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源创办工人俱乐部取得一定经验后，朱少连受党组织的委派，于7月底来到株洲转运局开展工人运动。他首先和谭明德、罗桂林、袁文俊等六七个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长谈。向他们谈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经过，谈办工人夜校、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及组织工人加入俱乐部的办法，并针对株洲工人当前的情况，讨论了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发动群众以及成立俱乐部的工作步骤。他还详细解答了工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样，酝酿成立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就在转运局工人中很快开展起来。

9月23日，株洲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株洲第二码头的大操坪挤满了工人。工人宿舍门口，挂着用黑漆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大木牌。门边还贴着一幅对联，上面写着：“旧习惯彻底破坏，新组织创造光明”。屋顶上竖起了一面大红旗。成立大会开完后，朱少连和新当选的俱乐部负责人谭明德、袁文俊等带领600多名工人上街游行。沿途高呼：“劳工万岁!工人团结万岁!”人们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

不久，安源路矿工人在湖北汉阳铁厂工人俱乐部罢工斗争胜利的鼓舞下，也进行了要求路矿当局立即发放几个月欠饷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朱少连等俱乐部领导人的引导下，声势也越来越大。路矿当局担心引发一场大罢工，于是派一名矿局副矿长舒楚生到俱乐部“拜访”朱少连，提出矿局打算给俱乐部拨一栋办公的房子和给办事人员发一笔津贴。当这一不怀好意的“收买”遭到拒绝后，路矿当局又要路局职员徐海波利用同朱少连是老同学的关系，给朱少连送去300块银元，劝他今后不要再替俱乐部办事。这次他没有“拒绝”，而是笑着把这300块银元收下，并说：“这数目真不少，既已拿来，我可以代表工人收下，作为弥补俱乐部的经费开支，并感谢老兄的热情相助。不过，还请老兄转达矿局，有钱应该迅速发清工人的欠饷。至于我替俱乐部做点事，那是工人兄弟的信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点倒不必劳老同学操心!”

路矿当局见阴谋未逞，便呈请萍乡县公署发出训令，要俱乐部自行停闭，并将朱少连驱逐出境。而这时正好粤汉铁路罢工的消息传来，路矿当局惊恐万分，又改变主意，要求俱乐部不将县署“训令”公开，表示愿意向县署疏通，并答应采取保护俱乐部的措施。朱少连也顺水推舟，先向路矿两局提出三个条件：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二百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此条件须于二日内完全答复，否则即行罢工。与此同时，他又用俱乐部名义，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工团的工友发出通电，揭露路矿当局扼杀俱乐部的罪恶阴谋。接着，他按照毛泽东在牛角坡召开会议所作的举行罢工的决定，立即投入罢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9月12日，他赶往株洲，将奉命前来领导罢工的中共湘区委员刘少奇接到安源。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等根据毛泽东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别来信所作的指示，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强工人的团结；如何用“哀兵必胜”的道理和口号，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如何努力作最后的对待等问题。他们还成立罢工领导机构——罢工总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朱少连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全权代表；并决定扩大工人监察队，成立侦察队及保卫、宣传等组织，确定了各工作处的联络员。他们还要求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要齐心团结，要维持好秩序，方法是要求工友的举动要比平时更加文明，大家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保证行动听从指挥。

在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等的精心组织下，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终于爆发了!

路矿当局欲以武力镇压这场罢工斗争，立即向赣西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和上海总公司连发三份所谓“乱党造反”的告急电报；并从赣西镇守使萧安国处，用“每人每天两元”的工薪，请来军队数百人，占驻俱乐部及各工作处；同时密遣暗探企图杀害罢工领导人。朱少连却不畏强暴，指挥被激怒的数千工人冲进俱乐部，将军队赶出俱乐部。士兵们也震慑于工人的团结力量，认为自己是外地人，犯不着为两块钱一天来这里卖命，也就悄悄地走回去了。

硬的不行，路矿当局只好向俱乐部领导人发出要求谈判的请帖。朱少连带领几名工人陪同李立三、刘少奇前往谈判。他们拒绝了路矿当局丰盛酒宴的招待和银元的“馈赠”，坚持按工人俱乐部提出的17条进行磋商，并邀同安源镇商会和地方绅士参加调解。谈判结果，将17项条件简缩为13条。18日晨，当路矿当局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后，为期5天的安源大罢工胜利结束。

罢工胜利以后，加入俱乐部的工人由原来700多人猛增到13万多人。经中共湘区委员会同意，安源党支部除将罢工中涌现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外，还将俱乐部重新改组。俱乐部设有四名主任，他们是：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

朱少连当上俱乐部路局主任后，仍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出现在工人之中，严格要求自己，因而更加赢得工人们的爱戴。罢工取得胜利后，工人工资普遍提高了三分之一时，有的工人代表为了感谢俱乐部领导人的辛劳，纷纷提议要给朱少连及其他领导人每月发200元的高薪。朱少连不赞同这一做法，诚恳地对大家说：“搞革命，不是为了图享受。既然大家信赖我们，就不要拿我们当外人，更不要把我们和资本家当官的相比。大家生活都很苦，我们拿200元钱不就脱离工人群众吗?我看有15元一个月就不错了!”他的意见，得到俱乐部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并作出这样的决定：凡在俱乐部工作的人，从主任、股长到勤杂人员，每月的生活费都为15元。

由于俱乐部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多，俱乐部原在牛角坡以及半边街的延龄堂的房子已不够用。根据刘少奇等俱乐部负责人的建议，由朱少连负责，筹建一座俱乐部讲演厅，作为开展工人活动的场所。他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从事地址的选择、图纸的设计以及材料的安排准备工作。他选择了牛形岭下大操坪一侧一户丁姓正要出售的住宅。这里地点适中，且与矿局资本家的老巢——盛公祠遥相对峙，可以让资本家也看一看工人阶级的威风。经主任团同意后，即由他主持的建筑委员会负责全面施工。从这年10月到第二年5月，仅用半年时间，一座讲演厅很快竣工。它的外观宏伟挺拔，庄重大方能容纳800多人，主席台的墙壁上悬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在主席台的上方横挂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字横幅。工人们来到这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自豪。

1922年11月1日，朱少连代表株萍铁路工人，到长沙新河总站出席了粤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他在同其他工会代表的接触中，曾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及各个工会代表的赞同。11月5日，在召开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筹备会议上，他被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备会议还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议定了代表会议的八条规则。会议还选举了毛泽东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朱少连和任树德、罗学瓒、朱锦棠等为各部正副主任。同月，他又赴汉阳、大冶等地帮助筹备和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1923年1月，朱少连与李德炳去株洲转运局，领导那里的工人罢工，给转运局的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局长胡省三被撤职，大大改善了工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6月，他作为株萍铁路工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为了总结一年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经验，他与刘少奇合写了一本近两万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1925年5月1日，朱少连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朱少连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9月初，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大资本家盛恩颐前来安源，暗中勾结湘赣两省军阀，谋划用武力镇压安源的工人运动。20日深夜，赣西镇守使李鸿程率部开进安源，包围了工人俱乐部，并对俱乐部、学校、合作社和工人餐宿处进行大搜捕、大抢劫。当晚，朱少连因得到铁路工人家属陈妈妈的送信，马上转移到后山一个姓易的工人家里。第二天天未亮，他又在陈妈妈的儿子和工人的帮助下，从后山绕道离开了萍乡。

1926年3月，朱少连来到醴陵阳三石，着手组织株萍铁路总工会，并被选为主任。5月1日，他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安源工人之奋斗》的发言，详细谈了工人俱乐部受到反动势力摧残的情况。他说：“我们应为死者复仇!我们要求解决失业问题!我们要恢复保障我们利益的工人俱乐部!”

8月，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时，朱少连代表株萍铁路工人，向北伐军总部请愿，要求发放工人欠饷。9月6日，国民革命军到达萍乡。次日，他与原俱乐部干部刘昌炎、周怀德等回到安源，立即组织工人包围了矿局办公大楼，把那些一贯欺压工人及帮助军阀屠杀工人的反动分子抓了起来，并召开了有27个工农团体和23万多群众参加的俱乐部恢复大会，成立了萍矿总工会。俱乐部的大旗重新在安源上空飘扬，俱乐部门前牌坊上写上了“也有今天”四个苍劲的大字。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为了反击许克祥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屠杀，朱少连和刘昌炎等曾根据省委的部署，以安源工人纠察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武装队伍，前去参加各地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途中却忽然接到上级取消进攻长沙的命令，只好奉命撤回安源。这时以甘汉华为首的萍乡周围百里大小土豪，正纠合反动武装向安源进攻。朱少连立即指挥工人武装埋伏在有利山头予以迎头痛击，反动武装纷纷狼狈败逃。随后，他组织工人武装，继续在安源坚持武装斗争。

中共八七会议决定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以后，朱少连受汉冶萍委员会的委派，接管了株洲转运局。他以转运局长的身份为掩护，从事组织革命武装的活动。不久，他接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发布的《关于秋收起义的命令》，并被任命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为了迅速组织好工农起义队伍，他与袁德生、蒋长卿等人商定，以运煤工人为主，联合本地农民武装300余人，准备举行暴动，攻打株洲团防局，夺取枪支。他还从安源用火车运来一批“土炸弹”。9月12日晚上，他带领100多名工人暴动队，先汇集到七斗冲的凉坨坳上，然后分三路朝团防局所在地殷家祠堂进发。这次袭击，缴获12支步枪和20来把刺刀。

1928年2月，在株洲残梅乡召开湘潭、醴陵、浏阳等县工农骨干会议，筹划扩充和带领游击队伍奔赴井冈山的问题。会后，他组织了1个团，自任团长，带着队伍去同其他上井冈山的队伍会合，但在途中遭到敌军的截击和围攻，伤亡惨重，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时，他又被湖南省清乡督办署悬赏300大洋，四处通缉，不能外出活动，只得回衡阳老家暂避。

这年3月，朱少连回到衡阳老家竹花乡后，因当地无人知道他在安源和株洲的情况，让他在朱公祠小学教书。同年冬，他的去处，被在安源的国民党反动派探知，便欺骗他的两位亲属，叫他们通知朱少连，说安源的党组织已经恢复，望速去开展工作。1929年1月4日下午，朱少连与工运骨干石作东乘火车一同回到安源时，立即被特务跟踪。当天深夜，他们在牛角坡62号被逮捕。

朱少连被单独关押在萍乡县衙监狱里。敌人先用金钱官位进行收买，遭到朱少连的痛斥。于是敌人对他压老虎凳，灌辣椒水，烙线香火，都没有使他屈服。

1月8日凌晨，一群刽子手从监狱里押出朱少连和石作东。用破布塞住了他们两人的嘴，用木凳穿上竹杠抬着已不能走路的朱少连，一起押到萍乡车站附近的大西门外空坪上，将他们杀害。

安源路矿工人得悉朱少连牺牲，悲愤填膺。青年工人陈建元、王仁照等人开着小火车来到萍乡把朱少连的遗体运回安源，安葬在花冲的南面山坡上。

195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在安源牛角坡为朱少连烈士修建了陵墓。

朱少连是产业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委员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骨干，其英名和业绩被世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