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会试被取中，成为“贡士”。殿试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论。当天下午日落前，监考官开始催促贡士们交卷，没做完的人很多，纷纷请求延缓时间。朱次琦也没答完，但他当即交卷。其时，有位南海籍的官员，十分欣赏朱次琦，见他没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后叫他，希望他回来把试卷做完。朱次琦装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固执地认为，读书人任何时候都应有操守。

1852年，成功平息山西北部边民与蒙古旗主的争端，任职山西襄陵代理县令，政绩卓著。

当官半年多百姓永怀念

1847年，朱次琦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对于一个在科场奋斗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否极泰来、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却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到的是为官之难，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利。他不带家属，只身赴任，本拟绕经开封，拜访中举时的主考官潘铎，因潘铎长时间任职山西，他想讨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为了避免借拜师打通任职关节的嫌疑，他毅然改变主意，不去拜访。

1852年，内蒙古扎萨克部与晋北边民因耕事械斗，扎萨克部死伤700余人，准备报复，山西当局亦拟派兵镇压边民。朱次琦力主和平解决，并亲身深入两方，晓以大义，终使衅事平息。

1852年秋，出任襄陵知县，在任期内，他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绝无为自己谋取私利。襄陵与临汾接界，两县都依靠平水灌溉。豪强垄断水源，往往有水者无地，有地者无水，因而引起械斗，屡兴大狱。朱次琦抵任后，对100多名案中囚犯从轻发落；制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办法，会同临汾县令，确定两县各取平水河水之半，并筹资兴建渠道，派专人管理。从此械斗平息，生产得到发展。

据记载，在任期间他取得了显著的政绩。首先，得知关在狱中的大盗越狱潜逃，朱次琦装病未与原县令交接，麻痹贼人，另一面却出重金派人侦查贼人的下落，并于到任之日将逃犯逮捕归案。其次，到任后，得知辖区内一些地方狼群咬死人畜的事情频频发生，而百姓对狼又恨又怕，认为它们是“神物”不能击杀。朱次琦亲自到当地神祠祷告，要该神于十天内驱除狼群，否则推倒神像、放火烧庙。群众怕朱次琦真要如此，非常震惊，连忙投入打狼行动，终绝狼患。此外，他还整顿水利、劝学积粟、禁敛民财、禁止同姓通婚（近亲通婚）、在衙门中厉行节约等，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绩。

1853年，他代职期满准备离任，襄陵百姓纷纷上书山西巡抚乞求让他留任，无奈，百姓的请求被拒绝了。他离开襄陵的那天，农夫放下耕作，商铺全部关门，成千上万的襄陵人为他们的好县令送行。在朱次琦走后第二年，襄陵人集资专门为他修筑了生祠———朱使君祠。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生之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朱次琦正是实践了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而赢得人民的赞誉。

1853年，完成《国朝名臣言行录》之例略。

礼山设教影响深远

1855年，朱次琦辞官南归，在家乡礼山下收徒讲学，康有为、简朝亮、黄鲁逸等均出其门下。他治学主张明理达用，无分汉（学）宋（学），原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讲学以“四行”（忄享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经、史、掌故、性理、词章）为本，以达到诚心、谨慎、克己、力行的规范。

1856年，在广州南海县学尊经阁授徒，后因英国侵略广州，离开广州，回到九江乡。

1858年，始在九江乡南礼山下陈氏祖祠（即“礼山草堂”）讲学，从学者甚众。

据朱次琦的学生简朝亮、康有为、凌鹤书等人的追述资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论学方面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融会贯通。在当时普遍讲“一经一史、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的狭隘，讲求学问的本源，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平易笃实，他既反对清中叶汉学考据的繁碎和门户之见，也反对宋明心学的空疏玄谈，试图以一种平易笃实的方式向学生阐明儒学的本来面目，他主张扫去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见，一切归宗于孔子。朱次琦还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

虽然，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还是比较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主流学说的种种弊病。他渴望能出现大批操守高洁、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重任。他的努力和愿望在他的学生和后学那里实现了。朱次琦最终将他的学生康有为等人托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

1862年，有旨起用朱次琦，但他称病未行。

1876年，康有为拜其为师。

朱次琦潜心学术，亦留意国事。鸦片战争期间曾作诗指斥琦善为“卖国通番贼”。1876年李鸿章因英国使馆职员马嘉理被杀一案，签订《烟台条约》，内有派员赴英道歉的内容，朱次琦认为是“损中国之威，长外人之气”，十分气愤。

1881年，农历七月，两广总督上奏朝廷予以褒奖，赏加五品京卿衔；十二月十九日病逝，享年75岁。

朱次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实征录》、《晋乘》、《蒙古见闻》等，诗集有《是汝师斋遗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毁了自己的全部书稿，对此人们无不感到痛惜。

朱次琦书法多力丰筋，然不肯为人作字，世所流传，多属尺牍稿本日记等，虽随意挥毫，已极雄厚苍秀。粤人宝爱，争相珍藏。著有《宝凤阁随笔》等。

1908年，康有为撰写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功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蹼于欧、虞，而别出新意，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与伦比。”盛赞令师的德才学行。

他的学生简竹居，生平尊崇九江先生，曾为老师写过《朱九江先生年谱》，辑《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

广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康有为（1858年-1927年）1876年乡试落榜后，到礼山草堂拜读在朱次琦门下。此前，他曾跟随过六七位老师，但直至来到朱次琦门下，他才深感找到了真正的导师。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好像疲惫的旅人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睁开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

在朱次琦的指点下，康有为对几千年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脉络初步融释；在老师独立思考的精神影响下，康有为试图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然而，康有为毕竟比老师年轻了半个世纪，且师从朱次琦之前他就有机会读到《瀛寰志略》和《地球图》等书，对当时西方文化已略有所知。暮年的朱次琦由于长期隐居，与外面的世界比较隔阂，他深厚的传统学养渐渐满足不了这个年轻而志大才高的弟子。两年后，康有为离开了礼山学堂，他日后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引发的飓风和地震，也与他的老师朱次琦的思想观点相去甚远。然而，康有为始终非常爱戴尊敬朱次琦，并视朱次琦为指路的良师，他经世救民的宏伟愿望，无疑也出自朱次琦的启示。

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学的人。

简朝亮（1851年-1933年）恪守师说，持身耿介，淡泊功名，不事标榜，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次琦学说的人，有大儒风范。简朝亮24岁开始跟随朱次琦学习，科场不顺，屡试不第，39岁后绝意科场，专心读书和讲学。他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等地讲学，以朱次琦修身读书的教学要旨为本；他数十年潜心疏证儒家经典，著有《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孝经集注述疏》、《读书堂问答》等。在整理传扬朱次琦事迹方面致力颇多，编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和《朱九江先生年谱》，还编辑朱次琦所遗诗文，成《朱九江先生集》。不过，简朝亮的治学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比如在西学已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仍认为西学乃继承汉学的弊端，则显得闭塞和保守了。

广东最后一位状元。

梁耀枢（1832年—1888年）是朱次琦学生中科名最显著的一位。他跟随朱次琦时间比较长，成举人后仍留在朱次琦身边学习。他1862年中举，1871年登进士，为状元。他是广东最后一位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湖北学政、山东学政等职。他为官谨敏，遗传下来的文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