一夏，戒腊腊五十七夏。七日荼毗入塔，他生前的道友，时任乌尤寺方的丈遍能海法师，为其石塔撰联曰∶
六十年西学南参功圆德备；
三千米钟灵秀毓山哀浦思。
1. 1981年4月，普超任峨眉山报国寺方丈时，翻印了《佛教宗派源流·佛祖心灯》一书，是“文革”后四川佛教界最早印行的佛教书籍。
2.著有《佛教基本常识》一书，作为峨嵋山僧徒学习之用
1.力阻蒋介石因建军训团校舍砍伐峨眉山林木。
蒋介石来峨眉初的一段时间就住在报国寺七佛殿禅房里，蒋最早也信仰佛教，因此对峨眉山众僧也还敬重，尤其对普超更是礼仪有加。普超当时已经是法师，并主持整个峨眉山佛教事务，砍树建校，蒋并不是不知道。但他万万没想到会因引而触犯众怒；更没有想到会碰上一个软硬不吃，认死理的忠诚佛教徒。蒋介石每天忙于建校事务和同各地军阀，财团套近乎，普超多次要求晋见都以公务繁忙为借口而被回绝。一天知客来告，蒋吃过午饭刚回来，普超正在打坐，急忙起身，手拿念珠，身穿袈裟就往七佛殿赶。刚爬上台阶就被侍卫挡住，告知蒋正在午休不得打搅。求见心切，又不敢喧哗，不甘心，顺手拖过一个蒲团，手捧念珠就在蒋睡觉的禅房门口打起坐来。心里默念，看你的睡功好，还是我的禅功好，一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憨劲。
两点左右蒋方起床。侍卫在为他着装时禀道：“委员长，峨眉山的和尚普超求见，已在门外打坐多时”。听到普超二字，蒋介石心一紧，睡意全消。见吧，这和尚实在是个难缠的瘌头；不见吧出不了房门，只好硬着头皮接见。
迫于普超的据理力争，以及众怒难犯，再加上初次入川需打造形象。因此才决定不在峨眉山伐木，只砍少量楠竹，并以每根相当于现在0.2元的价付给寺庙，此事件后蒋就搬到红珠山（现四号楼），以后再也没进过报国寺。
普超此举，使得峨眉山林木和生态免遭一次大劫，此事虽了，此功却不可没。
从思想脉络上讲，本应是佛教精神传人的普超，但其思维却是逆向行的。并不因为理想人格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便与人的实象相对，使人敬而远之。作为法师，他对佛学的探索在于事实，而非理论；在于实相，而非实相所映现的光影。虽然人格力量已超越其自身所涵盖的范畴，但在他自知的潜意识中，仍是沧海一滴，大虚之一毫。正如日本德山大师所言；“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抠机，似一滴投之于巨壑”。 普超是谁？是佛教徒，是和尚，是神坛大法师——最终还是人。一个站在面前与我们人种无二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