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大臣多知其冤，无论君子小人，政见异同，曾经多次为他上书陈情，但万历皇帝都不答应，在多次大赦天下时，独独不肯开释曹学程。

曹学程之子曹正儒以父子之情、君臣之义试图说服皇帝，不惜刺血书上奏乞求代父一死，皇帝也不答应。曹学程身陷囹圄十一年，时刻面对着随时加身的死亡，肉体和精神惨遭折磨，四次被推上囚车押赴断头台，最后一次苍天也不忍看曹学程冤死，断头台上，忽然“风霾蔽天，木拔瓦飞”，监斩官再三奏请才免一死，但并未释放出狱。

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神宗为皇太后加冕，太后可怜曹学程母亲老迈，为其求情，加上大臣们再次进言，神宗皇帝才放曹学程出狱，谪戍湖广宁远卫。

后放归，可惜多年的牢狱之灾，曹学程的健康完全被摧毁，没多久病逝，年仅45岁。

天启初，熹宗皇帝念其孤忠，赠太仆少卿，著有《忠谏录》，今佚。

明史

清·张廷玉等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卢洪春（范俊 董基 王就学等） 李懋桧 李沂（周弘禴 潘士藻）雒于仁 马经纶（林熙春 林培） 刘纲 戴士衡 曹学程（子正儒 郭实）

曹学程，字希明，全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石首、海宁。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将援朝鲜。已而兵部尚书石星听沈惟敬言，力请封贡。乃以李宗城、杨方亨为正副使，往行册封礼。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渐不售，宗城先逃归。帝复惑星言，欲遣给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视情实。学程抗疏言：“迩者封事大坏，而方亨之揭，谓封事有绪。星、方亨表里应和，不足倚信。为今日计，遣科臣往勘则可，往封则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赵志皋碌碌依违，东事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初，朝鲜甫陷，御史郭实论经略宋应昌不足任，并陈七不可。帝以实沮挠，谪怀仁典史。后已迁刑部主事。会封贡议既罢，而朝鲜复恳请之。帝乃追怒前主议者，以实倡首，斥为民。并敕石星尽录异议者名，将大谴责。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领，因欲别遣，已而罢之，即以方亨为正使矣。而学程方督畿辅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谓有暗嘱关节，逮下锦衣卫严讯。榜掠无所得，移刑部定罪。尚书萧大亨请宥，帝不许，命坐逆臣失节罪斩。刑科给事中侯廷佩等讼其冤。志皋及陈于陛、沈一贯言尤切，皆不纳。自是救者不绝，多言其母年九十余，哭子待毙。帝卒弗听，数遇赦亦不原。主

其子其子正儒，朝夕不离犴狴。见父憔悴骨立，呕血仆地，久之乃苏，因刺血书奏乞代父死，终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赓言，谪戍湖广宁远卫。久之，放归，卒。天启初，赠太仆少卿。崇祯时，旌正儒为孝子。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发生民变，杀了矿税使杨荣，神宗震怒，要严查变乱情况。当时首辅沈一贯请了假，只有沈鲤在内阁，他不敢处置，和陈矩商议。陈矩便向皇帝密奏，说：“奉使的内臣当然是遵循法度，不敢胡作非为的，但他们的随从仆役，难免会有个别无知惹事。派缇骑去云南逮捕人犯，只怕弄得到处惊慌，反而不妥，还是在当地调查清楚，从宽处理为好，这样对安抚边远地区也有好处。”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被他冷处理了。

福建矿税使高缴获了吕宋制造的器械和土特产，进送到京师。陈矩奏称：“这是岛夷小丑的一点点东西，让内库收储，恐怕会使人误会。还是让赃罚库查收为妥。”从这件事，也可见他处事时是考虑到大局，慎重稳妥。

三十四年（1606），陈矩主持大审，有个御史叫曹学程的，因为谏阻封日本关白的事得罪，已经坐了将近十年牢。司法部门请求陈矩放了他，陈矩抱歉地说他不敢。然而，他秘密地向皇帝求了情，解释曹学程的冤枉，曹学程终于被免死刑，改判充军。

曹学程为御史时，正值日本的关丰臣秀吉(明史亦作平秀吉)，战胜国内割据之诸侯，统一日本，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国王李蚣，平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到祸逼眉睫之际才急急忙忙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与朝鲜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边境上，两国商人络绎不断。朝鲜告急，明朝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当即指出：日本得朝鲜以为巢穴，退可以守，进可以寇，中国从此无息肩之期；朝鲜为我友好邻邦，乃藩篱必争之地，唇亡齿寒，不能坐视不救，力主出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七月，神宗采纳主战派的意见，要求辽东、山东沿海作好临战准备。但是兵部对敌情估计过低，在朝鲜先后两次兵败。这么一来，朝廷大臣间出现了主和和主战两派。神宗在战和之间拿不定主意，便一方面按主战派的意见，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统兵援朝；另一方面，又按照主和派兵部尚书石星的主张，给嘉兴市中无赖却又精通日语的沈惟敬以游击将军的名义，暗与日方议和。

刀历二十一年春，明师再次增援朝鲜，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之开城及四道均收复。就在这节节胜利面前，李如松以轻骑急进，结果，正月二十七日在王京30里处的碧蹄馆遇到埋伏，损伤惨重，不得不退至开城。随后，李如松侦知倭寇屯兵龙山，积粮数十万，便夜募敢死队，步行十几里，纵火焚粮，倭乃乏食。但明军新败，也不敢进逼，顿师绝域，士气受阻。消息传来，兵部尚书石星等主和派借“与倭无仇”为由，主张撤兵议和。

宋应昌急图成功，又想到招抚。于是，派沈惟敬等前去谈判。日方因粮草并烬，亦愿修和。四月十八日，日军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里朝鲜故土收复。九月间，日本提出请求明朝封贡。

对于封贡一事，朝廷一时议论不决。神宗听信石星，以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前往日本行册封礼。事在万历二十三年二月。谁知人未到日本，先前议和的沈惟敬“言渐不售”；李宗城观望迁延不进，又因调戏对马岛太守仪智之妻，事败逃回，神宗不但未加深究，又惑于杨方亨“封事有绪”之言，想派一给事中充使，去察视情实。事交文武大臣会议，大臣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遣使不得要领。神宗火起，委任杨方亨为正使，加沈惟敬神机营衔为副使，立限渡海封贡。但封事并不顺利，倭兵以种种借口，不但不撤兵，反而准备再次进攻。辽东巡抚李化龙向朝廷申请调兵，以为声援。御史叶经美等因论石星失策而罢官，举朝莫敢言。

这时，御史曹学程督畿辅屯田方回京，不知前后争端，听说对倭封贡，觉得有失国体，便凭着一腔报国热情，向神宗进呈了《谏封倭疏》。

曹学程在《谏封倭疏》中，破题就是“倭情已变，封事宜停，恳乞殛贼臣、止册使，以存国体，以安宗社”。

首先，他指出神宗在抚剿两端中没有主见，受人左右。他说：迩者封事已坏，发言盈廷，皇上一会令九卿科道会议战守机宜，毋贻后悔，这时皇上已洞见封事之非而决之众议；但是，一会又派科臣一员，与杨方亨册封，这时皇上又惑于杨方亨之言，谓封事可成。“讵知石星、方亨同条共贯，转相附和，词不足凭。且三臣共使异域，宗城出亡，惟敬就缚，倭奴何德，方亨独安然无事哉?方亨且生死未卜，乃请添册使，禁治流言，即三尺童子亦知其诈；非石星矫诬以欺陛下，必狡倭设计以陷中朝，望陛下详察而熟计之也。石星谓辽东巡抚之报视为流言，今册使李宗城之揭，将不足信乎?倭情已变，犹云未变；封事已败，犹言可成；贼臣误国，一至于此。吾谁欺?欺天乎!”

第二，分析日本侵略野心，认为切不可与封。曹学程认为：“今李宗城揭，称关白执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为封，虽不显言，大都有据。倭夷狡诈异常，贪饕无厌，得封不已，必求人贡；人贡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鲜纳赋；纳赋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求席卷朝鲜，渡鸭绿而蓟辽危矣。”并指出日本这种野心由来已久，不待今日，切不可掉以轻心：“不然，朝鲜与日本一苇可航，悠悠年余何难一决?此其故不难于一封，而难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为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虏囚。愈要挟愈弥缝，愈昭露则欲钳制，此忠义之士日夕拊心饮血，相与罢封事、决战守、断奸臣首以谢天下，乃误国贼臣内外深结，始终执拗，甘心媚倭，陛下独不鉴南宋之事乎?秦桧、史弥远力主和议，终移宋祚，前车已覆，可为寒心。”

第三，指出主和投降派始终执拗，目的在于排斥异己，甘心媚倭。他说：“封事之非，举朝以为不可，宗城已误，岂容再误?科臣攻击即以科臣往封，是亦贼臣笼络深计：成则功归于己，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宁甘鼎镬不敢奉诏。”他认为，作为人臣，既委质于君，东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避，何敢避难为不忠?作为使者也应该如苏武(西汉人，天汉元年奉命赴匈奴被扣，坚贞不屈19年。)、颜真卿(唐代大臣。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被派往劝谕，李部下千余人拔刀扬言食其肉，“举刃以拟之，真卿不为动”。)那样仗义，不应像李宗城那样抱头鼠窜，以贻国羞，大损国威，丧气狡夷，遗臭万年。曹学程主张：“为今日计，科臣往勘 (实地察看)则可，往封则不可也。若云可成则赍册渡海，不成则持节还朝。视君命如儿戏，等册使为说客，辱国欺君，罪莫大矣!”在疏里，他还把矛头直指万历皇帝手下的决策层：“陛下以平章军国托元辅，以参赞机务倚枢臣，天下事非一家之私，奈何偏执?星(石星)狠狠自用，皋(赵志皋，内阁大学士)碌碌依阿。星日关白可封，皋也日关白可封；星日再遣科臣，皋亦日再遣科臣……今东事溃裂，元辅枢臣不得辞其责。”他以秦桧、史弥远力主议和葬送宋代江山为例，奉劝万历皇帝以前事为鉴，莫履前辙，指出：“大臣去留，册使行止，社稷安危，系此一举，愿陛下熟察斧断，天下幸甚。”

曹学程身为监察御史，抱着一番忠君爱国之心进谏，疏中分析也十分中肯精辟，没想到神宗看罢大怒，认为曹学程刚回京便上此疏，显系与人暗通关节，受人指使，便下令锦衣卫逮捕严审。

神宗为何对曹学程如此恨入骨髓?那是由于曹学程认为自己“躬任言官，目击的事，既当因职以进言，何敢进言而不尽。”①加上他平时骨鲠忠直，累累犯颜进谏，在几件事上，都曾得罪过神宗。

第一件事就表现在救魏学曾身上。魏学曾是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后累升为光禄少卿、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政绩显著。隆庆初，永平为“土蛮入侵”，魏学曾人驻山海，平定内乱，特升为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机营。穆宗(朱载厘)去世后，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密谋逐高拱，学曾独挺然争之，自此忤居正。万历十八年，宁夏勃拜叛乱，西部兵起，魏学曾荐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神宗赐以尚方宝剑，以“平宁夏勃拜叛乱”。初，魏学曾欲招勃拜部下刘东易、许朝，令杀勃拜父子赎罪，遣卒叶得新往说，时值刘、许、勃拜父子四人方约同死，将叶得新下狱，勃拜诡言求降，实外则求托缓兵，内而结寇为助。魏学曾不知底细，为之请朝廷同意。加上进军失利，七月,神宗以魏学曾“玩寇失机、招抚生事”罪，夺职从军。对这样的功臣，曹学程无非是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他认为：魏学曾在神宗初“不避权势，发奸摘伏，此不可谓非高岗之鸣凤、中流之砥柱也，故其功于朝廷甚大”，受命于总督军务，又“自驻花马池，独当贼冲……除宁夏镇城为贼所据，而四十七堡尽复，是亦社稷之臣也”；直至被捕至京，“三军雨泣，亲若父子，此在廷文武诸臣莫不闻之而太息!宁文武诸臣俱有私于魏学曾乎?又岂魏学曾能一一而遍恳之乎?”曹学程在上疏中，一一列举魏学曾对国家、社稷之功劳，乞望神宗施“皇上之威与父母之恩并行”，将魏学曾官复原职，“俾天下委心事主者，邀宽仁而服大度，效忠悃而报朝廷”。魏学曾后来虽然获得复职，曹学程却因此有拂帝意。

另一件是“建储”之争。这是万历皇帝的最大一块心病.这块心病影响皇帝情绪及与大臣的关系达数十年之久，同时，也使皇帝多了一份怠政，增添了他对廷臣的逆反心理。

事由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极宠爱郑妃，欲舍长立幼，便不先立太子。这种违背祖训的逆反做法，当然遭到饱读孔孟之书的大臣反对。但皇帝则以顽强的意志来和大臣对抗：大臣们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受良好的教育。在和大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出心裁，采取同日“三皇子并封王”的办法。奸佞派沈一贯等逢迎意旨表示赞成；而正统派王家屏、黄正宾、顾宪成则坚请按封建宗法即立常洛。御史王如坚、史孟麟，寺臣朱罗京、王学曾、涂杰等也认为不能舍长立幼。曹学程更是痛切陈词。他在《请建储疏》中指责神宗“由外惑于谗佞，而内溺于衽席，故下拒乎忠谠，而上忽乎宗枋，臣固知陛下之不断也……今皇上以天下之大事，私议于闺阃之中，而私付之以宰相之札……臣任言责之官，不敢不谏．谏不敢不尽。”并表示愿意等待治罪，‘‘以无负朝廷立台谏之职”。在众大臣的坚决反对下，神宗不得已放弃了自己不立太子的主意，但对曹学程已经是耿耿于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曹学程又于万历十七年以彗星见，上《星变陈言疏》，列举神宗四大过失，把皇帝的种种毛病、过失一一点出，不给半点情面。疏中说：“陛下于二年冬十月亲自视阅铨选，又诏诸臣宜祓除前愆，共维新政。可谓勤矣，其后一任大臣张居正、王家屏等预机务，章奏皆不朝。朝政久辍，久辍则乾纲不振，狡诈必生；狡诈不已，大权必去；大权一去而天下瓦解矣。盖祸不生于仓猝之时，而每基于承平之日，其可危者一。”过去，庙祀事(指每年祭拜天地)皇帝一定要亲自前往，只因万历导帝沉溺酒色，体弱多病，自万历十九年后，凡庙祀事一律遣人代替。曹学程对此建言道：“郊庙稀临则鬼神乏主；鬼神乏主则邪说妖言必惑众；邪说妖言惑众则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道垂。其可惧者二。”万历皇帝本是个孝子，但醉死梦生之时也有疏懒，于是曹学程在疏中又说：“比年来不闻一日三朝问安否……岂其春秋鼎盛而玉趾之及反疏于寝门乎?是未可为天下信也。其可惜者三。，，这一条则是指责皇帝借身体的原因，不经常去问太后安，是讲假话、找借口。还．针对神宗过去经常召见宰臣，问以天下事，纲纪废弛，君臣隔阂的情况，说：“……百姓疾苦而不多知，有司食婪而不加察，涝旱水火连年迭见而皆不内省厥躬，此无他，敷治之道壅于上闻，而蒙蔽之端中于臣下也，其可忧者四。”

“朝政久辍，郊庙稀临，玉趾疏寝门，彤廷罕召对”，曹学程指出万历皇帝这四条致命弱点，语多直切，屡伤神宗。神宗勃然大怒，竞将曹学程名字写于御屏之上，以示刻骨铭心。朝廷中有人曾告知学程：说皇上已经震怒，请勿强谏。曹学程不听，终以抗倭援朝事下狱。曹学程下狱后，“婴三木，备五毒，钳杖交加，体无完肤”，却并没有诬攀出谁是指使者。尚书肖大亨请求宽恕，神宗不许，令坐逆臣失节罪斩(监候执行)。刑部给事中侯廷佩、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以及陈于陛、沈一贯等，代讼其冤，皆不纳。自此，救者不绝，多言其母年事已高，哭子待毙，请发慈悲。常以孝子自居的神宗全然不听，数遇赦，亦不许。

曹学程身置囹圄的第三年即公元1597年，果然不出所料，和议破裂，倭兵再度大举入侵朝鲜，两国重开战事。沈惟敬公开投敌，并充为先导。明军分四路进击，终因遭倭兵背后偷袭，四路相继而败，杨方亨狼狈而归。他惧怕治罪，不得已才直吐本末，委罪于沈惟敬，又出示石星前后手书。神宗看罢大怒，将石星下狱治罪，众廷臣趁机请还曹学程职务，乞求责令监军以图后效，神宗不许。就在战争相持阶段，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七月九日，不料风云突变，一个偶然的因素 ——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结束。十一月，倭兵先锋加藤清正无心再战，乘夜逃遁，明军四路出击，倭兵群龙无首，一击即溃，逃于船中，明军以火攻船，倭兵落水溺死者数以千计。一场前后长达七年的战争才算平息。自此之后，倭兵不敢轻易入侵朝鲜。

对于这场战争，《明史·日本传》评价：“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靡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金安清在《东倭考》中也说：丰臣秀吉之略朝鲜，“中国因援高丽，前后七载，费帑千百万，失士卒无算，剿抚二端，卒无定策，力为之敝”。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明将献俘于朝，神宗大肆行赏，有功之臣均得封赏，惟独不赦敢进忠言的曹学程。

曹学程在北京监狱候斩，他的儿子们在家乡心急如焚。次子曹正儒仰天而泣日：“父囚垒频年，子违侍万里，死者不可复生，吾不忍父之刑，与其偷生于世，孰若相从地下。”曾在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历尽千辛万苦，徒步来到北京，进狱省视，见父亲枯瘦如柴，坐待刑戮，当场呕血昏绝于地。救醒之后，当即挥泪刺血写书，上送朝廷。血书写道：“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寻。自父逮系以来，母念子而心折泪枯，子思母而形旭骨立。祖母当垂死之年，臣父无再生之日．臣感动悲激，呼号无从，沥血陈情，愿以身代。乞系臣就戮，释父生还，俾臣父归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报亲恩，以全父子之义。”曹正儒试图以“孝”来感动神宗，神宗却毫不通融。

第二年秋，曹正儒又以君臣之义来说服神宗。他在书中写道：“臣之于君，义无所逃，无所逃则生死惟命；子之于父，情无所解，无所解则生死相关。臣思皇上之法无可挠，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诚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身也，见其死又安忍独生?”再次向神宗请求，自愿面缚法场，甘心代死；如果不允许代死，则请先父亲而死。神宗仍不理。后来，曹正儒又第三次上书，援引洪武八年淮安山阳民有罪和嘉靖十四年御史冯恩忤旨，其子均请以身代为例，乞望神宗效法祖宗，怜而释之。神宗均不作答复。

曹学程在狱中备受折磨，曾四次临刑，在京的同乡好友在狱中置酒相诀，曹学程“痛饮达旦无怖色，从容上槛车”。后一日被缚赴市曹斩首，忽然“风霾蔽天，木拔瓦飞”，执行官再三奏免，才免除死刑，但未赦。曹学程在狱中11年，先后有内阁、翰林、台省、各部以及寺官、勋爵诸臣“同声救释，章凡三十上，皆不报。屡荷两宫调护之，不解。”可见封建皇朝的独裁“人主”，能知错改过者，无几也。

曹学程抱定忠君报国之心，虽然受尽严刑拷打，却仍然百折不回，毫不屈从。只以父西塘公不能养为痛，以母垂暮倚闾之望为忧，忠孝之心发之于诗，有“恋阙心犹在，思亲泪未干。主恩深似海，臣节炳如丹”之句。后思母成疾，奄奄一息。刑官每岁朝审，无不相顾流涕，京都平民见之，“环视语日：‘此曹御史也’。”有的流下眼泪，有的则边流泪边安慰曹学程说：“圣天子在，必鉴宥，毋过自苦。”直到万历丙午年(公元1606年)九月，神宗加皇太后的徽号，肆赦刑部，又遇朱赓、沈应文等臣力请宽宥，曹学程这才蒙释出狱，谪守湖广宁远卫。他星驰抵卫，得间归省。不逾年，老母过世，此时他自己也染病在身，两年后便谢世了。

曹学程著有《忠谏录》，今佚，留下的诗文不多，嘉庆版《全州志》载诗一首：

漫向东林借一枝， 无边光景去来移。

风清桂苑黄金树， 雾冷莲房白玉池。

十地松云堪入赋， 五天花雨恰催诗。

同人永日清欢洽， 还爱虚窗月上时。

强项御史曹学程

明朝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中国进行抗倭(旧指日本)援朝战争，前后七载，剿抚二端，卒无定策。在这场剿抚争执中，有一位“强项御史”，因反对主和妥协，触怒了好谀恶直的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结果，被投置囹圄11年，九死一生，最后谪守边远，此人就是曹学程。

曹学程(公元1563～1608年)字希明，号心洛。民国版《全县志》说他是全州西隅(即今全州镇民主街曹家巷)人：《全州人才荟萃》(1994年版)说他乡贯是全州县才湾镇田心铺人。《粤西文载》有文评价他“少秉刚介，颖而好学，辄有志于古人”。万历己卯(公元1579年)，曹学程中举，癸未(公元 1583年)成进士，甲申(公元1584年)初次做官为石首(今湖北南部)令，在任修闸门平水患，“瑶民赖以更”。丙戌(公元1586年)丁外艰归。庚寅 (公元1590年)起复为宁海(在浙江东部沿海)令。在任“筑海塘、裁锾赎、立社仓、严捍御……两邑所活计万人”。壬辰(公元1592年)提拔为广东道御史。“公在神宗朝发奸摘伏，不避权势，事有不宜行者，知无不言……且帅屯戍垦荒计五千七百五十五顷有奇，奏立规制，致有‘白鹭车前强项御史’之号”。《明史?曹学程传》说他“治行最，擢御史”。

曹学程为官于明万历朝。万历年代是明代晚期，可谓明代“癌症”晚期。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在其《明清史讲义·万历之荒怠》中评价万历道：“明之衰，衰于正 (正德)、嘉(嘉靖)之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吞食坐大，明事不可为矣。是为决裂之期。”曹学程为御史则正当万历醉梦之期。

天启初，熹宗皇帝朱由校念他孤忠，赠太仆寺少卿，荫一子人监读书。崇祯时，旌曹正儒为孝子。

观曹学程一生，初任言官，方年富力壮，抱忠君报国之心，不想触怒人主，冤罹罪名，身置囹圄，悠悠11年，及出，已是贫病交加，身衰力竭，以致早逝，报国终不克，才华终不显。呜呼!神宗肆一人之昏暴而罪忠良，终至国运陵替，此足为后世之刚愎自用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