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认为股东有限责任是股东对债权人所负的责任。它又可分为直接责任说和间接责任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股东有限责任是指股东直接向公司债权人承担有限清偿债务的责任，因为只有在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以后，公司才可能有足够的资产清偿债务，而债权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后者认为股东的有限责任是指股东通过对公司负出资义务，从而对债权人负有间接责任。换言之，股东的出资是对公司的直接责任，但这种责任和债权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它对债权人来说是一种间接责任。[5]（P7）无论是直接责任说，还是间接责任说，都将股东有限责任误解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所负的责任。既然公司与股东各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公司债务自不应由股东负担，而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所负的有限责任问题亦无从谈起。何况，原则上每一民事主体都应对自己的债务负无限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股东的有限责任是指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对公司负有如期缴付出资的义务，股东的出资义务完成后，即完成了对公司的全部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负责任，与公司的债权人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中国《公司法》第3条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也不科学。一般说来，除了因消灭时效而转化为无责任的自然债务之外，责任与义务紧密相随，有义务才有责任，责任之承担须基于义务之违反。因此，此处的“责任”一语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并不确切，充其量可将其理解为一种“法律义务”。从而股东的有限责任也似乎可理解为股东对公司负有如期缴付出资的义务。但是，理论上通常认为，出资人或认股人取得股东地位的前提是首先应当缴清出资或股款。出资者或认股人如果不按约定期日缴清出资或股款，他们不仅不能够取得股东资格，而且还应当向公司的发起人或者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取得“股东”地位后，就不会再有缴纳出资义务发生的余地。因此，股东的有限责任也不是股东对公司应负的出资义务。

从法律上讲，公司成立、股款缴清后，股东资格地位之取得，就无须向公司或者公司债权人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成立后，在正常经营期间，谈股东的有限责任抑或无限责任没有丝毫意义。只有当股东非法操纵公司，将公司视为“另一个自我”，导致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或者当公司解散破产时，谈股东的责任包括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才有意义。正基于此，我们认为，股东的有限责任纯属一个经济学概念，仅指股东的有限投资风险。从严格的法律概念而言,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称为“股东的无责任原则”似乎更为妥当。所谓股东的无责任原则是指在一般情形下，出资人或认股人缴纳出资或股款成为股东后，对于公司债权人和公司均不负任何法律义务或责任。为照顾传统的提法，本文仍沿袭“股东有限责任”一词。

物的有限责任在历史上确立较早，最早可溯及罗马法时期。例如，继承法中的限定继承就始自罗马法。查士丁尼时代，准许继承人在一定期间内，采取编制遗产清册的办法，将继承人清偿死者债务的责任限制在他所继承的遗产范围之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父债子还”的束缚已为法治文明社会所唾弃。当今，世界各国大都采用了限定继承，即继承人仅以继承遗产的数额为限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

与物的有限责任相比，股东的有限责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制度的形成发展而确立起来的。在罗马法时期，没有公司法人制度，谈不上股东的有限责任问题。到了中世纪，在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商业城市出现了家庭式经营团体、船舶共有制和康孟达契约等类型的合伙组织。康孟达契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海上运输贸易风险需要。一方面是资本所有者以商品或资本形式委托航海者代为买卖，以为自己闲置资本寻求获利机会而又避免不懂航海可能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有航海经验而又苦于缺乏资金的受托人以其自己的名义从事海上贸易，获利后依据契约进行分配。不参与直接经营的委托方只就委托投入的资本或货物负有限责任，从事航海经营的受托方对营业负无限责任。可见，中世纪的康孟达契约是股东有限责任的雏形。随着经济的发展，康孟达契约发展成为两合公司，普通合伙发展为无限公司。尽管无限公司、两合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巨大的规模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这两种责任并非完全独立的公司在经营风险、管理体制、资本规模等方面固有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于是，社会呼唤更为高级具有完全独立责任的公司形态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于1855年颁布了《有限责任法》，该法明确规定具备法定条件的公司一经注册完毕，股东即只负有限责任，责任的限度为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价值，并要求“有限”字样须在公司名称中反映出来。德国、法国的商法典中也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国都修改商法典中股份公司的相关规定。特别是1892年德国通过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以及随后法国、日本等国家颁行的《有限公司法》,标志着公司法人制度的发展完善。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能够独立地承担责任，股东除缴纳出资或股款之外无须负担任何责任，从而意味着完整意义上的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最终确立。

从上述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产生发展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法人人格之独立是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聚集资本和减少投资风险是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产生的经济根源。公司成员（股东）从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伴随着公司法人的非独立责任到独立责任的演进而确立发展起来，是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产物。而且，人们法律观念从个人主义到团体主义的转变对于股东责任从无限到有限的发展也有直接影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人本位主义受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团体主义的冲击，人们在观念上接受了与个人人格相对的团体人格，一切财产权利和责任都不再完全追及于团体中的“个人”，从而为公司法人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

有限责任制度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但是，有限责任制度并非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它有其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例如，继承法中的限定继承，并非适用任何情形，在特定情况下导致其不能够适用：如果被继承人生前为继承人的需要所欠的债务或继承人应尽扶养义务所欠的债务，不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应负无限的清偿责任，即应以自己固有的财产进行清偿。换言之，继承人的有限责任适用于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非为继承人原因而生。否则，当遗产不足以偿清债务时，继承人应以自己个人的财产进行清偿。

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也有其条件，即应以股东和公司人格的彼此独立和相互分离为前提。具体言之：首先，公司法人人格须独立于股东而存在。公司要享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并能够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第二，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必须遵循公司和股东彻底分离的原则。这种分离首先表现在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彻底分离，其次表现为股东远离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财产权和公司经营权的彻底分离。[9]我们认为,后一种适用条件更重要，因为它是前一种适用条件的基础和具体体现。其目的在于使公司债权人确信与之进行交易的对方当事人是公司，而不是公司中的股东，以此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如果没有公司和股东的彻底分离原则，而让公司财产仍由股东支配并按合伙方式或无限公司方式组织经营的实体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从而使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即除出资或缴纳股款外不承担任何责任），是与法律的公平、正义理论相违背的，也难以让公司债权人所接受。因此，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必须贯彻股东人格和公司人格彼此独立和分离，千万不可让二者人格混合。

在商品经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有限责任制度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客观要求，有效地实现了资本的联合与集中，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它为公司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公司之所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迅猛发展的原动力的秘诀之所在。因此，美国著名法学家、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Butler）在1911年曾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发现。就连蒸汽机和电都无法与之媲美，而且假若没有有限责任公司，蒸汽机和电的重要性更会相应地萎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限责任改变了整个经济史。有限责任制度被如此重视，主要是因为它所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⒈有限责任制度能够减少和转移风险，鼓励投资，克服了无限责任对企业形式发展的束缚。

在无限责任原则下，股东要以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负责，风险太大，限制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因而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极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在有限责任制度下，股东的投资风险具有有限性和事先确定性，因而大大减少了投资者的风险和客观上鼓励了股东的投资，从而使公司有效地募集社会资本，组建大规模的公司集团，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无限责任原则下，投资者为避免承担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必然要求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从而难以促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难以形成经营管理专家阶层和经营管理专业化，也很难促使股份的自由转让。但在有限责任制度下，由于风险的事先确定性和有限性，因此，股东没有必要实际参与管理从而控制公司，进而促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劳动的合理分工。并且，股东可自由转让投资，转移投资风险，从而促使现代证券市场的形成。

⒉有限责任制度减少了交易费用和降低了管理成本，促使公司有效率地经营和发展壮大。

在无限责任原则下，投资者为了避免自己承担与自己投资及收益不成正比的巨额债务风险，必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进行监督。而在有限责任制度下，股东投资风险要小得多，再加之投资的多样化、分散化和股份的自由转让，使股东不必紧密关注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行为，从而降低了监督成本。而且，有限责任制度也避免了债权人直接针对单个股东提起诉讼的情况，这样债权人只是在公司不履行其义务时，直接对公司提起诉讼，而不必对每个股东提起费用高昂的、程序繁琐的诉讼，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虽然有限责任制度不允许股东直接参与管理，但股份可以自由转让，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会使公司股东以较低的价格抛售股票，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而新投资者也将行使投票权来替换原来无能的管理者。这种被替换的危机，刺激现任的公司管理人员有效率地经营企业，以保持股票的高价位。

如前所述，有限责任适用的前提是股东与公司人格相互独立和彼此分离。假若股东不尊重公司的人格，违背“分离原则”，就随时可能导致滥用有限责任和背离公司法人制度的初衷,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这种滥用有限责任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具体而言：

⒈有限责任有可能使公司个别或少数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违反所有权层面和经营权层面上的分离原则，非法操纵公司，从事不正当的活动，将公司的资产和利润转移到股东个人帐户上，致使公司无法合理地存续下去，公司经营不善的责任被推到无辜的债权人身上，让债权人承受本不应该承担的风险。

⒉在集团公司中，公司利用其控股地位，把子公司当作其推销商业政策的工具，故意混淆母子公司的法人人格，肆意侵吞子公司的经营成果，又利用子公司作为逃债的掩护。

⒊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飞速进步，在人类生活福利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产品致害、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地危害着人类生命、财产安全。譬如，1984年印度博帕尔市的美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甲基异氰酸盐泄漏，致使2000多人丧生，严重受害者3-4万人，其余受害受伤者达52万人。诸如此类的侵权案件，其巨额的索赔费用往往令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公司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有限责任使受害人在公司之外再无请求对象，这显然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公司债权人、消费者、无辜受害者保护不利。

⒋股东有可能故意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从事违法或者规避法律义务的行为，从而损害社会和大众利益。

此外，有限责任虽然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但所减少的经营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外部债权人身上。而且，与无限责任相比，这种投资风险的有限性无疑会使股东热衷于投机冒险，容易导致其投资行为的不够谨慎。

针对有限责任制度存在上述种种缺陷，人们开始对其进行反思、检讨和批判，并试图提出改造有限责任的种种方案。如有人主张导入无限责任机制对公司侵权实行“按出资比例分摊股东责任原则”，即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满足债权人的偿债请求时,为维护交易安全，债权人有权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直接向股东求偿；有人主张复古两合公司的双重责任机制，实行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并存模式，并以此替代有限责任；还有人主张借鉴英国公司法的保证有限公司模式，令公司股东承担有限保证责任来弥补单纯有限责任对债权人保护之不足，并可防止当事人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可否认，这些意见的提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细加分析就可得出不宜采纳的结论。首先，无限责任本身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即对投资者来说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且不能鼓励广泛的投资，与社会化大生产极不适应。其次，两合公司虽是一种较早的形式，但这种责任模式破坏了现代公司赖以生存的有效资本市场的存在。而且由于两类股东所享有的权益不同，很难协调一致，经常容易发生纠纷，这类公司正逐渐走向衰落。第三，保证有限公司也许能够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护，但对公司的部分股东而言，则很难有公平合理之处。在现代公司的发展中，许多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力结构向经营者倾斜，公司经理人员常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如果公司经营不善的亏损责任让股东承担，这同样是极不公平的。

我们认为，有限责任制度的上述缺陷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对资本的集聚以及鼓励风险投资方面的需求远胜于对公平和正义的要求，所以其缺陷并不十分明显。但到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对社会秩序、交易安全、市场公平等必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完善投资环境，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成了法律侧重的目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当代社会对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呼唤而去否定有限责任制度。毕竟，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和基石，是促使公司蓬勃发展的驱动器，是现代世界各国经济繁荣和物质昌盛的缔造者。因此，最有价值的研究态度不在于要不要对公司实行有限责任，而在于深入地探索如何完善有限责任制度和公司法人制度。在这方面，国外立法司法实践对此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司法实践中的“揭开公司的面纱”；“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二是通过专门的公司立法对股东（母公司）和公司（子公司）的法律关系作出直接规定。

“公司的面纱”是英美法系中公司法人团体人格的同义词，即在通常情况下，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就像一层面纱，它把股东与公司分开，保护了股东免受公司债权人的追索。然而在特定情况下，法院不顾公司的特性，深入公司法律性质背后的经济实情，责令特定的公司成员直接承担公司义务和责任。这就是“揭开公司的面纱”。在大陆法系中，称之为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将责任直接追索至股东，又称之为直索责任。为了方便理解两大法系在此术语上的统一，我们顾且用“追偿责任”来称谓之。在通常情况下，股东有限责任即是公司独立承担其债务责任，股东除出资或缴纳股款外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但是，当公司成员（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地位，并因此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责令其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公司债务。可见，追偿责任的适用条件主要是公司成员（股东）作出了违背分离原则的行为。如前所述，分离原则，包括所有权层面上的分离和经营权层面上的分离，是公司人格独立之前提。如果背离分离原则，就意味着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而且超越了有限责任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其后果必然导致追索公司成员（股东）的责任，让其向公司债权人清偿债务。追偿责任主要是通过司法判例发展起来的,在法律中明确以条文规定者较少。英国1948年《公司法》第31条和德国1892年《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2条、1965年的《股份公司法》有追索责任的明确规定。

从各国司法实践中看，追偿责任主要适用如下情形：

⒈违背公司资本充实和财产独立原则：⑴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致使公司没有独立的适当的财产；⑵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混同等。

⒉违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⑴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名为公司实为个人等人格混同；⑵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非法过度控制等。

⒊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律、合同义务或责任：⑴规避劳动法、税法、竞争法、环保法等强制性规定；⑵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转移公司财产或将责任集中于该公司；⑶利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欺诈债权人等。

在中国，股东或投资者滥用有限责任，进行损害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⒈在进行公司改造时，许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厂矿换一换招牌，摇身一变就成为“××总公司”、“××集团公司”。这些翻牌公司，或无独立的法人财产，或无独立的法人资格，或以各种形式瓜分企业利润，当资不抵债时，股东或出资者又借助有限责任面纱拒绝承担责任，从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

⒉在具体的公司设立中，由于把关不严，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皮包公司、假公司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交易安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⒊社会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股东对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非法肆意操纵、过度控制，将公司视为“另一个自我”用作谋取私利。

⒋有些股东利用公司的名义从事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股东利用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实施一些欺诈行为。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引入追偿责任，即当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地位，并因此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责令由股东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公司债务。但是，如何引入追偿责任乃是中国公司理论界和司法界所面临的难题。借鉴国外通行做法，完全由法院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滥用有限责任案件进行自由裁量，在中国似乎难以行得通。因为，中国法官的业务知识、经验、素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若让他们去支配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难免导致司法的任性和有失公平，从而极可能使人们丧失法律信仰，极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之中国固有的成文法传统,完全由法官去自由裁量也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鉴于此，我们主张在修改《公司法》时应直接对追偿责任做出明文规定。可以在总则中规定“公司股东违背商业道德、诚实信用，滥用公司人格，给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时，应当对因其行为而产生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然后在具体章节中规定若干滥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情形及其法律责任。

有限责任制度是现代公司企业存在的前提，否定了有限责任，也就否定了现代企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追偿责任的引入，对完善有限责任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促进公司法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功不可没。正如朱慈蕴女士所说，“公司人格独立及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产生，共同构成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中相互倚靠的两极，其中的任何一极坍塌，都会影响另一极功能的有效发挥，都会影响法律制度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