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33年　福州市鹤龄英华教会中学学习至高中毕业。

1933—1936年 高中毕业后父亲无力供他上大学而失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到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做了三年学徒工。学徒期间，工作十分繁重而薪水微薄，每月两元工资还常受厂主拖欠。利用工余时间，钻研无线电书籍，还自修大学课程。业余时间还担任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电学教课老师。

1936年在上海参加了业余抗日救亡歌咏队，认识了吕骥、麦新、孟波等当时共产党在音乐界的活动份子，开始接触到党的进步思想。

1936年冬—1938年春　考取并出任欧亚航空公司无线电机务员。工作勤奋，成绩优良，待遇也较丰厚，月薪达到80元。经常将一部分工资汇寄到福州家中，实现了他长期要负担家庭经济的夙愿。

1938年春毅然舍去欧亚航空公司优厚的待遇，经音乐家麦新介绍参加了浙江省金华附近的新四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做政工工作。

1938年秋，调皖南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班主任。为军部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与大江南北各支队的通讯联络能畅通无阻，作出了积极贡献。长期任军部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无线电机务训练班的班主任，负责训练班的主要领导工作外，还兼授课。他亲自编教材，讲授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和科技英语，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无线电通讯人员，为发展新四军的通讯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受其长期熏陶影响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也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一家兄妹四人同时参军在当时传为佳话。驻新四军的美国女记者斯沫特莱，对他们兄妹四人进行了采访、拍照，并寄到国外报刊发表，以宣扬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

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的新四军军部通讯局任机务课长、材料处长。

1949—1953年　上海市军管会任电讯组组长，负责对华东地区官僚资本电讯工厂的接收和军管。后任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处副处长兼上海电机厂厂长、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局局长。为了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尽管华东恢复经济时期也亟需大量技术人才，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积极动员了一大批技术骨干赴东北工作。

1953—1981年　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副局长、电机工业部电器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局局长、一机部八局局长、一机部科学技术司司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机电工业系统工作达30余年，对机电工业，特别是对电器行业的科技发展、生产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一位没有大学文凭、但确是名符其实的通晓电工技术的专家，一位熟谙工业经济管理、有高度领导艺术才能的领导者。

1954年他率团赴苏联对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中有关电工方面的工厂设计进行审查，并商谈确定人员培训、建设进度、设备分交等重要问题。回国后又组织督促国内有关的配合工作，促进工厂及早建成，对当时我国电器工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作用。

1956年，中央提出全国向科技进军，作为电器局的主要领导，规划部署了一批电工行业各专业的科研生产基地，为以后电工产品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物质、技术基础。如：西安高压大容量研究基地，对我国高压输变电设备由110千伏到220千伏、330千伏直到500千伏的成套设备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经费短缺，他以铁的决心调集了各方面的资金物力，千方百计保证了西高所的建设不下马，至1964年完全建成。

1966-1969年，在一机部受到文革群众组织的冲击。1969年秋复出，主持一机部科技司工作。

1975年率团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年会。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推翻了一项议案。该议案中心意思是把一国一票改为按会费比例的加权票。

1978年在一机部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机电产品首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建议。

1979—1981年　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9—1982年 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局长。

1982—1984年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4年9月28日　突发心脏病逝世于香港。

曹维廉1916年3月10日生于福建省南平市一个清贫的家庭。父曹士钦系基督教徒、英语教员。生母早逝。继母所生子女共有弟妹六人。曹系长子，全家八口均靠其父微薄的薪水生活。 曹幼年未入学，由父在家亲自教读。因父要求严格，他从小养成了学习勤奋、爱劳动、能吃苦的精神。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少年时亦信奉基督教。

1926年，他10岁时，就读于福州市鹤龄英华教会中学，直到1933年17岁高中毕业。这期间，他学习异常勤奋，加之天资聪颖，又特别喜爱自然科学，便千方百计节省家中给的生活

费，自学装无线电收音机。暑期又旁听讲师班的无线电常识讲座，由于学习优秀，经常受到讲师班的表扬。高中毕业后，父亲再也无力供给他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决心自立于社会，经人介绍到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做了三年学徒。学徒期间，工作十分繁重而薪水微薄，每月两元工资还常受厂主拖欠。这时，他利用工余时间，不顾疲劳，钻研无线电书籍至深夜，或背着厂主，偷偷将废弃的图纸碎片拼起来研究学习。此外，他还自修大学课程。由于超人的勤奋，他对无线电理论知识和技能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竟在学徒期间担任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电学教课老师，并得到好评和报酬。

三年学徒的经历使他深刻感受到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并逐渐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宗教的虚伪，国民政府之腐败，从而产生对社会的不满。

他自幼喜好音乐。1936年在上海参加了业余抗日救亡歌咏队，认识了吕骥、麦新、孟波等当时共产党在音乐界的党员活动份子，开始接触到党的进步思想。此外，又在友人介绍下，读了鲁迅、巴金的部分作品，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等书。通过这些进步思想的熏陶和社会实践的锻炼，曹维廉的思想开始冲出家庭、宗教的束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为以后毅然抛弃个人的切，投入到革命大洪流中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同时，他也怀着追求事业发展以及身为长子，要分担父亲终日劳苦的赤子之心，于1936年冬，在几十名大学生的竞争下，只有20岁的他，独自一人考取了欧亚航空公司的无线电机务贝。

在公司工作中，他参加了各种陆地及航空电台的装、修，大大提高了业务技能。他工作勤奋，成绩优良，得到的待遇也较丰厚，月薪达到80元。从此，他经常将一部分工资汇寄家中，实现了他长期要负担家庭经济的夙愿。

“七·七”事变后，欧亚航空公司迁至昆明。曹随去昆明，一面工作，一面积极参加当地救亡歌咏宣传活动，成为歌咏队中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同时，他和麦新等进步友人频繁通信、研讨国事，勤奋地钻研革命理论。1938年春，抗日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再也不能安于后方的和平生活，毅然舍去公司优厚的待遇，经麦新介绍参加了浙江金华游击队第二支队做政工工作，并于同年由张爱萍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班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军部通讯局任机务课长、材料处长。

在战火纷飞，辗转南北的艰苦岁月中，他工作刻苦努力，对同志严格而又热情，加之精通无线电工程，在抢修器材、改装电台等工作任务中，都和大伙日以继夜、不辞辛苦的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紧急任务，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和喜爱。喜称他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这时期，他为军部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与大江南北各支队的通讯联络能畅通无阻，作出了积极贡献。

战时通讯人员奇缺，为培养人才，曹长期任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机务训练班的班主任，负责训练班的全部领导工作外，义兼授课。他亲自编教材。讲授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和科技英语，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无线电通讯人员，为发展新四军的通讯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曹自幼爱护弟妹，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外地工作时，经常给弟妹寄去进步书籍、报刊。由于他的影响，当曹参军一年后，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也于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一家四人同时参军曾一度在军内传为佳话。当时，驻新四军的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特对他们兄妹四人进行了采访、拍照，并寄到国外报刊发表，以宣扬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曹在上海市军管会任电讯组组长，负责对华东地区官僚资本电讯工厂的接收和军管。曹从部队转到地方，先在华东工业部任电器工业处副处长，后兼任上海电机厂厂长，电器工业局成立后，任局长。这时，正值全国掀起大规模建设，为了支援东北，他不顾华东当时也亟需大量技术人才，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积极动员了一大批技术骨干赴东北工作。1953年他调到北京，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副局长、电机工业部电器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八局局长、科学技术司司长、副部长，并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机电工业系统工作达30余年，对机电工业，特别是对电器行业的科技发展、生产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面对机电工业浩如烟海的业务技术问题，他一面到实践中蹲点调查；一面挤出休息时间攻读有关的科技书籍，向专家请教。遇到不了解的问题，总是寻根究底，弄个明白。某次他向一位专家请教半导体技术，直到次日该专家又推荐自己专门从事半导体科学的妻子，再为他更细致深入地讲解后，才满足了他的要求。正是由于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从而成为一位没有大学文凭、但确是名符其实的通晓电工技术的专家，一位熟谙工业经济管理、有高度领导艺术才能的领导者。

50年代他在电器工业局任副局长，在周建南的主持下，他参加了制订电器工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工作，并亲自调查，执笔撰写向党中央的汇报。其中包括我国电器工业的基本概况、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远景和目标要求。这次规划汇报，实际上成为以后多年我国电器工业发展的纲要。

曹维廉一贯工作认真、刻苦，深入细致而又雷厉风行。1958年他到上海落实电

器工业第二个五年规划，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整整半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一次去看工厂，从早上7点至晚上7点，一连看了17个工厂，还和各厂领导边看边议。当回到住地，他十分高兴地说：“真痛快，看了这么多工厂，收获不小呀！”1954年他率团赴苏联对援助我国156项中有关电工方面的工厂设计进行审查，并商谈确定人员培训、建设进度、设备分交等重要问题。回国后又组织督促国内有关的配合工作，促进工厂及早建成，对当时我国电器工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作用。

曹在机械工业部工作多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对发展科学技术都十分重视，他清楚了解离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就无从发展，国家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因而十分重视科研基地的建设。他多次参与或直接组织了重大科技工作的决策、规划，对科研基地建设和实施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中央提出全国向科技进军，他和电器局的主要领导高瞻远瞩，在各主导厂设计科和中央试验室的基础上，规划部署了一批电工行业各专业的科研基地，为以后电工产品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物质、技术基础。如：西安高压大容量研究基地，是我国60年代初建成的，为当时远东地区试验装备参数排第一的研究所。它拥有2500兆伏安短路发电机、4800千伏冲击电压发生器、2250千伏工频试验变压器、1500千伏直流试验装置和500千安冲击电流发生器，以及其他多种特殊试验设备。它的建成对我国高压输变电设备由110千伏到220千伏、330千伏直到50万伏的成套设备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束了我国高压电器新产品必须到国外做试验的历史。而这个重要基地的建成，是曹维廉亲自领导、历尽艰辛才取得的结果。

这个试验基地的建设，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经费短缺，面临停建的威胁，由于曹的决心，千方百计保基地上马，提出：“当掉裤衩也要保西高所的建设！”并决定将全局分散的建设资金集中给西高所，才得以将基地的建设保住。当时又遇苏联撤走专家，停止向我提供图纸等技术资料、停止交付重要的试验装置。在困难情况下，曹亲自组织国内专家，继续完成基地设计，组织电工行业的工厂自行研制重大试验装备，亲自掌握工程进度，多次亲临西安现场解决问题。他反复动员、鼓励技术人员要为国家争气。当调试试验装置时，由于没有经验，一部分技术人员信心不足，恐烧毁设备，曹坚定地说：“苏联卡我们的脖子，怎么办？摇着小旗去求他们？不！要坚决自己干，边学边干，不要怕！设备烧了再制！”从而破除了人们的顾虑，经过日夜艰苦奋战，这个重要基地才在1964年全部建成。

曹对各类研究所关怀备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下令撤消、迁移、下放大批研究所时，他身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却坚决抵制这种做法，请部党组转

送他向党中央的报告，说这样做是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曹维廉对科研工作十分重视。对于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援外的重点科研项目，更是抓住不放，一直到抓出成果。1963年我国援助越南电厂的一台75吨/小时锅炉在运行时发生了强烈振动，振动的声响数公里外都能听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当时外经委主任方毅指示机部领导，要求务必限期解决。曹维廉怀着焦急的心情立即携带详细资料到科学院向钱学森请教。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由科学院、机械部和哈尔滨锅炉厂组成的现场攻关专家小组。曹维廉对这个专家组的工作从制订方案、准备试验条件，到具体试验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亲自过问，狠抓落实。在这一期间，他投入巨大的精力，与现场试验人员同呼吸，共命运。每当试验取得一点进展时，他都给以热情的鼓励，甚至欢呼起来。有时深更半夜通过长途电话把试验现场的振动情况录下音来，第二天向钱学森汇报。在这样日以继夜的奋战下，仅用了15天时间，终于成功地运用钱学森提出的卡门涡流理论，有效地制服了振动，不仅科学试验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且挽回并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许多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感动地说，如果没有各级领导特别是像曹维廉这样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正确的指挥，在这样短时间内取得这样重大的成果是很难想象的。

曹维廉一贯尊重、爱护科技人员。工作上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又能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困难。在党内长期存在“左”的思想下，他却总是想方设法为一些技术干部落实政策，摘除他们被错戴的“帽子”，帮助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此，曾遭受到某些人的非议，说：“曹维廉重技术轻政治，干部路线有问题”。当他的家属劝他少管一些事时，曹却语重

心长地说：“没有强大的技术队伍，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我国就无法摆脱贫困……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什么都不怕！”他不仅对技术人员，而且对与他工作、接触的所有干部群众都异常关心、爱护。他下工厂必到车间班组和工人谈心交朋友。1949年他在上海电机厂任厂长时接交的工人老师傅，几十年后还在互致问候。

曹善于做群众工作，加之会多种地方语，言辞幽默，使群众乐于和他接近，既尊敬他，又欢喜他。在曹维廉逝世后，不少同志自发地写文章悼念他。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报刊，有的在同志间传阅。而奚正永、吴祖聪夫妇还填了一首情意深长的词来表达悼念之情。

忆秦娥

哭良师曹维廉

（一）

秋风摧，

长安黄叶纷纷坠；

纷纷坠，

南来噩耗，寸心揉碎。

山河板荡生无愧，

奔走四化心身瘁。

心身瘁，

南海吹波，神州洒泪。

（二）

思萦迥，

情深州载如弟妹。

承教诲，

沧海横流，死生不背。

痛哭中年失榜样，

徘徨午夜难成寐。

泣相对，

永怀壮烈，谨以告慰。

但是，对工作中有了错误的同志，他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面的。60年代初，他到某厂检查工作，走在精密电表装配车间的楼梯上，发现一口悬挂着的痰，他很生气，心想：“不清洁文明的生产，怎么能保证精密产品的质量呢？”于是，他从裤兜掏出了一条雪白的手绢，俯身将那口痰擦去了。他虽然未用言语来批评，但他的行动已令身后工厂领导自惭不已，连声检讨。

他善于接受来自下面的批评，从不对批评者记小帐、穿小鞋，怀有个人恩怨。凡是正确的意见，他必采纳。福建项国波曾对机械部有的产品质量问题向曹提出尖锐的意见，项在回忆中说：“我连珠炮式地提出了近两个小时的批评意见。”但曹未反感，更表欢迎。回北京后，他请项来京，为他组织技术座谈会、举办学习班以推广他的理论，而且将项的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计划。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受到三年日以继夜的残酷斗争。身体折磨得大大衰弱了，行路也很困难，需扶杖而行。但他一直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在灾难中还尽力保护别的同志，承担责任，从不上推下卸。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风格和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品德。1969年秋，经过千查万调他才得到“解放”，恢复了党籍，调机械部科技司工作。

几十年来，曹一贯坚持产品质量第一的原则，视产品质量为工业发展的生命，并和各种忽视质量的倾向做斗争。50年代中期，为提高电工产品质量，整顿改造老企业，他组织了五十余次工作组，到沈阳低压开关厂蹲点调查，历时半年，星期日很少休息，连春节也是在工厂过的。工作组从产品设计、工艺装备、理化、计量检验、技术检查、计划、生产、设备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设想研究。建立起正规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秩序，取得了提高产品质量，改造老企业的第一手材料，将一个旧的仪表修造厂改造成当时国内第家生产新型电器的正规企业，为以后全行业技术改造提供了指导性经验。同时，他还总结出工厂保证产品质量的“三按”原则。即：按设计图纸、按工艺规程、按管理制度（后改为按产品标准）生产。这“三按”原则成为后来整顿各类产品质量的有效方法和共同遵循的准则。

1981年曹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国家仪器仪表局局长，这时正值全国各地电度表厂纷纷上马而质量很差。不仅给使用者带来许多损失，还闹了不少笑话。如有人出差在外地几个月，家中无人，电费却交了不少，而用电很大的用户却交费很少。为了整顿质量，曹决定对电度表生产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凡具备生产条件、工艺纪律好，质量检查严格，产品质量达到标准的，国家发给生产许可证。反之，得不到许可证的工厂，则停产进行整顿。这项措施贯彻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大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震动了整个仪表行业，推动了工厂改善生产条件，完善管理制度。促使工厂和研究所补充、改进试验装置，使整个仪表行业面貌一新，使产品在质量提高、新产品开发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

同年，上海跃进电机厂出口西德的电机发生了质量事故，产品达不到国际标准。曹亲临上海检查，与技术人员一起制订提高电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的69项措施。工厂领导保证两个月内实现大部分措施。两个月后，曹第二次突然来到工厂，检查措施落实情况。厂领导惊讶不已，不敢拖延。经曹三天在该厂检查促进，69项措施中解决了63项。当他第二次到上海跃进电机厂，对每道工序都亲自作了质量检查才表示满意。这时西德专家验收了一万台电机，台台合格，承认跃进电机厂的电机是“可以信赖的。”事后，人民日报为他专门刊登了一篇部长三下“跃进”厂的报导。

曹认为搞好产品质量，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产品标准来规范生产。他首先在1955年提出建立电器产品的“八一”标准（即8月1日颁布执行）。以后，又参照苏联的标准，修订了我国电器产品的国家标准。1978年他在任机械部科技司司长时，面对机械工业的产品技术水平低，质量差，既“吃不饱”又“吃不了”（即既缺少任务，但有的任务又制造不了），出口出不去，进口挡不住的局面，他提出非采用国际标准不足以提高产品质量推进技术发展的观点。认为应当将采用国际标准作为振兴机械工业的一项战略决策来对待。他更是广泛宣传，动员干部认清这个形势，并在1978年一机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机电产品首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建议，从而推动了机电产品技术的不断提高。

工作中他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下厂时总是径直走向车间，察看实际情况，和工人交谈，然后才听取厂领导汇报。遇夜班必深夜到车间了解。对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更注意作系统调查，如为了制订机械工业的技术政策和发展规划，在他推动和鼓励下，科技司组织了上百所科研单位，动员了千名以上科技人员，历时两年深入调查，终于编印出机械工业归口产品130大类，约1000个小类，5万余品种70万个规格的清册30册，为制订机械工业的科学发展规划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曹维廉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并身体力行，在工作中积极贯彻。当时我国的机电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对国外情况了解很少，急需与国外交往与交流。曹维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开拓工作。70年代末期他亲自率团赴欧洲11个国家进行技术考察，访问了295个工厂，历时半年多。对国外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现状与发展，作了深入了解，收获甚大，为以后大批引进新技术做了准备。在国外他注意将“文化大革命”中断多年的对外技术交往重新恢复。回国后不久即组织我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年会。并在他的倡导下，组派我国技术人员深入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基层工作组参加具体工作，从而获得各种信息和第一手技术资料。

1975年曹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年会。在理事会会议上曹对一项议案的发言语惊四座，给各国代表极深印象。那是一项关于各国投票权的议案，该议案中心意思是把一国一票改为按会费加权票。如按此修改，美、苏、英、法、德、日将获得比其他各国多几倍的投票权。这无疑有损于我国和其他多数国的利益。会上辩论激烈。曹以娴熟的英语作了即席发言，他提出各国在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影响、威望，不决定于富国的地位，而决定于在电工技术上的贡献。他对法国代表团团长说，法国在电工界的声望，是由于法国出了个伟大的电工科学家安培，而不是法国的富有，并问他是否赞成这个观点法代表团长连连称是。最后这项议案终被否决。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电工科技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曹维廉以他对我国电工科技界的深厚感情和充分理解，积极热情支持发起和成立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向中国科协请示汇报，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在他亲自策划和组织推动下，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于1981年7月在天津成立。会上许多代表都提议曹维廉担任学会的理事长。曹维廉逐一说服了这些同志，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诚意而坚定地推荐在电工科技界德高望重、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教授为理事长。最后他的意见得到了大会的一致赞同。他的这种处处以事业为重，不考虑个人荣誉地位的高风亮节，给全体代表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发言中，谆谆告诫大家，“要组织起来，就要打破部门、行业地区的界限，要搞五湖四海，不可有门户之见。要把各个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工厂的电工科技人员团结得更好。”他的这些意见，成为学会工作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学会成立后，尽管他当时行政工作十分繁忙，们每当学会找他汇报请示工作时，他总是要百忙中抽出时间耐心听汇报和解决实际问题。当他调到香港新华分社担任副社长以后，还密切关注着学会的发展。学会秘书处给他寄出的信件，他每次都一批阅。他知道学会开展学术活动需要一台较好的幻灯放映机，便立即派人在香港买了一台送给学会使用。他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学会沟通与国外电工科技界的联系。1982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席亚当姆斯来我国访问。曹维廉接见后特地安排由电工技术学会秘书长陪同到各地参观访问，并多次批准学会派人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使学会逐步打开了国际学术活动的局面。在他的精心培育、爱护和扶植下，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这棵幼苗终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茁壮成长，迅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学术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内外都有定影响的学术团体。

1982年曹调任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在全新的工作面前，他又以“拚命”的精神为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为实现祖国的大统一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84年9月28日，他68岁时，终因心脏病发作，走完他光辉的一生。

（一）呕心沥血几十年，推动电器工业发展。建国初期电器工业从修修配配，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用电设备及电工材料四大类、36个行业、二百余家大、中型骨干企业，成为一个体系比较完整、品种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具有相当规模的制造工业。在他多年领导的生产技术工作以及历年建设的成果下，为80年代后期生产6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机组、32．5万千瓦大型水电机组、高压50万伏的成套输变电设备打下了基础。我国发电设备年生产量1992年为1187万千瓦，我国电网装机拥有量1992年达1亿6千瓦，排列世界的第四位。而其中约80%的机组是我国制造的。电器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曹维廉几十年的勤奋工作分不开，这里有他重重的份功劳。

（二）在领导电器工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50年代至今，电器工业已建立起35个不同行业的研究所、一批测试基地及符合国际水准的“认证”基地。这些研究所都具备了较完善的研究试验条件，对推进电器工业的发展、提高制造水平、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如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的高压大容量试验室、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低压电器大容量试验站、防无线电干扰试验室的试验装置，至今仍属亚洲前列。其他如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上海电缆所、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等的建立、发展都和曹维廉的参与规划、决策、关怀以及亲自检查实施分不开的。

（三）在机械工业率先提出采用国际标准，推动了产品质量提高和增强了出口的竞争力。

70年代前期，曹已认识到采用国际标准的重要性。他不畏“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大帽子，明确提出电工产品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IEC标准。他形象地说：“抓住了这，就是牵住了牛鼻子。”并积极、坚决组织贯彻实施，动员各行业的技术人员，对照国际标准，分析我国电工产品在质量上、试验设备、试验方法上的差距，推动企业和研究所改装、试制和引进了一批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试验装置和测量仪器，改善了管理工作，进一步促进产品质量提高，为加速电工设备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起了良好的作用。他提出的这一方针为以后国家标准局正式确定为全国性的指导方针。

他还很早认识到电工产品国际认证的重要性。80年代初，由于他的努力，我国得到联合国的同意，由其派遣了二名国际电工标准界的专家，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低压电器试验站考察，就该站试验结果如何能获得国际承认提出了咨询报告。这对我国80年代后期取得参加国际电工产品认证体系，起到了先导作用。

电机

（四）推动电工界的广大科技人员经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创建起“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为电工技术的长远发展增添了一支力量；为加强国际交流；为电工界科技人员创建了一片学术活动园地。 他还明确提出办学会应坚持“团结五湖四海”和跨行业，跨地区的大电工的办会方针，克服行业中狭隘、封闭的情绪，为学会发展奠定了长远的思想基础。

曹维廉不仅是一位有高度领导艺术、通晓电工技术的领导者，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人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他身为副部长，年过六旬，但看病、上班、会友都是挤公共汽车，以至某次在医院门前被一骑自行车的青年撞倒在地，得了脑震荡。他下工厂吃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如果那里为他特别加了菜，他拔腿就走，还说：“不是我不吃，是你们不让我吃。”

30余年来，他的工作变换，提升多次，但1953年分配的四间普通住房却从未变动。他曾多次谢绝了行政部门为他调换一座较宽裕住房的安排。

曹维廉一生为我国电器工业的创建、机械工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虽然走了，但他留在人们心中高大的形象，光辉的业绩却是永不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