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22 22:35
暴力伤医是医患信任解体导致医患关系恶化，从而引起暴力伤医事件。
新医改启动以来，成就不凡，有效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但医改步入深水区后，遭遇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束缚了医疗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医患矛盾，医疗纠纷和医院暴力，这三者是应该用三个不同方法去解决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凌峰在接受采访时说，“医院暴力是在医院这个场合，影响医生和患者共同利益的暴力事件。这些暴力有的伤了医护人员，有的伤了病人。无论这种破坏是硬伤害还是软暴力，都违反了治安管理法，是需要法律公诉和警察干预的，是要靠法治来解决的。”
“老百姓看病难也是引起医患冲突的重要方面。”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的医生群体更苦、更累。医生一上午要看几十个病人，相当于几分钟要看一个。有时候医生忙得连喝口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医疗服务的供给不足，是医院拥挤的重点所在。根据经济学家周其仁的测算，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GDP（按现价算）增加了50倍，社会卫生总开支增加了78倍，其中，个人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但同期，全国各类医疗机构只增长了76%，医护人员增加了75%。长期以来，中国医疗行业的服务能力的增长远远低于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的增长。
“国外的医生靠技术吃饭，国内的医生靠卖药吃饭。”钟南山院士的一句话道出国内医院的盈利模式。在市民高呼“药价高，看不起病”的当下，医院既要作公益，又要面临如何生存。尽管最新医疗改革已经取消药品及器械耗材的加成，采取“平买平卖”的原则，即“多少钱买，就多少钱卖”的措施，中间的损耗由医院承担，但仍没有有效改善医患关系。
据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医务人员躯体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逐年增加，绝大多数人曾遭到过谩骂、威胁。医患暴力冲突加剧，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代理困境”。
从理论上，医生是患者的利益代理人，患者之所以愿意把生命健康托付给医生，是因为相信医生会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但是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患信任十分脆弱。多数患者认为医生受利益驱动，存在过度治疗行为。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甚至很小的一点语言冲突，医患之间的信任就会解体，进而演变成暴力事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一名医生被患者殴打昏迷；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3名护士被患者砍伤；广东深圳宝安人民医院一名护士被产妇丈夫殴打。类似的医患暴力冲突频频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
王英生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期间，因感到效果不佳，遂产生报复之念。2012年11月的一天，王英生来到该院行凶，用斧子将为其治疗的针灸科主任医师康某某砍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英生于2014年4月22日被执行死刑。
2014年6月2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一起暴力伤医事件。一名肺癌并多发转移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参与抢救的值班女医生和一名怀孕5个半月的值班护士被家属暴力殴打致伤，家属还逼值班医生下跪，对其实施殴打。公安部门已成立暴力伤医事件专案组，正在调查取证。
据湖南省卫生厅介绍，医生王雅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颅脑损伤：脑震荡、头皮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性软组织挫伤，耳鸣、听力下降，外伤性耳聋，外伤性子宫损伤。护士谭小飞因被患者家属殴打恐吓导致晚期先兆流产。两名医务人员正在医院住院接受治疗。
在此过程中，死者家属还多次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打砸医生办公室，殴打医院保安，在病房烧、撒纸钱，点蜡烛，直到2日下午5点才将死者尸体移离病房，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
2015年6月11日，河南中牟县一妇产科医生在门诊室被人用刀刺死。
2015年6月16日，王权芬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一小瓶汽油泼洒到该院医生、放疗科副主任覃光灵身上并点燃，导致覃光灵面部、肩部、前胸等多处二度、三度烧伤。
2020年1月20日下午1时55分左右，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共有三名医护人员被砍伤，另有一位患者受伤，其中一名陶姓医生受伤最为严重，后脑勺、胳膊多处被砍伤。
2024年7月19日13时许，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晟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伤害，致多处严重损伤。事发后，医院迅速组织多方专家联合救治，李晟医生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2024年7月19日21时许不幸去世。
2014年3月6日天下午，全国政协医卫界别90位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并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
“紧急提案”中建议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提案委紧急协商，召开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紧急协商会。
近期，暴力伤医事件接连发生，全国政协医卫界、农工民主党，均以界别、党派提案的形式，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阻止医院暴力事件再发生，维护医疗秩序，维护医生的尊严和生命。
在快速处理上，应通过构建矛盾纠纷专业化化解平台，解决基层法院处理涉医纠纷周期长的问题。“有的纠纷周期长达一两年，不仅患者及家属不满意，也给谣言以较大空间。”他建议，法院可以试点与医疗行业构建专业化的平台，设立医疗专家名单库，甚至吸纳医疗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从而为医疗纠纷提供专业意见，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矛盾从速处理。
除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王静成还提出应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他说，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行了专章规定，为进一步合理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法现行条款还有诸多不足，如缺少对医疗损害的定义；未明确医疗损害鉴定机制；对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不够；缺乏对患者的有效救济制度等。他希望“两高”能结合7年来的工作实际，尽快就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修订意见，并针对部分概念模糊和有争议的条款，迅速推动修订完善。
2024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最高检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专项治理医疗美容行业非法行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问题。依法惩治故意伤医扰医犯罪，起诉226人，同比下降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