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毕业留中文系任教，口译整理出版苏联专家《文艺学引论》，翻译安徒生《野天鹅》等。

1954年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期间，自学德语、法语、古希腊语和日语，并立志攀登俄语文学译界高峰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酝酿创办散文和诗歌两种刊物，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交给何其芳先生。何先生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把办刊的具体工作交给文学所里三位年轻人来做，王智量正是其中之一。

1958年春天，先下放河北山区改造，继发配至甘肃农村。妻离子散，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1958年5月，就要被送往河北东部太行山区的前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北京中关村中国社科院社会楼第三层，时任所长何其芳在厕所里和他相遇，何其芳先走到门口探头看了看外面，确定没有其他人，意味深长地用四川话鼓励他：“《奥涅金》，你一定要翻译完咯！”第二天，王智量被带到河北省建屏县（现为平山县）劳动改造，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党员王良大伯家中，和其子海兵同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土炕上。

1960年冬天，王智量走投无路，辞去公职，从甘肃陇西脱身，裹着破皮袄，蜷曲着身子，躺在火车硬座座位底下三天三夜，来沪投奔家人，以做各种临时工和代课老师谋生。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当地派出所户籍警便登门造访了。户籍警叫陈文俊，30来岁，温文尔雅。面对智量先生提出申报户口的要求，他详细询问后就走了。

王智量及全家人都认为希望渺茫，因为当时上海户口已被严格控制，何况还处于全国大精简和大疏散之际，更何况他当时还顶着右派帽子。果然，几天后，陈警官上门告知，上级不同意他报进户口。见王智量的母亲和孩子哭成一团，陈警官说，再想想办法吧。他极为细致地了解王智量在甘肃当地的情况，包括他与同事间的关系。当得知他所在单位的韩总编对他态度和蔼时，便建议他直接给韩写信，要求出具一份他与原单位已完全脱离关系的证明。但王智量不愿再与那个单位打交道，更不愿再因此而失去尊严。陈警官见状，就不断开导他，帮助出谋划策。最终，他怀着许多的恐惧发出了信。没想到，韩总编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在人事员充满恶意的“证明”发出后，追加了他亲自撰写的实事求是的证明书。正是因为陈警官的开导和“指路”，以及大家不懈的努力，王智量最后得以报进上海的户籍。

1962年年底，王智量与恩师余振先生，在上海重逢了。之后，他每周都要到余先生家去一两次，在先生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参考书，不停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

“文化大革命” 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译组翻译外文参考文献。

1978年， 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先生将王智量调入华东师范大学 ，在工作之余他发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历经 30 余载，终于圆满完工， 他是建国后普希金代表作《 叶甫盖尼·奥涅金 》第一个译本的译者，该书 成为俄国所有普希金纪念馆均予陈列的译本。《安娜·卡列宁娜》、《我们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继日的拼搏译出。

1981年与吴妹娟结婚。吴妹娟理工科出身，是科学院工程师，热爱文学艺术，对文艺作品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她既是智量先生的生活伴侣，也是他最为得力的工作助手。

1993年，王智量退休，他以小说的形式把流放甘肃的经历写出来，名为《饥饿的山村》，发表后震动文坛，被认为是第一部反映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大西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著名学者贾植芳誉之为 “ 大大超过了教授小说通常的闲适飘逸的境界 ” ， “ 能够再现生活的原始面貌，既挖出了垂涎血与肉，又达到了超越现实的一种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 ” 。

2023年1月2日18:47分，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4岁。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徒生的《野天鹅》、《上尉的女儿》《安娜·卡列宁娜》等30余部

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海市蜃楼墨尔本》

散文集：《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人海漂浮散记》等。2013年12月，共计14 种18 卷分为 4 编的《智量文集》出版，为王智量的学术生涯作了一个的总结。

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

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2019年11月9日，俄语翻译家王智量获得中国翻译界最高奖项——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近三四年，他开始自学中国画，和华东师大另两位老教授一起被称为“雕虫三老”。2012年，三老举办了一场书画展，在开幕式上，代表发言的王智量说，“为什么让我发言，因为我最年轻，是‘80后’，他们两个都是‘70后’！”

“我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也是他喜欢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

他爱模仿徐悲鸿的画作，再自己题字发挥。几个柿子旁边题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仙鹤图上书：孤独。

“这就是我。”他指着仙鹤，一直滔滔不绝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来，“我很孤独。”

这位孤独的老翻译家一生痴迷翻译，可出版业的“盘剥”，让他感觉“人格上很受伤”。他更生气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他的座右铭是“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

终于有出版社要为84岁的翻译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却发现，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说。

只有站在他那间几无容身之地的书房中，才明白为什么会找不到。层层叠叠的衣服、旧家电和杂物堵住了书柜，连打开柜门都困难，无数经典之作的译稿就堆积在书柜深处，有的写在糊墙的报纸上，有的写在烟盒上，还有的写在卫生纸上。不少由于用圆珠笔双面书写，字迹已经模糊，经年累月，连他自己都辨认不清了。

手稿找不到，但他却能全文背诵400多个十四行诗节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一翻就是32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慕尼黑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王智量旁边坐着一位法国巴黎的大学教授。当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奥涅金》的中文译者，立刻站起来，开始用俄文大声背诵《奥涅金》。王智量被感染，站起来同她一起背诵，背到最后，两人激动万分，紧紧拥抱在一起。

“文学是无国界的，人类的感情是无国界的。诗把人类社会上一切东西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感情。”王智量说。

他译诗的方式也很独特。每次他都必须先一遍遍大声朗读、背诵，体会到诗歌的音韵美，“通过形式进入内容”。在他看来，好的翻译不仅要反映出内容，还有形式，即韵律、节奏，也就是严复所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中的“雅”，是最难达到的。“要让中国人看到西方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美，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美的东西找回来。”

1958年，《奥涅金》刚翻译到第二章，他被划为“右派”，单位里长期贴着一张大字报：他躺在棺材内，棺盖上还压了一本《奥涅金》。

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田垄，一边和着脚下的节奏，默念四音步的诗行。“在心里把它译成中文，跟着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夜晚，再将白天想好的诗行写在手头能找到的纸片上，比如糊墙的报纸、卫生纸、烟盒。1960年，他戴着“右派”帽子来到上海，行李就是一袋书和一包碎纸片。

由于翻译入迷，他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上世纪60年代回上海劳动，在黄浦江边，他边扛木头边背单词，口中念念有词，引得警察跟踪；上世纪80年代，大年初一在火车上译诗，警察不知他在干什么勾当，一路监视到终点。

“不是好东西，我才不翻。”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全凭个人的喜好。“对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译。《奥涅金》的抒情插笔，翻起来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译其在中国最著名的《父与子》，觉得“政治意味太浓”，而只翻译自己最爱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从小说的韵味上说，当然是这两篇更好。”他连着用了几个形容词和副词，“非常有劲”、“我喜欢得很”、“太美了”。

不少难度高的、别人不愿翻译的作品，他却欣然接受。上世纪70年代末，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没人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达旦，一周就译完了。

“我喜欢诗，但我自己不会写，所以才喜欢翻译，用别人的灵感来抒发感情。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它在替我说话。”王智量说。

他热爱的是翻译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无迹可寻，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涅金》，之后重印数次，他手里竟一本都没留下。

他也不记得自己每本书都拿了多少稿费，稿费全部交给妻子掌管。“我最好养了，把我喂饱就行了。”在这间有着近40年历史的狭小公寓里，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书和画。他却对来到家里的每个人都说，你想要什么都拿走，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就丢掉。

当然，普希金的油画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

过分单纯

在诗歌的世界之外，王智量是个单纯得过分的老头，说起谁都是“很好很好”。

他被骗过多次，比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电视购物，花500元买过假iPad，还买过3个假手机。在校园的亭子里坐着，有人过来向他借10元，他毫不犹豫地借了50元。“他是我尊敬的长辈，但有的时候，实在是太傻了。”他的忘年交、《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说。

和1984年出生的甫跃辉散步时，84岁的王智量竟抱怨：“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复杂？”

年轻的时候，他在大庭广众下读诗到激动时，就扔下书本大声朗读，也不会有人投来奇怪的目光。“现在怎么没人这样了？”王智量摇摇头。

他更不懂当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译了无数的作品，写了无数的文章，却不知该如何投，还数次被出版社“欺负”。

在旁人看来，王智量节俭得“可怕”，绝不浪费食物，在外面吃饭，一盘炸猪排就算剩下半块，也要坚持带走；一碗面没吃完，非要拿罐子装回去。“这能吃两天呢！粮食绝对不能浪费，这是救命的东西。人家笑话我，也不在乎。”王智量指指根据自身经历写的小说《饥饿的山村》，“记忆太深刻了，我只写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

无缘出版　受到盘剥

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诗的稿费本应按行数计算，上世纪90年代，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不到4万字的书，王智量总共才拿了600元稿费。合同到期续签时，他对那位编辑说，能不能每千字给我加1元，以示尊重，结果编辑立马毁约，另找了两个人“改写”了一下他的译稿，就重新出版了。提起这事，他有点伤心，“我不是想要钱，只是觉得人格上受了损伤。”

他翻译的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中译本。2012年的伦敦书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送给英方的就是这个译本。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合同过期后，至今未续版权。

家里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画像，旁边有其散文诗中的两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用俄语饱含深情地念完这两句话后，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给我的稿费，译这一句话，我只能得两角钱！

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时，他得知医院护工的工资是一天120元，计算道，我一天能翻译20行就不错了，才70元，还没有护工阿姨的工资多呢。

他辛苦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也无缘出版。《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得知，帮他发微博呼吁，这才有出版社前来接洽。其实，有关诗集的出版，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谈过，但对方觉得诗并不是帕氏的代表作。他很不高兴：“人人皆知《日瓦戈医生》，以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小说家。其实他是个诗人！”

比起受出版社的“盘剥”来，他更生气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法国诗人瓦列里的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

因此，他手里拿着每一本书，都反复表达着对编辑的不满：“这本书脱印了这么多页，太荒唐了。”“这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送人的书，他用笔将错别字一个个改正过来。对于编辑擅自加的小标题，他特意在目录旁注明：“这些小标题我没有看过，都是编辑加的！”

几年前，在出版社做编辑的陈蕾收到一篇投稿，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读者推荐来的。一看内容，竟然是王智量的自传体小说，她大为惊讶，因为20年前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就久闻王智量老师的大名。王老师的学生中不乏富有的、身居高位之人，为什么不随便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学生投稿？

“麻烦别人，我心不安。”王智量说。

“我就是小外孙女的爸爸”

王智量和老伴以及15岁的外孙女一起挤在华师大一村一套使用面积40多平方米的老公寓里，这是30多年前他分到的房子。公寓一共有三间房，每一间空间都很有限，最大的那间是三个人的卧室，另外一间是书房，还有一间是小外孙女的学习空间兼王智量的会客室。房子里的大多数地方都和会客室一样，每条走道都很难容下两个平行站立的人。

“我的家里有三多，书多、衣服多、吃的多。”客厅餐桌上堆着好些饼干盒子，我们呆的房间里堆着好些鞋盒子，最拥挤的书房里自然是堆了好些书。儿子前几年从澳洲回来看王智量，说家里一半的东西都可以扔掉，他也没扔，“过一天算一天，哈哈。”

王智量喜欢称已经比他高半个头的外孙女为“小家伙”。13年前王智量从美国回上海，看到家里有个两岁的小丫头抱着桌腿望着自己。再婚的老伴告诉他，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儿离婚了，夫妻两个谁都不肯要这个孩子。“我听了好难过，我说：我要！就这么养到现在。”

84岁的王智量，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老。“一个人就怕自己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

50岁回到华东师大工作，他恨不能更充实一些，“想补上荒废的20多年光阴，如果没有落下，也许我能走得更远。”那时，他忙得都没空记下翻译的内容，就先读出来，用录音机录下，再让妻子帮他抄。

70多岁时，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决定回国，“我明明还能做事，为什么不回来做事？”

尽管他不愿承认，可岁月不饶人，每年他都要有四五个月在医院度过。医生告诫他三件事：少写、少翻译、少做事情。老头不干，说，不翻译我就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