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自首，叛变革命

曾洪易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和军区的重要领导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本应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悲观失望，遵照中共中央分局的指示，闽浙赣省委召开会议对曾进行批判，并决定曾洪易停职，其所任职务由省委组织部长关英代理。曾洪易被派往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但到任不久，曾洪易发现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和常山县交界，不容易开展工作，又害怕所携枪支遭受损失，即令这支小游击队返回闽浙赣苏区，他一个人继续留在那里，静待机会再将游击队调来。曾洪易单独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发现当地党员和群众总共只有三四家人家，又均在公路附近，工作无法开展，携带的钱也快用完，游击队也因闽浙赣苏区已经丧失没有再来，于是曾洪易离开江山到了上海，准备寻找上级党组织。

曾洪易到上海后十余天，未能找到党中央在上海的留守机关，经济上发生困难。正在这时，他碰见了万安的同学和同乡王立生。王立生在1924年至1927年曾担任过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等职务，也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9年儿月，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时，担任中共浮梁县委秘书的王立生被捕，并随即叛变当了特务。王立生劝他不要再去寻找上级党组织，最好回家去，并给了一些钱接济曾洪易。但曾洪易考虑到在第五次“围剿”后国民党在江西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担任过共产党重要领导职务的他一旦被捕是保不住性命的，他没有按照王立生的意见回万安。以后王立生又进一步劝曾洪易到南京去自首，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1935年5月左右，曾洪易在王立生陪同下到了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一些在苏联留过学，参加了共产党又愿意自首叛变分子而开办的。曾洪易住进这个招待所，即办理了自首手续。据曾洪易交待说：“入所时填有登记表，表上有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等词句”。曾洪易从此成为自首变节的叛徒。

此后，曾洪易在这个招待所每月领取薪水20元，用以解决生活开支。约住八九个月后，到1936年春，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训练工作的王杰夫找曾谈话，要他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的军事游击训练班去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讲授游击战争战术和对敌政策等课程。曾洪易在那里讲了一期，为时一个多月，就因为身体不好经王杰夫同意不再去了。

从训练班回来后，曾洪易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到江苏省政府当视察员(当时省政府主席为陈果夫)，视察县政和公路。据曾洪易后来交待，这是个“委任级”，每月领取260元薪金。从1936年到1937年干了两年。这期间，1936年8月，曾洪易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在万安被人民政府逮捕

1949年8月7日，万安县获得解放。在解放军到达万安县前一两个星期，地方上一些人士认为曾洪易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主张要他出面维持地方工作，迎接解放军。曾洪易看到万安县国民党县政府已经瘫痪，即出面号召群众送柴送米欢迎解放军，号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关门。解放军入城后，又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并经常和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头。后来，全县中小学教师在县立中学开会，他又自动参加会议。有些教师得知他过去参加过共产党，还说他是老党员，应当去找县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有的还主张他回到党内，告诉他共产党员都有党证，要他去请求补发党证。同年9月，万安县各中小学开学，万安县立中学由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县长刘彦兼任校长。曾洪易找刘彦请求安排工作，刘同意曾仍回县中教书，但未令县中为曾办理复职手续，拿不到薪水，曾仍在家中闲住。后来，刘彦安慰他，说他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可担任党内和政府工作外，还可介绍他去当报馆编辑、书店编辑、俄文翻译、中学教员或校长、大学教授、中医医生等。这番话曾一度给曾洪易带来了希望。

此后，搜捕潜藏各地的叛徒的指示下达到江西各县。万安县第一区人民政府贴出通告，要过去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向区政府报到。曾洪易如期办理了报到手续后，中共吉安地委即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指示，地委组织部派了一名姓郑的干部来到万安，会同县委组织部和一区(城关区)区委组织部的人员，于1949年12月9日找到在该区第六保居住的曾洪易，以“到吉安教俄文”为由，将他加以诱捕。这时，曾洪易对自己被捕没有半点怀疑。他认为即使不能在县中当教员，但好在吉安也离家不远。只要在吉安有了工作，今后还可随时请假回家。因此，他只带了一点日常所用衣物和过去在家赋闲时翻译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第一、二辑和自己创作的《祖父行》诗稿一本等到了县委。县委对此十分重视，由刘彦亲自陪同(押送)乘船到达吉安。吉安地委也很重视，由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亲自找曾谈话，了解曾洪易的经历，要曾到南昌去，说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找曾有话谈：这时，曾洪易还请刘彦写介绍信给邵式平和省委书记陈正人。刘彦对他说：“你去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写”。随后，吴青光亲自携带与曾洪易交谈后写成的曾洪易的一份简历押送曾洪易到达南昌，交省公安厅看管。

曾洪易到省后，即时写出了书面报告，“报告这次来省经过”，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恢复党籍，发给党证，编入党支部组织，分配党的工作；二、因自己身体有病，家有老母幼女需要照顾，请求介绍回万安分配工作；三、万一不行，由万安政府帮助行医。有关人员对此未予答复，并骂他是叛徒。1950年2月省公安厅将曾洪易和另从别县捕获的涂振农、缪庄林等3个叛徒押送至武汉中原区(后改为中南区)公安部关押。六七天后，又由中原区公安部派出7名干警押送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关押。据中央公安部材料记载，曾洪易等人到京的时间为1950年2月25日。

最后判决与病死狱中

1951年4月5日，曾洪易的案件由公安部移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继续审查，并于同年6月25日转押北京市公安局管训处看守所。

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和军法处对曾洪易的问题继续进行审问。其内容主要是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追究其责任。曾洪易在交待中说：“自去年八月(应为前年八月——引者注)人民解放军到达江西万安时候起直到现在，我曾屡次遇见有人责备我叛党，责备我叛徒，仿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我个人的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是我绝对不能承认的。”他写出了更为详细的交待材料，说明他离开先遣队后即留在闽浙赣苏区工作，先遣队的一切行动均由中央军区直接指挥，先遣队失败时他早已被撤职。为了使审查部门了解先遣队失败的情况，他继续交待了先遣队领导人的许多问题和先遣队的行动方针等情况。

1951年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曾洪易的罪行的认定进一步升级。这年10月24日，军法处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为由，将他“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为使这一判决尽早执行，在请求上级批示的《案犯处理批示表》中，还特别写明：“该犯肺病已入三期，相当严重，请提前批示。”与此同时，枪决时准备张贴的“布告”稿也已经写好。布告说：“查被告曾洪易一九三五年叛变革命，历充国民党军委会政治、军事教官，讲授游击战术，为敌训练反动武装，后改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外事局、军令部等反动机关俄文翻译，积极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译供蒋匪帮反革命之用。以上罪行，均经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及本处侦查审理属实。为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兹定于一九五一年 月 日签提到庭，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彰国法。此布。”

就在行刑报告批复下达前，曾洪易于1951年11月9日上午6时50分因患严重肺结核病病死狱中，时年47岁。

父亲曾继渭，早年是个行商，往返奔波于万安、吉安、赣州等地；母亲萧细妹，主持家务。

《中国共产党万安历史》：南昌求学时期的青年曾洪易，受马列主义传播的感染，热血沸腾，豪气十足，与赵醒侬、曾天宇、方志敏等革命先驱一道，为江西早期革命运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留学苏联时期，步入王明政治小宗派，回国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追随王明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斗争，经受不住浴血坚持的磨难与考验，脱离革命队伍，自首变节，为敌所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万安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全国解放后，受到人民政权的严厉惩罚。革命洪流，大浪淘沙。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时代弄潮儿坠落为不光彩的历史泥淖，曾洪易的人生轨迹让人唏嘘，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