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争议颇大的胡兰成，朱天心怎么看？ “见到胡兰成时已是他的晚年，以小孩子的眼光，仍觉得他象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很有女人缘，有一堆女粉丝簇拥在周围。我亲眼目睹一些知名的女作家争相取悦胡，取悦的方式是大段背诵张爱玲的作品。而胡兰成的独到之处，是让每一个女人都觉得他对自己是最好的、唯一的。他最大的特点是真实，真实地曝露自己，无论失意还是得意。”

他对于我们的意义？朱天心沉吟半晌：“我想是他提起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当时台湾流行的是翻译的西方作品。中国历史、文化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在小孩子眼中，是非常乏味的。胡兰成用自己的方式，让小孩子们对这些有了兴趣。”

笨拙的模仿者

作品被评说有张爱玲的痕迹，你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对于喜欢的人，自然会想去学习。我是想偷学而不能，是一个笨拙的模仿者。”

对于偶像的“新作”《小团圆》，朱天心又如何看待呢：“鼓起勇气快快翻过。我比天文有勇气，她不敢看。看完的感觉是炼金没炼成，打开炉子连烟和灰都出来了。她往日构建的七宝玲珑塔倒塌了，她的人肉炸弹把胡兰成炸了，也把自己炸了。当然更多是心疼的感觉，觉得这个神一样的人，怎么也会和一般人一样？”

有人说，“她后期的小说相当用心地勾勒出夹缝中的族群，充分显现族群认同的焦虑感，而她作品前后期题材的巨大改变，使她成为文学评论者绝佳的讨论对象。”这种转变的代表作，不能不提1992年问世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朱天心因此获奖无数，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17年后的当下，“眷村热”再度在台湾兴起，《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等话剧、影视剧票房飘红，

作品的深度与社会影响却无法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相提并论，朱天心的先知先觉与超强洞察能力可见一斑。

对此，朱天心坦陈：“我的认同问题来得非常早。我母亲是苗栗客家人，外公是小镇医生。两岁时，母亲生妹妹，我被送到客家庄外公家养育。家里的佣人带着我串门子时，邻里间一个经常的消遣就是问我：你是哪里人？少不更事的我总是坚定地说：我是唐山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台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所谓的族群问题，是李登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说到这里，朱天心的语调由温婉转为犀利。以她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当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未妨害到人们的生活，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结婚、生活，并不象美国当年的种族问题一样壁垒分明。李登辉主政后，不断操弄族群议题，以族群为工具打击政敌、解决党内纷争，再援引民进党的力量加入……政治斗争本身并没有道德可言，但是这种操弄逐渐弥漫到了社会上，让差异变成了鸿沟。原来是玩假的，后来弄假成真了。社会上逐渐有一种声音，把所有跟着那个政权一起来的外省人，打成加害者、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要求他们把得到的一切还回去。但真正在眷村生活的，是国民党的中下层军人，并非既得利益者。 “想当年，他们有些人可能正在下田，就被抓兵的拉到台湾来了，从此半生命运被改写。冥冥中谁还欠他们一个道歉呢，如今却被认为是既得利益者。我替他们委屈。与其他们让别人误会，不如自己来解剖吧。我必须说，很不幸，他们的国仇家恨，或者他的乡愁，正好是跟那个政权是一致的，但这跟说你是他的帮凶是两回事。 ”

先知先觉、大声疾呼……然而收效甚微。尽管朱天心不愿看到，台湾的族群认同问题还是愈演愈烈。 2004年台湾“大选“前夕，预见到政治人物一定会把族群当作选举工具操弄，朱天心和一帮文化界、社运界的朋友联合发起“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族盟），由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担任名誉召集人，不定期发表监督报告，针对政治人物撕裂族群的言论进行批判。 “没错，这个理念很先进，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政治人物又要开始玩弄这个东西了，又要开始贴标签了。不如我们跳出来，扮演一个吹哨者的角色。但收效还是甚微。 ”

在族群认同的问题上，朱天心的心态也起起伏伏过好一场。曾经，因为害怕被标签，朱天心在父亲在世时只陪他回过老家一次。 “早年回去比较辛苦，带很多东西，因此我们三姐妹轮流陪父亲回去。后来我不再去，是为了当被人家说“你们外省人都心向中国，整天回大陆”时，我可以说，我只回过一次而已。明知父亲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人陪，我却只为了这样一个负气的理由，横下心来不陪他回去。”1998年父亲不在了，她每每想起， 总为自己那些年的决定感到难过。“其实，我们只是要争取不被贴标签的自由，在大家都高唱认同的时候，我们有不认同的自由。”朱天心不止一次被问过“你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吗？”“当时我真是眼泪都快出来了。对这块土地的感情，象空气象家人，平时没事谁会去描述它。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有到海外留学的经历，离开台湾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可是，原来你说你属于哪里是无效的，你自己说认同是无效的，要看别人接不接受。在写《古都》的时候，我就想传达一种声音：难道只有认同的人才能在这里生活吗？我交税、从来不违法，我就可以生活在这里，你管我心里想什么，多爱或多不爱。容忍各式各样的人、各种语汇、各种追求幸福的方式，这才是我真正认为的理想之地。而不是要呼同一种口号，说同一种声音。 ” 所以，朱天心敢于撰文阐述“不爱台湾的理由”，回答“爱不爱台湾”的问题：“这是我出生、成长、盛年、初老之地，我没逃过税、没犯过法，除了旅游，没有须臾离开过（因此不要叫我回哪里哪里，就如同那些老爱把这话挂在嘴上的海外周末革命家们确有另一个国另一个家可归返），这是我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落脚容身之地，这样的“爱”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

出身文学世家，朱天心如何看待天赋对其写作的意义？朱天心想了想：“天赋可以让你在开跑时赢过别人100米，但如果赛程是一辈子的话，开头赢人家的几百公尺是不重要的。”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朱天心答：“持续的用功。比如阅读。这是最省事的。阅读可以了解上下五千年，体验不同人生，一个人的人生再精彩，肉身也是有限的。阅读还可以偷学，我的偷学名单很长的，不是只有张爱玲。更重要的是，阅读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可以了解什么是别人已经写过、写透的。比如说情欲，20世纪初已经写到那个地步，可有的人不知道，还在那说不敢写，有些字眼不敢用。有的人明明在写很主流的题材，还以为是在做突破。 ”

朱天心说：“写熟悉的会比较有热情，不熟悉的，不是不能，但准备工作要充分。要问自己干吗要写，最重要的是要有动机和热情。有些人写作是功匠式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功匠每个星期要交一张椅子，他怎么会有热情。但我比较羡慕功匠性质的写作。产量高啊。”

朱天心和先生唐诺都很“羡慕”那些产量高的朋友，但也笑称自己做不到，好在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一个月几千台币的开销也就够了，可以“坐吃山空”。夫妻俩信奉：“把生活的需要压得很低，自由度才会出现。”

作为成功的作家，还需要把生活需要压得很低吗？朱天心说：“当然。对我来说，不能指望靠卖书过奢侈生活。书卖得好，算是意外，基本上等同于中了头彩。做事情的时候考虑市场，在我看来好累。比如侯孝贤导演，准备一个电影时，考虑到日本市场，就要选择日本演员，写剧本时也要添加日本元素，要迁就很多东西。这一切，在我看来好不自由。还有一些朋友，在写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书起码要卖两万本，才能交房贷、才能出国旅游， 才能换车子……。我是倒过来，把生活过得很简单，写作的时候不用去想出版商和市场。 ”

击壤歌 （闺秀文学）

小团圆时移事往

未了

台大学生关琳的日记

当我年轻时

我记得

方舟上的日子

当代作家儿童文学之旅第四卷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1992年作品）

漫游者

二十二岁之前

小说家的政治周记

朱天心作品集

古都古都（清水贤一郎译本）

猎人们 (09/28/2005 印刻出版)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合著

下午茶话题（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三姊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学飞的盟盟（朱天心、谢海盟）

主编

七月流火（马叔礼、谢材俊、朱天文、朱天心主编）

三三集刊

文学评论家们这样评论她：作家身份背后，是一个更热烈的公民朱天心，愤怒是她的写作动力，以文学做赤子之心的呐喊。

好朋友阿城则说，“与姐姐朱天文不同，朱天心是阳气的”，她对这个世界是深情的，热烈的。但又因为与生俱来的“深情”，而生出“孤意”来，正如阿城在给天心的小说《古都》的序言里写到的：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有一种强悍的敏感。

她为许多事情生气。“我看到了，别人都没看到。有些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有些我觉得很严重，为什么大家都约好了不看呢，是看不到还是看到了故意不说？”她内心里不是没有答案的，禁忌就像皇帝的新衣，要大声喊出来，除了敏感，还有勇敢，“我绝对不是唯一看到的，可是我会有那样的个性和冲动去说出来”，她知道说出来会很扫兴，但依然要说。

连朱天心度蜜月也要跟着的多年好友、台湾电影学者卢非易，这样形容朱天心：“越活越愤怒，越活越热情，对社会有很多的声音要发出来。”朱天心却很害怕自己因为年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不愤怒，真到了心如止水那一天，也会是停笔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