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凌晨，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出三个团的兵力，以土匪武装何其朗为前锋，利用大雾迷漫之机，分三路偷袭汝城县城，农军奋力应战，终因敌众我寡，损失惨重，队伍被迫转移。转移中，朱青勋念及广东农军人地生疏，恐遭不测，遂折身向广东农军阵地靠拢，当他孤身行至厚坊村边时，被已公决的旧商会会长何晋卿的家人何腾古发现，伙同数名暴徒，将他杀害于九塘江中。

1923年，朱青勋应邀到郴州北街表哥宋清贤开的永丰和客栈当伙计。在这里，他结识了李一鼎、陈奇、骆昌义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之下，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并于1926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也介绍了旅郴的同乡李涛、何举成、何翊奎、宋清贤等人入党，在郴州北街组建了汝城最早的党小组。他全力投入党的工作，将历年积蓄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乐于助人，可自己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已年过三十，尚未成亲。老姑母想给她成亲，他很不乐意，说“革命者无家庭可言！”表示不娶。

1926年5月，朱青勋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到汝城。首先，他在县城信成书社秘密建立了中共汝城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又在县模范学校建立国民党汝城县党部筹备处，使之成为领导群众运动的公开机关。7月，北伐军途经汝城时，他用县党部筹备处名义，在县城小教场召开欢迎大会，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其次，就是带领群众，向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一连串的斗争。第一件事，是他率领群众解散县议会，将议员们赶出了县衙门；第二件事，是他组织党员分赴各区乡，向广大群众揭露议长何朝钦在崇祀祠纠集富户，大做道场，欺骗人们的阴谋诡计，教育群众破除迷信，不要上土豪劣绅的当；第三件事，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派出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加入由商会会长何晋卿要挟县党部筹备处批准成立的国民党第六区党部，将何晋卿拼凑的班底挤掉，夺回他们对区党部的领导权，打乱了他们争夺出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部署，使他们想控制县党部领导权的企图落空；第四件事，是抢在何朝钦、何晋卿向省署和省党部告状之前，于8月中旬正式成立了县党部，选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造成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权的既成事实，使何朝钦、何晋卿之流的诬告无法得逞。与此同时，经中共湖南区委批准，汝城特别支部正式成立，他仍任书记，李涛、宋清贤为委员。

朱青勋上述一系列的斗争，使得国民党汝城县党部及各群众团体的权力，基本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手里。汝城人民在他们的带领下，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妇女倡导剪发放足，童子军上街抓赌禁娼，一时蔚为风气。

1926年11月20日，朱青勋以县党部名义，批准了由中小商人组织成立的汝城县商民协会筹备处，以便取代旧商会。旧商会会民何晋卿这个商霸，在土匪头子胡凤璋的支持下，勾结挨户团副主任邓虞弼，策划了一场反革命暴乱。

那是12月3日下午，武装保商队队长朱扬荣、团防队队长何驰标带领一帮枪兵，气势汹汹闯进县党部、县农协筹备处所在地一一模范学校，向朱青勋提出一连串的反革命要求，见他拒不答复，就将他捆绑起来，带到县署，胁迫县长吴昭治将他处决。当县长借口等待省署指令，将朱青勋暂时关押县署后，这伙暴徒封锁邮电交通，全城戒严，弄得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这一反革命事件，激起全县农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当各区、乡农民协会得到中共汝城特支的通报后，立即组织农民进城示威抗议。他们高举会旗，手执梭镖、大刀，从各路冲进县城，将县署团团围住，要求立即释放朱青勋。当朱青勋被县长披红挂彩，送到农民聚集的小校场时，全场燃放鞭炮，一片欢腾。

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朱青勋立部组织了对反动势力的凌厉进攻。他一举封闭了土豪劣绅兴风作浪的巢穴——乩壇，并将何晋卿、朱义聘抓捕归案，邓虞弼、朱扬荣等外逃。然后于1927年1月16日召开汝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告汝城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并组织万余农民进城游行示威。在3月12日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又宣布由朱青勋、吴昭治、朱庭芳（县农协仲裁部长）三人组成特别法庭，当场公审何晋卿，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朱青勋深深感到组建农民武装的重要。经特支研究后，采取了如下办法：一是指派共产党员分头接管改编县挨户团、县警备队、县保商队，将他们的三四百支枪全部接收过来；二是派出县农协特派员多人，会同各区、乡农协，率领武装，逐个收缴全县八个团防分局及劣绅的私藏枪；三是正式组建县农民自卫军、县常备队、及各区农民自卫队。至4月止，中共汝城特支领导的武装总共有三千余人，上千支枪，还有用梭镖、大刀武装的农协会员两万余人，成为保卫当地革命果实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政变。毗邻汝城的粤北仁化、乐昌地区的一些幸免于难的同志，被迫撤到汝城南乡一带打游击。面对这一局势，朱青勋一面组织全县人民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残杀工农的罪行；一面派出农军帮助仁化农军攻下仁化城，救出被关押的农协干部数十人。

这时正值春荒期间，汝城人民本来生活困难，一有荒歉，更是无米下锅。为了帮助农民度过春荒，朱青勋指令全县一百五十多个农协都成立查粮委员会，彻底清查全县富户的积粮，然后由其农协颁发布告，规定各富户按储粮多少确定借粮比例，向缺粮农民出借粮食，由各区、乡农协办理借贷手续，并限令各富户按章执行，顺利地解决了春荒问题。

不久，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汝城邻县如宜章、资兴、桂东等县的革命力量遭到反动派的镇压，汝城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特支与上级党的联系也已中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朱青勋通过召开特支紧急会议以及各革命群众团体联席会议，正式组成汝城县治安委员会，统一部署全县的防务工作。县成立巡察总队，巡逻街头，侦捕奸细，维护治安。又在县设立农军总队，由县农协委员长兼任总队长，区设农军大队，从各乡挑选身强力壮的农协义勇队员组成，由区农协委员长兼任大队长，并抽调各区持枪的农军集中县城，准备作战。他还采取了一些加强农军武装配备的措施，如赶制梭镖、大刀以及单响或三响毛瑟枪等。由于汝城人心稳定，防御得力，使得一些盘据在湘鄂边界的土匪如胡凤璋、何其朗等不敢贸然进犯。

5月底至6月初，郴县、宜章、永兴、资兴、桂东等县的部份干部和农军先后转移来到汝城。为统一领导，成立了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又称临时特工委），朱青勋是负责人之一。按照特工委的联防计划，把全县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联防区，约定号令，一方报警，各方支援。6月下旬，他还深入到桂东，将艰苦转战数千里的广东惠（州）、潮（州）、梅（县）的近三百名农军接到汝城。两省农军会师后，汝城共有农军近五千人，枪三千余支，并为此召开了会师大会。为了发展这一革命局面，他将勾结土匪何其朗乘夜袭击大坪圩的内奸朱宾华，在召开群众大会时予以枪决；接着又主动出击，大败桂东挨户团副主任何鉴于桂东沙田，并乘胜追击到寨前圩。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地区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如丈量土地，制订分配办法等。正由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汝城的工农运动却有所发展，被广大群众称为“新湖南”，并受到党中央的重视。7月下旬，中央军委曾派陈东日为中央特派员，同武文元等军事干部一起来到汝城，进行指导。毛泽东在制订湘南工作计划时，也准备在湘南发动以汝城为中心的秋收起义，并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领导这一起义。后来这一计划因毛泽东在湘东领导秋收起义而未能实现。

8月中旬，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出三个团兵力，在当地何其朗等土匪武装的配合下，由粤北分三路向汝城进攻。农军奋起应战，但因势力悬殊，在指挥吴振民、中队长林军杰等牺牲后被迫转移。在转移途中，朱青勋带领农军来到北郊的九塘桥，忽然想起广东农军人地生疏，恐受损失，随即转身向广东农军阵地奔去，但广东农军已不知去向。他折回时，又与同行农军失掉联系。当他行至厚坊村边时，被何晋卿的家人何腾古撞见。何腾古一声喊：“快来抓‘党部头’！”就带着几个匪徒追来。这时，他退到九塘江边，身体已疲惫不堪，被追上的何腾古一伙推到江里，按在水中，直到淹死。土匪何其朗还将他暴尸江边，张贴告示，不准收尸。十天后，才被群众收殓掩埋。

1957年，汝城人民为了缅怀这位烈士，为朱青勋建立了纪念亭，并撰写了碑文以昭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