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大学，朱语今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12月，朱语今整20岁，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事变发生后，朱语今和一些进步同学积极发动、组织同学准备进城参加游行，支持张、杨和西安民众。反动当局发觉了，几个同学和朱语今被捕，在西郊警察署被关押了七个钟头。经过组织和同学们营救，夜晚由学校保释。同学们用汽车把朱语今们接回学校，热烈地欢迎，亲切地慰问。朱语今亲身尝到了法西斯手段的滋味，更加坚定了与反动统治斗争的决心。朱语今在学校里主要负责办壁报，开展宣传工作，有机会读到共产党办的秘密流传的刊物，对共产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革命热情更高了，信心更足了。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朱语今的同学纷纷离校，他留在学校坚持工作。朱语今的堂兄朱裕璧那时候在协和医院做研究工作，北平沦陷后，朱语今同他住在一起，想法离开北平。6月中旬，他把朱语今送到天津。月底，朱语今乘轮船到烟台，得到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帮助，9月中旬回到武汉，一心想同北平流亡出来的“民先”组织取得联系。

那时候，北平三所大学在西安成立临时联合大学，朱语今一听说，立即奔到西安，与“民先”组织又联系上了。临时联合大学那时候没有上课，同学们都忙于做抗日宣传工作。当时进步力量在学校里占上风，反动势力也相当猖狂，斗争十分激烈。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只是把这种斗争叫作“磨擦”。朱语今在这些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那年寒假，“民先”总队部调朱语今参加安吴青训班学习，两周后回到学校，联合大学已经决定迁到汉中。朱语今不愿意到闭塞的汉中去，留在西安。第二年3月，“民先”总队部介绍朱语今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到了自己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朱语今心情兴奋极了，下决心更加发奋学习，为革命献身。不久，就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知识。两个月结业，又留校参加研究班学习。结业以后，朱语今留校了，在党总支当秘书。后来，做总支委员兼教育干事。

又过了几个月，1939年10月，党把朱语今调到重庆红岩，在八路军办事处当文书科长。除了处理机关事务，还做青年工作。皖南事变后疏散干部，周恩来同志把朱语今介绍到南温泉一个私立中学教书，以这个职业作掩护，坚持工作。秋天，又把朱语今调回红岩，参加南方局青年组工作，同时兼做《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刊的主编。

自从周恩来同志提出建立“据点”的初步设想之后，朱语今就精心研究有关“据点”的组织建设和“据点”工作的方式方法的种种问题，作调查，看材料，提方案，集中青年朋友的智慧，吸取各个“据点”的经验。他既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爱国进步青年的好朋友，也成为研究“据点”这种创造性的青年运动方式的专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继续参与指导蒋管区蓬勃发展的青年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5月，南方局迁移南京，改为南京局。他随之到南京、上海，任南京局青年组代组长，驻上海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与全国各地的青年组织保持和发展联系。

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蒋政府强制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离开，局势紧张。董必武决定朱语今留在蒋管区，转入地下，坚持工作。他于2月27日离开代表团办事处，由当时参加青年组工作的吴佩纶安排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他暂时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带着一部分同志独立工作，坚持斗争。3月，与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南京局组织部长钱瑛取得联系。钱瑛认为，语今在蒋管区党的公开机关工作了七八年，难说没有受到特务注意。为了安全，安排他到苏州一位同志家里住了一个月，于4月16日派他去香港。此后，根据工作需要，他来往于香港、上海之间。6月，党的上海局决定成立蒋管区的学运领导小组，朱语今为小组领导成员，负责西南地区的学生运动。9月，上海局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朱语今任组长。他随即投入南京、上海学生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并且继续与西南地区地下组织联系。

1948年4月，他随同钱瑛和上海的一些同志又到香港，担负与各地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和准备接管大城市的干部短期训练工作。当时发生了重庆市委主要成员被捕叛变事件，与川东地下党的联系完全断绝。他非常着急，到处打听，终于找到原先在重庆的时候有工作关系的赵隆侃，赵正是从重庆到香港来联系的。他带赵一起找钱瑛汇报，对川东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

1949年春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正式建立了，语今得到通知，参加4月中旬在北平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江南尚未解放，他从香港乘轮船到烟台，转道到了北平。7月，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国际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他担任青年团中南工委宣传部长。1951年秋，他不顾身患肺病吐血，坚持下乡，到江西修水参加土地改革，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受到当地农民赞扬。那里有一股有名的土匪，时常抢劫农民财物。他带领当地民兵和土改工作队的人员追剿十几天，为民除了害。

1952年12月，他调到北京参与创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任副社长、社长、党组书记、总编辑，兼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1953年7月，又兼任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他善于联系青年思想、生活、工作的实际，撰写了大量的思想评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事先仔细研究材料，大量占有资料。有时为了查对核实一个数字、时间、人名、地名，几次往返资料室。撰文写诗都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认真修改，甚至推倒重来。他特别注意倡导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对编辑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得十分严格，绝不轻易放过草率从事而出现的错误。经过长期培养，为人民出版事业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坚持真理，不追随错误潮流。他特别关心作者，辅导作者。小说《红岩》，就是他向作者约稿，鼓励作者祛除畏难情绪，与出版社的有关人员一起辅导作者，终于写成出版的。他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劳动。从此，与作者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好朋友。在他的关怀支持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许多著名的优秀作品。

1960年4月，他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任教育部长。10月，又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宣传部副部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关心群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生活上，拒绝任何的特殊化。1962年下放到陕西渭南兼任县委副书记，大部分时间下乡做农村调查，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肆意批斗，被关押了几个月。他不分场合，常在谈话中斥责“文革”头子们。同志们怕他出事，要他注意，他不以为然，说：“不能因为怕这怕那就不要分清是非。”常常有人找他逼他写材料诬陷曾在南方局、南京局、上海局工作过的同志，他不顾任何压力，坚决抵制，坚持实事求是。他全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5月才回到西安，在陕西省出版局工作。离开干校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

磨肩砺掌促心华，

唐汉故都再寄家。

笔砚拂尘惊往事，

披襟敢觅旧生涯。

旧生涯，也就是当年在南方局、后来在出版社为青年寻求真理而斗争的往事。在所谓“评法批儒”中，他反对影射，只是利用机会主持出版了《刘宾客（刘禹锡）文集》，传播了鲁迅著作。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省革委召开大会，要他上主席台，他坚决拒绝，坐在会场后面，一言不发。

他曾长期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恩来同志逝世，他沉痛哀悼，写了很多怀念的诗篇。其中两首是：

寒云惨淡朔风暗，

天外惊传北斗沉。

八亿神州齐下泪，

无穷悲痛寄苍生。

泪洒长空驱毒雾，

悲惊大地育春华。

雄图遗志应犹在，

亿万寻常百姓家。

1978年9月，他回到北京，参与创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9年4月，调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组书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上任，就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尽力在通俗理论读物中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及其在青年群众中的吸引力。他对出版界一些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的现象极为不满，在一次大会上愤慨地说：“钱当然是好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希望大家要做人，不要做鬼。”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只有奉献，不求索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除了工作，就是爱好读书和写作。家里除了四壁图书，再也没有像样的摆设了。他读书常常是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有所发现和感慨，就形诸笔墨，披露报刊。出版社有好几辆小轿车，但他总是骑自行车来来去去。老了不能骑车了，就每天步行上班。每次应邀开会，也不要车送。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不良现象：“自由竞争不能休，名利广场打破头。面子丢开消百虑，洋钱抢到是千秋。万般事物何妨假，能赚精神便是优。”

他在1983年退居二线以后，依然关怀编辑出版工作，进行有关的理论探讨和经验总结，撰写回忆录。1987年，他联络一些原先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青年运动的老同志，各自撰写亲身经历的40年代在重庆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回忆录，编成一本名为《战斗在山城》的书。他一篇篇仔细地审阅、校改，连错字标点的错误也自己动手改正。他担任这本书的主编，却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社里给他主编费，他如数退回，说：“书已出版，就完成任务了，要什么主编费！”书中所写的事情大都有他参与，而且起了重要作用，他却不让书里有一处提到他的名字。

按照国家规定，他应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从来不要按此标准分房、发工资，住着与普通编辑一样的面积不大质量不高的的房间。从50年代定级直到他去世，工资三十多年不变；后几年人人有份的年终奖金，他的一份从来没有收过。

1984年6月，他写了一首诗与马识途同志唱和：

征途回顾亦漫漫，

旧迹难寻心转闲。

白发依然犹故我，

青山自得过重关。

英雄叱咤长空碧，

壮士牺牲大地丹。

只有衰翁双鬓雪，

梅花一朵点苍山。

他意犹未尽，8月间又用原韵和了一首：

云天极目路漫漫，

未了征程岂敢闲？

老骥枥中勤励志，

村翁梦里苦攻关。

大寒更显松枝劲，

霜降频催枫叶丹。

自是孤高冬夜月，

素光伴雪育春山。

正在“未了征程”上驱驰之时，他不幸得了胰腺癌，1988年夏天住进医院，他自己和妻子女儿还不知道应住什么病房。同志们查了档案，才把他从普通病房搬进高干病房。

临终他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逝世前十天，写下一段话交给妻子曹志昭：“如果我系不治之症，则不必治。浪费国家财物，浪费医务同志精力，也浪费亲属时间，也延长本人痛苦，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我请求多给我几片安眠药，让我来一个快乐死，然后送去火化。”9月28日，他与世长辞。终年72岁。他以自己毕生的言行，写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革命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