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因病到华东疗养院治疗，病愈后留在山东任胶东区党委办公室主任。

1949年3月随军南下，先后任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苏南区党委秘书长。

1952年8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任副秘书长，1956年1月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1960年1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调至外事部门工作，以新华通讯社哈瓦那分社社长名义去古巴任外交代表。

1961年3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

1962年11月以后，历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等国大使，为维护和发展同驻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显著成绩，多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1977年2月调新华通讯社任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同年10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为新华社的拨乱反正，打开新局面竭尽全力，为新华社的建设和发展倾注大量心血，为新华社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11月亲自以“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为标题播发有关新闻，使全国人民为之欢跃。

1979年11月至1983年6月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外事工作。

1980年4月恢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任职至1983年3月。

1983年6月至1993年3月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国——欧洲议会友好小组主席，为发展中国和多国议会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1979年11月至1993年3月，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的大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面对来自世界多国的记者，思维敏捷，从容对答，深得中外记者的称道。

他是中共第十一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5年离休。

1997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1914年5月1日，曾涛出生。4岁时，祖父与父亲在同一个夏天去世，由于父亲是单传，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日子非常艰难。曾涛的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她一直没有再嫁，咬紧牙关，靠卖田借债将曾涛抚养成人。曾涛在他的外祖父、舅舅及姑父的资助下读完小学，又考上了不需交学费的无锡洛社乡村师范。

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曾涛经常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线。1937年，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学一起前往延安投奔革命。年底，他们在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了革命工作。曾涛曾先后在浙江丽水、庆元、富阳和江苏泰兴、靖江、宝应以及华中区和华东局等开辟农村工作。

20世纪初，随着中国解放的隆隆炮声，从家乡扛起枪杆参加拯救民族危亡使命的曾涛，从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干部。

1959年10月18日午夜，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曾涛，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电话：中央决定调他到外交部工作，并准备派他去古巴。当时，古巴革命刚刚成功，对中国很友好，但国民党的“大使”还在，所以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向中国提出派一位负责干部为正式建交做准备。由于古巴紧靠美国，古巴又是我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派常驻代表的第一个国家，情况比较复杂，中央组织部在好几个候选对象中选中了曾涛。

去古巴之前，周总理对古巴工作的任务、方针等作了很具体的指示，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也对曾涛作了很多鼓励。陈老总是曾涛在苏中、上海工作时的老领导，对他十分了解和信任，“曾涛，你打了那么多年的游击战，大不了你跟着古巴人上山打游击，我相信你能应付得了。”就这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曾涛，连电台和机要员也没有，便以新华社古巴分社社长的名义，带着准备重过游击生活的思想到达古巴，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在古巴，曾涛广泛接触古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人士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1960年9月2日，哈瓦那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菲德尔·卡斯特罗慷慨激昂地演讲时，突然把坐在主席台上的曾涛拉到讲台边，握着他的手高高举起，然后大声宣布：“从现在起，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当时只见近百万双手举了起来，广场上顿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中国”、“中国”的欢呼声。

从这一天起，曾涛成了中古两国建交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后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古建交公报上签了字。曾涛在完成了初步的建馆任务后奉调回国，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

1962年，曾涛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及利亚首任大使。由于古巴与阿尔及利亚关系很好，切·格瓦拉几乎每年都去访问阿尔及利亚，而且每次去都要到中国使馆看望曾涛，留下吃一顿中国菜。

1963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阿使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将访问阿尔及利亚。但几天后，曾涛接到周总理给他本人的一份电报说：有同志提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出现政变，建议推迟访阿时间。周总理要曾涛提出意见。

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既关系到访问成果，又涉及代表团的安全。曾涛立即召开党委会议，当时使馆领导也知道阿政府内部有矛盾，迟早会发生问题。经过审慎而周密的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总理报告：阿内部确实存在分歧，但暂时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按期访阿。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1963年12月21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如期访阿，取得了圆满成功。周总理表扬曾涛说：“你还是大胆的，敢于提自己的意见。”还说：“向上写报告，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先摸上面的意图，按上面的看法写，那样是会误事的。”

周总理应邀访问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消息传出后，在一个招待会上，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主动找曾涛攀谈。他问：周总理有可能访问还没有建交的国家吗?曾涛答：据我所知，这次访问的都是已建交的国家。突尼斯大使的询问引起了曾涛的重视，他立即把谈话内容报告国内。很快曾涛接到指示，要他告诉突尼斯大使，如果两国能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访突就容易了。在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突尼斯驻阿大使告诉曾涛：布尔吉巴总统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突尼斯。周总理接受了邀请。中国在突尼斯没有任何机构和人员，驻阿使馆负责了总理访问突尼斯的有关工作。

1964年1月9日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飞抵突尼斯，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接待。短短两天的访问，双方通过会谈增加了了解，结下了友谊。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中突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70年6月，在首任驻南大使伍修权回国12年后，为了改善中南关系，周总理要曾涛出使南斯拉夫。曾涛到达贝尔格莱德时，南斯拉夫的重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当时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的影响尚未消除，曾涛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成了凿开中南冰河的大使。从此，中南两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曾涛被调任驻法国大使，正值1973年6月。3个月后法国总统蓬皮杜将作为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一位元首访华，意义重大。到法国后，曾涛除必要的拜访外，集中精力进行多方面的调研工作。蓬皮杜总统当时已经得了癌症，但仍坚持要到中国来访问。当他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国内后，中国的接待计划更加严格、细致，周总理表示满意。

驻法期间，曾涛曾经两次接待过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是1974年4月初，邓小平时隔近半个世纪重游巴黎。在使馆吃饭时，邓小平专门提出要吃法国很普通的牛角面包，因为当年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非常穷，很便宜的牛角面包一个星期也只能吃上一次。临走前，邓小平还委托曾涛让使馆的同志买了一些牛角面包带回去，分送给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志、老朋友。1975年5月，邓小平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中国向法国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

在法国，曾涛和多位法国政要交上了朋友，以至于1974年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出席曾涛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据法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说：在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总统出席外国使馆国庆招待会，这是第一次。1997年3月法国驻华大使毛磊获悉曾涛逝世的消息后，立即报告法国当局，法国当局委托驻华大使向曾涛的夫人及家人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唁电中有这样的评价：“曾先生在他丰富的事业中，展现了一位外交家的优秀品质，法国人民在他任驻巴黎大使期间有幸欣赏到了他的外交才能，他曾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为法中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

1977年元旦之后，曾涛离别法国担任新华社社长。当时“四人帮”刚刚倒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并没有得到肃清。为了进一步明辨是非，1978年11月，中央召开了一个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召开了市委常委会，会上提到“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曾涛一下子看到了这一消息的重要性，马上找到当时《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商量就此专门发消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曾涛亲自起草了新闻稿，标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由新华社发出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在头版头条刊出，引起极大轰动。当时中央还没有改变“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提法，曾涛作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经过，并评论曾涛是“胆大包天”。

在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他和社党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做好为报纸、电台、电视台供稿的前提下，先后创办了《半月谈》、《瞭望》、《经济参考》、《环球》等报刊和新华出版社，形成了新华社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宣传报道体系。他还十分重视新华社与国外通讯社和其他新闻机构的友好交往，多次率新华社代表团赴国外访问，与多家外国通讯社签订了交换新闻的协议。

在担任新华社社长时，曾涛兼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工作，时任大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1982年至1992年，他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继续任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任期结束时，曾涛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了13年，做了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新闻发言人。

对于中外记者来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打交道最多的是曾涛。在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上，曾涛气宇轩昂，举止有度，坦然自若。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传媒的记者立场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同，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刁钻古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对此，曾涛总是面带微笑，从容对答。他独特的风格给记者们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在人大工作期间，曾涛充分施展外交才能。他每年都要率人大代表团出访一两次，多次参加接待来访的外国议会代表团。不论是出访还是接待来访，他都会利用各种时机和方式了解对方，宣传中国。10年中，他的有关报告和建议，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93年，曾涛以79岁高龄从人大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1995年获准离休。1997年，曾涛因病医治无效，走完了革命的一生。

“扬威敌后，擘画申城，持节声名盈海外；业著新华，功留人大，长垂典范励来人。”穆青题写的这则挽联高度概括了曾涛的光辉一生。

曾涛助学奖励金

2006年8月21日，泰兴籍著名外交家曾涛同志的子女曾辽东、曾东漉回到故乡，与泰兴市有关单位就增加曾涛助学奖励金、建立曾涛展览室、资助广陵小学等事宜进行商谈。泰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弘庆出席。

按照曾涛同志的遗愿，2005年曾涛同志的子女捐助3万元在省泰兴中学设立曾涛助学奖励金，15名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得到了资助。8月21日，曾涛同志的子女决定将曾涛助学奖励金的金额提高到5万元，以帮助更多的学生改善学习生活条件。

曾涛同志为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生前嘱咐家人将书籍捐给故乡学校，同时要求家人变卖珍藏的书画作品，所得款项用于资助家乡贫困学生。

曾涛同志曾在广陵镇曹市小学读过书，按照他的遗愿，2006年8月21日下午，曾辽东、曾东漉来到广陵镇，就资助广陵小学与校方进行了洽谈，并与泰兴市有关部门就建立曾涛展览室进行了商榷。

曾涛奖学金

曾涛是丽水市抗日战争初期党的领导人之一，1999年，关心革命老区建设的原战斗在大港头一带的曾涛同志遗孀朱黎青女士及其子女遵照曾涛先生的遗嘱，捐款40万元建设了丽云中学（今大港头学校）曾涛教学楼。2001年，朱黎青女士考虑到老区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从自己的工资中每年捐出2万元，设立曾涛奖学金。专门奖励品学兼优的丽云学子。2007年3月5日，朱黎青女士考虑到学习费用的上升，毅然决定将奖学金金额提至万元。

曾涛先生塑像在莲都落成

2011年12月21日上午，著名的外交家曾涛先生塑像落成仪式在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学校隆重举行。曾涛先生的子女和莲都区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小荣，副区长雷勇军出席了仪式，并一同为曾涛先生的塑像揭幕。

落成仪式上，王小荣对曾涛先生多年来对莲都教育事业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曾涛先生的子女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大港头学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