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等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朱道南和杨荣林、谢拙民等十几名进步同学，与反动军队展开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朱道南等失败脱险，最后撤回武汉。返回武汉后，朱道南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恽代英同志汇报了“马日事变”的详细情况，并经恽代英批准返回中央军事学校。1927年7月，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被编入由叶剑英同志任总参谋长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同年11月，朱道南等在叶剑英的率领下到达广州，队伍已发展到3000多人。这时，粤桂战争暴发，张发奎盘踞在广州的粤军主力到肇庆和梧州一带作战，广州市内兵力空虚。基于此，中共中央决定趁机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接到命令后，经过秘密部署，12月11日凌晨，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以及工人赤卫队等联合举行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

在广州起义中，朱道南和战友们积极勇敢地参加战斗。起义先是取得了胜利，但三天后，由于遭到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部的疯狂反扑，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广州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广州起义的情形，朱道南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地上到处都是死尸，其中有敌人、有贫民和工人，也有我们的同志……离十字街口15米左右，有一些用木板砖头等堆起来的简单工事，工事里躺着教导团一些女同学的尸体。有几个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有的是和敌人拼刺刀拼死的；也有的是被敌人糟蹋后用刺刀戳死的。我们在一个弄口，突然看到了小妮儿刘辉（与朱道南一道由济南来广州的同学）的尸体。她的身上有十几处伤口，在小手指上套着一个带线的小铜环，在她的四周躺着五六个已死的敌人。显然，她是在要被敌人俘虏时，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死了，刘辉死了！我颤动的双手，在上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她交给我（寄给她妈妈）的信：“当革命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你们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小辉儿也用鲜血灌溉了这株鲜花’”。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道南与幸存的同学追赶部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朱道南任该师第十团排长。红四师成为当时活跃在海陆丰地区重要红色力量，维护和促进了海陆丰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1928年初，国民党出动两个军的兵力“围剿”海陆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四师奋勇拼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部队被打散，只好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朱道南所在的连队116人只剩下他一个，他弹尽粮绝，又身患疟疾，最后被搜山的敌军冲散，在山林里过了半年多的野人般生活。1928年秋，朱道南被民团抓住，关进监狱。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最后竟被意外释放。

1930年夏，朱道南历经周折托病回到家乡，在峄县齐村小学当了教师。他以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一边看病一边坚持在白色恐怖下进行革命活动，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并创立了“南华书店”，传播进步思想，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峄县南马兰屯黄喜堂地方武装与国民党中央挂上了钩，名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华北第五〇支队”，黄任支队司令，孙伯龙任参谋。经过朱道南做统战工作，孙伯龙从黄部分离出来，独建一支“运河支队”。朱又做了邵士诚的统战工作，邵也毅然参加了革命，任运河支队副支队长。

1937年朱找到了共产党组织，在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人郭子化的指示组建了地方武装“联庄会自卫团”。他首先动员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刘景镇、朱玉相、石一九等参加，当时自卫团由朱道南牵头，刘景镇、朱玉相任营长，属“四县边联”领导。1937年深秋，在他的领导下，刘景镇等人以峄县联庄会的名义，发动和组织邹坞镇及其附近村庄联庄会的数百名农民，手持大刀长矛、扁担棍棒，举行了震惊鲁南的邹坞暴动，除掉了“乡农学校”校长王效卿，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害。

1937年，朱道南利用自己发展的力量组织成立了“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邹坞暴动之后，朱道南开始利用“联庄会”组建地方革命武装，并积极同党组织取得联系。1937年冬，日寇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由于韩复榘弃城而逃，日军顺利占领济南。次年春天便进犯滕县。为保存有生力量，朱道南带领部队转战山区，边打游击，边扩充队伍。

台儿庄大战前夕，为指导鲁南地区武装抗日斗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指派张光中，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在薛城区的邹坞火车站北侧的墓山村举行了会师，把多支队伍整编为“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朱道南为第三大队负责人。

第三大队成立后，历时半月的台儿庄大战也结束了。这时鬼子开始收拾残余部队向西逃窜。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1938年4月6日，朱道南带领部队在薛城区的甘霖一带伏击了逃窜的日军，初战告捷，旗开得胜，军威大振。用朱道南自己的话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在鲁南是“第一个建军”，“第一个打鬼子”。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朱道南带领部队在鲁南一带开展了打土顽斗争。先后消灭了土顽马卫民，打击了滕县反动地主申宪武等封建地主武装。1938年秋，根据形势需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转入抱犊崮山区活动。

1939年9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根据中央指示来到抱犊崮山区，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编成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朱道南调任峄县民众抗日总动委会主任。这时，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的几支部队和另外几支地方武装也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解情况，罗荣桓指派朱道南出山考察。接到指示后，朱道南几次出山了解情况，经过考察，朱道南认为将这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的时机已经成熟。罗荣桓听取了朱道南的汇报后，作出指示，由朱道南出山，把鲁南地区倾向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整编为八路军，以加强对敌斗争，巩固峄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元旦，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正式成立。朱道南被委任运河支队政委，孙伯龙为支队长。运河支队下设两个大队；活跃在运河北岸的邵剑秋部为第一大队，活跃在运河南岸的胡大勋和孙斌全部为第二大队。

运河支队的正式成立，鼓舞了峄县地区的军民士气。当时百姓无不奔走相告：“这下可好了，有了真正的抗日八路军，这回要给鬼子汉奸──这些龟孙子一点颜色看看了。”由于有了八路军的正确领导，再加上老百姓的拥护支持，运河支队成立不到几个月就一连打了几个胜仗，队伍也由原来的四、五百人，扩大到1500余人。运河支队成立不久，在罗荣桓同志的指导下又成立了峄县抗日民主政权，朱道南接任第二任县长。

运河支队壮大后，对鲁南地区的日寇给予了沉重打击。他们反封锁、反蚕食、反扫荡，采取游击战、麻雀战、闪电战等多种战术，先后毙伤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被罗荣桓同志称之为“敢在鬼子的头上跳舞”的一支队伍。

运河支队活跃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新四军去延安的华中大通道。这条通道，曾先后护送多名新四军干部去延安。1943年12月，运河支队接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护送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通过鲁南去延安。1943年12月的一天，陈毅军长身着长袍大褂，带领三名随同人员由淮海出发，越过陇海线到达运河支队活动区，稍作停留后，在运河支队的护送下，于夜间越过运河封锁线，穿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在微山湖，陈毅同志由感而发写下了“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的光辉诗篇。后来，陈毅同志在评价运河支队时说：“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1947年3月，鲁南战役后，朱道南被任命为鲁南行署渤海留守处主任，妥善解决了由鲁南撤到渤海区的万余人的生活问题。

1948年6月，朱道南任鲁中南行政公署秘书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鲁中南行政公署撤销，朱道南调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任省府办公厅行政处长、省干校党委书记、省府办公厅副厅长等职。1950年9月，朱道南调往上海，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党委书记兼副局长等职。1984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按上海市副市长级待遇”离休。1985年3月1日，朱道南因患膀胱癌与世长辞，享年83岁。

朱道南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战争年代，他历经革命的低潮和高潮，在枪林弹雨中不畏牺牲，勇往直前，始终矢志不移，忠诚于党的事业。解放以后，他不计个人得失，不居功自傲，继续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并且笔耕不辍，撰写了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等作品，《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一书被改编成电影《大浪淘沙》后，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贺龙、徐向前、陶铸等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关注。

朱道南逝世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庆红同志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吴邦国同志也参加了追悼会。朱道南的家乡──枣庄市市委、市政府委派时任枣庄市副市长的汪纪戎、原枣庄市政协主席高继信等代表专程到上海悼念。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回忆广州起义》

《红军奔向海陆丰》

《湘江逆流——马日事变追记》

《走向革命》

《在难忘的日子里》

《巧遇彭湃同志》

《大浪淘沙》(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