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里的长者，他为了保一方安宁，披肝沥胆，忍辱负重，周旋在复杂的环境之中。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为广大乡民所赞颂。

作为家庭的严父，他为了子女成材，含辛茹苦， 谆谆善诱，居深山而望天空。忧国忧民的豁达胸襟，永远成为后辈的楷模。

朱福星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一生， 是安贫乐道、造福社会的一生。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格言：“造福者不为享福，善始者还当善终。”

人民永远怀念他！

（引自传记《朱福星》第一版序）

1912年朱福星以优异成绩考上浙江 金华师范学校。因家境清贫，父亲决定借钱供他上学，为了使他知道借钱的难处，就带着他一道去借。先后跑了十八户人家，因大家都穷，仅借到一元银洋。最后到邻村一位腌火腿的人家，才借到五块银元。家境的贫寒和借钱的困窘给他留下深刻记忆:“天下有多少象自己一样的穷人，没有文化，救不了天下穷人。”他在校读书期间，中外学科、时事政治，无不悉心钻研，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他的作文常被打上许多赏识的红圈，时有优秀评语，被老师推荐为范文在班上诵读。时值民国初创，辛亥革命的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专制独裁，故1913年孙中山发布讨袁檄文，黄兴在江苏就任讨袁军总司令，袁世凯把持的北洋政府指其为“孙黄之乱”，兴兵镇压，平民饱受苦难。朱福星奋笔撰文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写了《论时局》文：“民国始建而战乱不息，民不聊生，有指时局动荡起于‘孙黄之乱’者， 吾观之，乱始于袁氏也…… 窃以为袁氏不如下台，让孙文、 黄兴来治理国家，庶几天下能安定，民国可兴旺。”

朱福星不仅品学兼优，还十分注重锻炼身体，常率同学晨练登山，认为体魄强健，将来方能吃苦耐劳，担当得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以自己的为人和优异的学业赢得同学们敬重爱戴，被选为级长。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青岛，次年又逼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这完全是企图灭亡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主张对日作战。朱福星偕同学访问驻金华大洪山寺防营时，却发现驻地官兵全无文化、不识时势，更不明白军人保卫国家的责任，深感不安。 他意识到，要拒侮救国，军队的改造迫在眉睫，那里十分需要爱国的知识青年。恰逢浙江招考志愿兵，他就和同学相约当兵抗日，带头签名请求校方准予从军。但学校规定：学生离校，必须有家长签名盖章。时间紧迫，但学校离家百余里，况且做父母的也不一定就会同意。怎么办呢？只有“先斩后奏”了。他见到校园里有棵大芭蕉，灵机一动，就挖了一块芭蕉根，刻了父亲姓名的图章，递上了离校从军申请书，终于得以批准，毅然加入了志愿兵，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五十位同学悉数同行，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1937年“七·七”事变时，朱福星任国民革命军第6师第17旅第33团上校团长，奉令抗日，日夜兼程，下陇海线，北渡黄河。朱福星在带回家的旧军服中，藏着一份遗书，抱着抗日保国 捐躯沙场的决心。

1937年8月13日上海告急，6师受命挥师东进抵苏州，编为总预备队，先后归第九、第十五集团军调遣，8月23日开抵南翔，沿铁路线设防，8月31日奉令增援吴淞炮台湾守军，即向东线进击，浴血奋战数小时，于凌晨3时30分，一鼓作气扫荡孙家庄、蒲家庄、炮台湾之敌，粉碎了日寇对吴淞炮台湾的围困，迫使日寇纷纷向吴淞镇溃退，继而配合邻团左右两翼攻击，控制了自蕴藻滨至宝山的重要防线，9月1日天亮，我军阵地暴露在日军飞机和炮舰的视野中，数十架飞机和江面所有炮舰集中火力，向我6师阵地狂轰滥炸；日军陆战队在飞机舰炮掩护下， 在吴淞等处源源不断登陆，向我守军发动猛烈攻击。我军伤亡越来越大，邻团守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朱福星见状向邻团喊话，“敌人尚在我们包围圈中，顶住！”但日军猛烈的炮火和没命的冲杀，使邻团无力防守。33团阵脚也在动荡，情势万分危急！朱福星奋不顾身，跃上显要位置，高呼：“团长朱福星在，跟我冲！” 顿时全体将士一呼百应，同仇敌忾，向日军冲杀。 日军震慑，开始溃退，我军伤亡也十分惨重。1937年9月4日下午，日舰集中火力向我6师阵地炮轰，两个小时间发射炮弹达一千四百余发，日寇步兵借炮火掩护多次向我33团阵地突击。朱福星团长率部冒死奋战猛力反攻将敌击退，至此，在火线指挥作战已经连续七天七夜。6时30分，日寇疯狂反扑，朱福星团长亲临阵前率部冲锋，士气大振，全体官兵向敌突击肉搏，终于杀退日寇，而朱福星团长不辛被日寇三颗子弹穿进了胸部，失血过多，昏倒沙场。

1937年秋，朱福星先生参加淞沪抗战身负重伤，部下拼死将他抢救下火线，用专车急送杭州陆军医院，再转国际仁爱医院奋力抢救一周，始得脱险。

朱夫人苏霖闻讯赶赴医院照护，朱先生因失血过多，身体衰弱，夫人设法买了一支别直参， 蒸煮了放入热水瓶，准备给他喝一点补身体。部下有个连长， 左腿受伤锯掉了，住在隔壁房间，柱着拐棍：“团长，团长”喊着过来， 痛哭失声诉说疼痛难忍。朱先生对夫人 指指热水瓶， 要她把热水瓶里的原汁参汤倒给那连长喝了，第二天连长来说：“这东西真好， 我昨天喝了，昨晚就不痛了。 ”先生又要夫人把第二次熬的参汤又全 给那位连长喝，他自己一口也没有尝……

在医院里，浙江抗日后援会来慰劳， 先生除留下一件绣有“乘风破浪，松鹤延年”的披风作纪念外， 其余食品均转送给本团后来的伤员。军事委员会送来了抚恤金，师部和师长也送来了养伤费。先生只见自己有，许多本师及友邻部队的伤员没有上级来慰问，就把自己 的养伤费分发给他们，以示慰劳。 先生说：“伤员们从战场上只带出了血和泥土， 身无分文 ，我给的钱虽不多，但也可使伤员们得到一点安慰 。”

勤务员应行健闻团长负重伤，冒敌机轰炸，抢出先生家属送来的腌鸭、火腿赶到杭州寻找团长。先生却批评他不该送到杭州来，要他把送来的东西连同在医院中省抗日后援会送来的营养品、衣物，一起送到上海前线，给战场上的指战员吃、穿，期望他们为祖国努力作战。

1937年冬，先生出院回家乡东阳看芝村养伤；1938年初，先生和中共东阳党组织在鹭鸶岭头召开十四都乡抗日自卫茶话会，先生被推举为十四都乡抗日自卫委员会主席和民众抗日自卫队队长，他白天组织队员操练，晚上组织他们 读夜校，亲自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和报纸上的抗敌新闻。

1942年东阳沦陷，百姓们不仅时遭日寇搔扰， 还有许多借机发国难财的游匪纠合在一起，出没于山区，冒名“抗日游击队”， 实际却是抢掳财物、派粮派款、吊打无辜、残害百姓的败类。 朱先生常为排除这些灾难而奔走于十四都乡每个村落，对付扰乱的杂牌部队都能晓之以理，明之以义，促使他们改邪归正， 投身到真正抗日的行列中去。

一次，罗店村有人来报告说有一支队伍在乱捉鸡掳吃的， 来势汹汹，弄得村人躲的躲，避的避。先生随即赶到罗店，要他们的队长集合队伍， 对他们训了话，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拉起队伍，就应保护人民百姓，打击日本侵略者，如今反而到处骚扰百姓，就会丧失民心， 军队和老百姓如鱼与水，如果得不到百姓的爱戴拥护，就无立足之地。在此青黄不接的时节，农民在吃大麦羹、洋芋叶、野菜饭汤， 你们知道吗？也想想你们自己的家里人， 你们向百姓敲诈勒索成何体统……那些人自知理亏，悻悻离去。

于是，朱福星先生在一些要道旁村庄的墙上， 亲手写上“爱护人民的军队是好军队”等大字标语。

1944年，侵驻东阳城的日寇少野氏部队送来一封恐吓信，说“皇军”来东阳二年，各乡都有贡献，唯十四都没有，要十四都乡在十五天内筹送银洋拾万元，否则烧杀勿论……朱先生带病召集乡绅、各保和自卫队负责人会议表示：我们是中国人，决不能做亡国奴，不能向日本鬼子献媚送款。 我是乡长， 鬼子要来烧杀，必先杀我的人，烧我的屋。为抗日而牺牲我的妻子儿女，被烧去我乡长的屋，我决不会落泪，也无所恐惧！先生的话鼓舞了大家的勇气、爱国激情深深感动鼓励了在场人员， 大家都附和决议不给日寇派粮款。敌人也欺软怕硬， 更听说十四都乡有坚强的自卫力量而终不敢进山来侵犯。一直到日寇败退，十四都不曾给日寇一分钱、一粒粮，乡民都以不做顺民为荣。

朱福星先生在仁爱医院抢救脱险回家养伤时，随身运回10多只木箱。乡亲们都以为他在部队当了团长，一定带回了不少金银财宝。其实，先生的每一只箱子里 都装满了书籍， 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并鼓励乡民学文化。 抗日时期，山区教育落后，先生 着力整顿乡 校，排难兴学，培养人才，创办了东阳十四都乡中心小学， 自兼校长（不领薪水），以自家房子作校舍（不收租金）；又翻山越岭登门 求聘进步教师，缺少教材科本，就自己编印讲义，也让学生手抄。邻乡邻县的学生，也由家长挑着行李送来住宿就读。先生还 为交不起学米的贫困生代交学米 杂费。朱福星先生说：“要让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受到爱国的科学的教育，有空时还要参加劳动，懂得为祖国，懂得爱人民， 培养出这样的人，国家才会强大，才不会腐败， 外国侵略者也就不敢来侵犯我们的国家了”。在他的学生中，以后成为革命干部、科学家、教授者不乏其人。其时，郭沫若率文化工作队经过罗山，得闻先生兴学及领导乡民抗日的事情，热情赞扬鼓励。抗日胜利后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斗争。 50年代，朱福星先生 一度含冤入狱。直至1983年，东阳市为先生平反昭雪。遗憾的是老人未能等到这一天，已于1975年去世，享年78岁。

朱先生1924年肄业于上海中西医药函授学校，中西医学修养全面，尤长伤科，每在部队协助卫生所医生救治伤员。

抗日负伤回乡后，乡邻有病，常来找先生看治。有个演员重伤奄奄一息，经先生施治起死回生。 村民腿骨被重物压断 ，经先生正骨敷药而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先生还把伤科绝技传授给水带应村的应兰苟，使之成了远近闻名的伤科医生。有时，先生主动上门为患者治病、送药，往往不花一分钱就把病治好了， 群众从内心里感激，先生也从内心里得到安慰。

先生晚年蒙冤，除了参加劳动，就是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医药学，以精湛的医术，义务为民治病送药，深受百姓赞扬。先生不知老之已至，每每劳动回家，赤着脚，洗洗手，便拿书研读或提笔写作。室内光线弱了，看不清字，就打开后门用放大镜照着看。寒冬腊月，也早起看书，脚搁在尚未升火的烤火盆上，夫人问他“暖不暖？”他也说“暖、 暖！” 即使他病重不能 下床 ，还支撑着坐起来，研读医学，写录体会。他说： “我历来就喜欢看书，当我不看书时，生命也就结束了。”

为了治病救人，先生身体还好时常背个篓子，带着锄头、镰刀上山采 药 。为了 随时获得急救治疗所需的鲜草药，也为 保护一些本地少见的草药 ，就在房前屋后的空地里培育鲜草药。 他把喜阴的八角金盘、七叶一枝花，野参、顶叶白、杜蘅、野慈菇等 栽在屋后竹林下 ，向阳的菜园里则栽了南天竹、木瓜、白菊花、黄菊花、芍药、牡丹、玫瑰、牛膝、野茄子、萱草等 ，还在墙脚路沿撒种了许多车前草、凤尾草、虎耳草，更有满园四边的艾花、紫苏、薄荷…… 前前后后不下数百种 。在先生精心培育管理下，一年四季草药郁郁葱葱，鲜花绚丽，香气扑鼻，成了“百草园”。

朱先生在磨难中治病救人无数，又埋头研究中药制剂理论书籍，编写医药书稿，共写出外科便览、儿科指南、针灸法等44本医药书稿，给后人留下宝贵的中医药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