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王淑兰不幸被捕，毛远志也随母亲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1938年初，毛远志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护送下，历尽艰辛才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伯父毛泽东。1945年10月，毛远志和曹全夫结婚，毛泽东考虑到毛远志和曹全夫都已经入党多年，又是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的年轻干部，才将1943年盛世才杀害她父亲的消息告诉他们。 全国解放后，毛远志先后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司令部、中央组织部交通干部处、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干部处、中央组织部工作。

曹全夫，1921年2月出生山东省安丘县东关。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建国后，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朱德总司令处参谋、军事秘书，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江西进贤县）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84年离休。

曹全夫和毛远志育有三子一女，曹耘山是他们的小儿子，1949年出生北京。

1965年，曹耘山初中毕业报考空军飞行员时，才得知自己的外公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当时，曹耘山的父亲曹全夫，郑重地为曹耘山填写政审表，表上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曹耘山得知了自己的详细家庭情况，心中有了莫名的压力和使命感，觉得自己要更加发愤图强，不能给家庭抹黑。同时，曹耘山对于外公毛泽民经历也越发好奇。

然而，这年空军飞行学院招收空军飞行员，却与曹耘山擦肩而过。他还得继续上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曹耘山自然没有考大学的机会。还在给朱德担任军事秘书的曹全夫，觉得应该让儿子到部队去锻炼。

1968年，曹耘山应征入伍了，曹全夫将儿子安排到广州军区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军队“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

1978年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任命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许世友，首先颁布“不前者，杀。临阵怯逃者，杀。延误战机者，杀。投敌叛变者，杀……”的《十杀令》军规。

1979年2月14日，中央军委关于全军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传达到全军士兵。部队战前动员后，曹耘山带领的一个营已经集结在中越边界前沿阵地，进入一级战备警戒。

1979年2月17日即农历己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4时半，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9个军22.5万兵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中越两国延绵500公里的边界线上，中国云南、广西边防部队万炮齐发，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17、18日，我军地面战争推进，后勤救护保障不足，加之文革军队缺乏军事训练，我军伤亡较大，战争的残酷性，包括高级指挥员都始料不足。2月25日，战争推进到凉山，越军死守，成为胶着状态，1979年3月4日，谅山被我军攻克。1979年3月5日，中国宣布已达到目的，开始自越撤军。1979年3月16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曹耘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生中我最痛苦的不是打仗，一生中最痛苦的是我打仗前,也就是2月14日，全军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传达到全军士兵的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真的。你要上战场了，那时候是1979年，我们打倒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国家已经向好的方面变化了，我自己也刚结婚，老婆有孩子了，谁想死?可是，你是军人，我就要上战场了，随时都要准备死。

曹耘山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每个人战前都要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有的还有几毛钱，还有几斤粮票什么的都要存下来，打成一个包，包上写上你自己家的地址，收件人名字，如果你牺牲了回不来，这就是你的遗物，组织上就把你的这些遗物送到你的家里去。你知道，每个人在打这个包的时候，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营当时一个机枪连的排长，他就给他老婆留言：‘老婆，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其中还讲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老婆，你还年轻，改嫁吧，你在找一个人，但是有一条，我们那个孩子还得姓廖。’我们战士打仗前都是这样的。我这个营牺牲了33个干部战士，包括一个连长。我们这个连长跟我同是1949年出生的，同一年当兵，我们打到了高平外围，当时越军把他们用来打飞机的三七高射机枪，放下来平射，打过来就像是一个火球，这个连长蹬在一个土坡旁边观察，他的警卫员一把想拉下他，说很危险，你看那边的火球，一个一个地打过来，连长一脚把警卫员踹开说‘部队在前面打仗呢。我还能趴在沟里，我要看他们已经到哪里了。’话音未完，这位连长刚一冒头，脑袋被削掉了，就这样牺牲了。这个连长牺牲前已经有一个儿子，老婆肚子里还怀了一个，后来生下来是一个女儿。”曹耘山说。

曹耘山告诉记者：“战争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既要我们中华儿女去保家卫国，去努力奋斗，但战争需要流血牺牲的。”

1983年秋天，曹耘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然后回到部队某部担任参谋长。1988年转业到地方。

曹耘山是革命先烈毛泽民的外孙，他的母亲是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曹耘山介绍说：“毛主席的家教是不让自己的亲属搞特殊。” 因此，毛远志生前一向为人低调，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很少谈论毛家的事情。但毛远志一直忘不了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历时20多年，行程几万公里，两代人一直在努力寻找先辈们的红色足迹。从湖南韶山、安源路矿、中央苏区，到陕北、新疆，直至毛泽民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苏联学习治病8个月，留下多达10万字的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毛泽东与兄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也随之被揭开。

曹耘山给记者讲了长征路上毛泽民经营着世界金融史上最奇特的央行扁担银行，并成功发行纸币的传奇经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毛泽民率领的中央纵队第15大队，扁担里挑着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当金子、银元和部分纸币。

红军到达遵义后，战士们急需休整，购买物品。可他们手里只有少量不能在当地流通的红军票。此时，红军从军阀手中缴获了一批盐。盐在当地是紧俏商品，军阀们一直抬高盐价盘剥百姓。红军决定向老百姓平价出售这批盐，惟一的条件就是要用红军票才能购买。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要用银元兑换红军票或卖给红军商品来换取红军票。这使得红军票有了信用，成了能够流通的纸币。部队用红军票买了很多急需物资。曹耘山说：“发行纸币不是金本位，就是银本位，毛泽民却以急缺物资作为本位制。如今看来也是一大创举。”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央认为不能把遵义作为根据地。红军票发行12天后，红军决定转移。当时，老百姓手中握着许多红军票。共产党当然不能一走了之，让百姓蒙受损失。他们在城中设立了许多兑换点，限时三天让百姓把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短短12天，红军票完成了纸币从发行、流通、兑换到回笼的整个过程。它不但代表了红军票的信誉，更树立了共产党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形象。”曹耘山说。

如今曹耘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前辈的寻踪和史料研究中，从湖南韶山、安源路矿、中央苏区，到陕北、新疆，这条毛泽民的革命之路他前前后后走了不下3遍，在行走的过程中，他历经过艰辛磨难，但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对他而言，任何一个新的线索都是不容放过的“线头”，说不定它就会牵出个千尺彩练，他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寻踪毛泽民》、《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秘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两部书，并拍摄了4集文献纪录片《毛泽民》。

先后撰写了《寻踪毛泽民》、《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秘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两部书，并拍摄了4集文献纪录片《毛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