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04 15:13
1923年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1947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1951年，留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冯友兰先生助手。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东方国际易学研究基金委员会主任；冯友兰研究会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
朱伯崑先生晚年致力于易学研究普及和培养易学人才的事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事业。先后创办了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任院长。先生以其德性和智慧的魅力会聚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易学名家，共同讨论易学和中国哲学的问题，为易学研究的发展和易学传播作出贡献。在此期间，创办了《国际易学研究》学刊，并主编《易学基础教程》以及“易学智慧丛书”数十种。2004年，又主持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为首任会长。
朱伯崑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虽历经坎坷，然忧国忧民之心无时不在。先生认为个人的命运和国运密不可分，因此一直关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并为民族复兴深感自豪与骄傲。
朱伯崑于2007年5月3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易学哲学史》四卷，其他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教授提纲》（先秦——两汉部分,1956年，连载于《新建设》杂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参与撰写，1956年，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主编，1977年，内部讲义，铅印本）
《中国哲学史》（近代部分，1982年,中华书局）
《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统稿，1982年,中华书局）
《戴震伦理学说述评》、《管子的国家管理学说》
《国际易学研究》
学术论文数十篇，后来汇编为《朱伯昆论著》和《燕园耕耘录——朱伯昆哲学文选》。
朱伯崑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也是继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北大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就表现出独立于教条主义式意识形态的特点。1957年发表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即反思简单地套用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出了先生的学术洞见和勇气。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先生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工作主要以哲学史教学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为主。先后主编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资料长编》等，这为先生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编辑《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朱先生是统稿人。这些工作，为全国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用“民至如今受其赐”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先生自五十年代起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教学骨干，教学活动持续了四十多年，主要开设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资料讲解”、“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伦理学名著选读”、“易学哲学史”等。朱先生是同时代学者中授课最多的教师之一，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心得。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摆脱僵化的教科书模式，朱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中国哲学史讲授大纲。该大纲摆脱了旧的教条主义做法，突出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和特点，尤其注重历代理论思维的成绩。这个大纲虽然没有转化为一个系统的教科书，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讲授产生了重要而实质性的影响。
朱伯崑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家，易学哲学领域的奠基人，易学哲学研究大师。先生认为，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基本上是通过易学来锻炼的。因此研究中国哲学而不研究易学，就不能深入把握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特点。正是基于此种理解，朱先生举十年之力，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易学哲学史》。该书系统地讨论了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易学哲学的发展，资料翔实，分析缜密，每一部分都不乏真知灼见，从中可见朱先生治学的深厚功力。该著作充分体现了北大学派原始材料和理论分析并重的特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哲学界不可多得的经典，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也是朱先生超越前辈学者之处。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贯通哲学和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哲学史研究轻视经学的缺点，并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对经学的关注。朱先生认为，不研究经学，哲学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下去。由于易学的特殊性，先生治《易》十分重视义理和占筮的分别，自觉继承孔子“观其德义”及“不占而已矣”的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占筮活动。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在国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巨著《易学哲学史》已经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即将出版。
朱伯崑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非常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将被后学和历史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