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坡的位置则相对比较清晰，它在万年县东北十二里（又说十里或者十一里，本文的说法采信自《元和郡县志》），浐河的西岸；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郊仍有村庄名“长乐村”，长乐坡当在此村附近。此坡原名为“浐”， 隋文帝厌恶它的字音与“反”相近，不是很吉利；并且由于坡与汉代长乐宫相对，所以改名“长乐”。它是位于长安东北的一个高地，由于它高，所以四面山峦皆见。此外，长乐坡与长安城的距离正好符合古人“十里长相送”之制，往北而行交通便利，再加上附近就有驿站（名“长乐驿），既可驻足休憩又能借酒浇离愁，是十分理想的送别之地。有唐一朝，在这里发生了许多文人之间戚戚然离别之事。白居易《长乐坡送人赋得愁字》曰：“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 终日坡前恨离别，谩名长乐是长愁。”挚友将远走他乡，即使一路长相送也到了该分离的时候，苦酒入愁肠，却仍强颜欢笑；夕阳之下，萧索的秋风卷走了一袭白衣，此去天涯，何日是归期？

第三、望春楼面值浐水，其下是广运潭。

广运潭开凿于天宝元年三月，历时二年而成，主持其事是的当时任陕郡太守、水路转运使的韦坚。大约是盛唐以后京师长安人口剧增，所需物资严重不足，陆路运输又劳民伤财，玄宗遂使韦坚开漕运以聚天下赀货。极盛之时，广运潭下舟楫无数，樯帆如云，天下财货咸聚于此。

浐水即是《汉书》所称之沂水，发源于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南的山谷之中，向北流至咸宁县界附近并入灞水，而后共同并入渭水。按照《新唐书》“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 的说法，浐水和禁苑苑墙衔接所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区域，望春楼距离在禁苑和浐水的交汇处不远。然而，如前文所说，浐水在县界附近入灞并渭，怎么又会流入禁苑呢?笔者怀疑此处所说的“浐水”是“浐水渠（又称‘龙首渠’）”之误笔。关于浐水渠，史念海先生在《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一文中有如下论述，十分精当，现引以为证：“此渠由浐水引出后，北流到长乐坡西北，分东西二渠……所分的东渠经长安外郭城东北隅外，折而西流，入于苑中。”这样以来，广运潭就位于浐水渠和禁苑东墙构成的这个不大的半封闭区域，望春楼则在广运潭之西的苑墙以内，可以据高而观广运潭。

唐人对迎春活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全唐诗》、《全唐词》、《全唐文》中所收录的大量的唐人迎春诗文便是一证。这些诗文既有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也不乏触景生情的优秀作品，涉及从初唐到晚唐的许多文人，我们所熟识的大家更比比皆是。

唐中央政府的迎春祭天活动相当的繁复，既有对上至三代下至魏晋南北朝祭祀礼仪的继承，也有大唐自己的创新。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举行迎春活动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向上天祈福的祭祀活动换得基业永固、皇权永在的心理安慰，耗费巨大。相比之下，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的祭祀活动主要是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换得五谷丰登的收成。《唐四时宝镜》载：“立春之日，食芦、春饼、生菜，号春盘。”或许正是浩荡唐风的影响，唐人习惯吃春盘，贴春贴，佩戴春幡，过一个喜庆热闹祥和的节日。唐人的迎春热情还在诗文中展现，大诗人元稹就曾把“鞭牛”这种习俗写入诗歌之中，全诗如下：“何处生春早，春生野墅中。病翁间向日，征妇懒成风。斫筤天虽暖，穿区冻未融。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全唐诗》、《全唐文》、《全唐词》收录的这些唐人迎春诗文，几乎贯穿了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

有唐一朝，皇帝亲耕、后妃亲桑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就曾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亲耕于东郊。关于这次亲耕的礼仪，时任给事中的孔颖达（唐冀州衡水人，字仲达,一作仲远或冲远,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依据古礼，天子当藉田南郊，诸侯东郊；唐太宗则认为青帝位东而主宰农业的诸神也位东，所以当亲耕于东郊。最后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亲耕于东郊举行。

事实上，不管中央、地方政府主持的迎春活动，还是民间自发的祭祀都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位于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皇帝和皇后以身作则的亲耕亲桑活动，尽管在我们看来非常做作，但是对天下的垂范作用还是是非常明显的，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中古时期农业的发展。

望春楼是唐代帝王祭天、迎春的重要场所之一，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的迎春活动主要在这里举行。据考证，望春宫、望春楼、望春亭距离相当的近，它们很有可能是同一组建筑，所以三者几乎可视为一体。经过搜集资料和对比发现，望春楼还有其它一些功能。唐代望春宫、望春楼和望春亭上进行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在中国古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或者亲自离城送别大臣是难得的旷世恩典，有唐一代，能获此殊荣的虽称不上绝无仅有但也寥寥可数，中兴名将郭子仪是其中一个。有意思的是，郭子仪和安禄山，一为平定叛乱的再造之臣，一为结束了大唐盛世的叛军贼首，都曾劳动大唐皇帝御驾出城，一迎一送之间，开元盛世的繁华就成了黄花。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禄山赴长安觐见，玄宗召之于华清宫。当时，玄宗依靠安禄山镇守边境，对他信任有加，不仅加封他为尚书左仆射而且赐实封一千户。临走之时，玄宗亲临望春亭送别，甚至要把自己的龙袍脱下来赏赐给他，安禄山大恐，惊惧不敢受，疾驰而去。此次觐见，安禄山达到了查看朝廷虚实的目的，仅在一年之后，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叛军内部发生变故，安禄山肆意暴虐，屠杀下属，部将惶惶不可终日，其子安庆绪弑父夺权。郭子仪等趁此良机大举反攻，于当年十月收复京师，百万人民夹道欢呼：“不图复见官军！”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包围安庆绪于邺城(今河南安阳)，经过激烈鏖战，当年七月，擒贼悍将安守忠献给朝廷。肃宗大喜，下诏令群臣前往长乐驿迎接，皇帝本人亲临望春楼等待献俘。面君之时，唐肃宗一句话发自肺腑：“虽吾之家国，实为卿再造！”

其实，早在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就曾登望春宫送别。当年，唐高祖李渊第十二个儿子彭王李元则去世，高宗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追赠司徒、荆州都督，陪葬献陵（高祖李渊陵寝，位于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下葬之日，高宗登望春宫目送其灵柩出城，“哭之甚恸”。

唐人性格豪放，喜集会、宴饮，上至皇族下到平民，均是如此。唐代在望春楼附近最早的集会，见于王维的《奉和圣制上己于望春楼观禊饮应制》。祓禊，亦称“修禊、祓斋”，是源于春秋时期的一项古老习俗，主要形式是在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活动，目的在于祓除疾病、荡涤污秽，获得清洁、健康，所以古人又称“祓”为“祈”，称“禊”为“洁”。 祓禊活动一般于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举行，故杜甫有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人多于这一天携食出游、踏青聚饮，举行地点主要在南郊曲江池、芙蓉园一带（今陕西省西安市南郊有大唐芙蓉园）。由于王维只仕唐玄宗一朝，这次祓禊活动肯定是唐玄宗亲临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到东郊就不得而知了。

望春楼上始闻干戈杀伐之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尤以唐德宗朝次数最多。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调动本部兵马，又征调了部分同罗、奚、契丹、室韦人马，总计15万，号称20万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造反。此时，已当了42年太平皇帝、且年过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正和贵妃杨玉环畅游华清宫，消息传来，京师哗然。当月，玄宗以高仙芝为讨贼副元帅，领飞骑军以及朔方、拢右等地军马继封常清之后出潼关平叛。十二月，军队出发前，玄宗亲往望春亭劳师出征并按唐代惯例遣宦官边令诚监军。十二月十一日，封常清战败，十三日东都洛阳失守，高仙芝被迫据潼关之险以固守。然而，监军边令诚挟私报复，诬高仙芝克扣兵粮中饱私囊，斩之，潼关遂为叛军所破，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时，激愤难平的士兵发生哗变，杀死了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玄宗迫不得已令高力士引杨贵妃于佛堂缢杀之并就地安葬。此后，唐玄宗等逃往四川；太子李亨等奔往宁夏。天宝十五载（756）七月，马嵬兵变的幕后主使、太子李亨在未获圣意的情况下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自行称帝，改元“至德”，史称“唐肃宗”。

及德宗继位，开始着手收服不驯之藩镇，望春楼上干戈再起。这里需要指出，唐代中后期实行道、府（州）、县的三级行政区，藩镇指的就是以节度使或者观察使为长官的道。唐代的藩镇割据现象出现于“安史之乱”后，开元、天宝年间唐中央政府为镇守边境在沿边境线广置节度，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又在内地大量设置节度使。不过，并非所有的节度使都桀骜不逊到了可以和政府对抗的地步，大体来说，唐代的藩镇可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最强大的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镇、魏博镇、卢龙镇；中原防遏型，主要置于今河南省和陕西省，起到沟通江淮，屏障关中的作用；边疆防御型，主要作用是为了防御吐蕃的入侵，警戒边境；东南财源型，安史之乱后，中央的财源主要仰仗江南八道。可以看出，后三种都不是割据藩镇，即使河朔地区的强力藩镇对唐中央政府也有游离性和依附性的特点，将藩镇视为叛乱割据的代名词是不准确的。德宗时期的藩镇制乱，始于建中元年（781）。当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自行继任，要求中央政府予以确认。德宗拒绝，成德镇、魏博镇、山南东道公开反叛朝廷。

总之，唐望春楼既是迎春、祭天的场所，同时也具有其它一些功能。唐代以来，许多名家都有吟诵望春楼的诗词，可见它的影响很大。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非常有限，导致研究滞后的最关键因素是资料缺乏，且相当的散乱。应当注意的是，迎春虽然在“五时迎气”中居于主要地位，可是纵观历朝历代它并不是定时如期举行，原因是中古时期礼仪的规定太过于繁复，如果要一一实践不仅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非常高的要求，帝王本身也不可能以全部精力都从事礼仪活动，所以我们视制度的规定为儒者们所追求的至高理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盛唐时期也并不能按照制度落实每一种礼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