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一些戏曲理论家把本色的概念引入古典剧论，但在内容上已有很大变化。

首先，本色被用来阐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徐渭认为生活中就有本色与相色之分，本色即正身,相色即替身,戏曲作家应该“贱相色，贵本色”（《西厢序》）。这与汤显祖在《焚香记总评》中强调的“尚真色”用意相近，都要求戏曲艺术反映的生活是天然的没有雕饰的真实。以后，晚明的一些戏曲理论家力图从戏曲反映生活的特征，论证本色的问题。臧懋循提出，戏曲创作必须作到“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元曲选后集序》），才能艺术地反映纷纭复杂的生活。王骥德也指出，戏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为其特点，“一涉藻缋，便蔽本来”（《曲律》）。他们把真切、质朴、自然的审美标准与戏曲摹拟生活的特点结合起来，对本色的内涵作出较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