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制陶术的研究

如上所述，参加民族调查，李仰松先生是有备而来。在他的脑海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需要到一个保存原始因素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才能满足他想解决的若干疑难问题。于是他挑选了尚保存有原始野蛮的猎首习俗的云南佤族地区作为调查对象。

来到佤族地区首先引起李仰松先生注意的自然是佤族的制陶术。李先生步行两天来到西盟优族自治县靠近中缅边界的一个名叫“科来”的寨子。这个村寨的制陶技术非常原始，无论是陶器的现状、纹饰和火候等，均与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有很多近似之处。

李仰松先生对该寨子的制陶术进行了详细调查，从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来源、制陶步骤、烧陶过程、陶器种类与纹饰、价格和销售地等各个环节，均进行了仔细观查和记录，后撰写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况》一文，经夏鼎先生推荐，立即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紧接着又写成《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过去有人提出的仰韶文化篮纹陶上的篮纹，是将编好的篮条印上去的说法不能成立。从此以后，我国考古学界再没人信从仰韶文化的陶器篮纹是植物枝条遗留的臆说，仰韶文化陶器的纹饰系拍印而成，已成为毋庸置疑的铁论。

酿酒起源的探讨

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区的调查，还引起了他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人把酿酒的起始与阶级社会的开始相联系，把酿酒作为阶级社会出现的标志，把我国酿酒起源的出现定在龙山时代，针对这一观点，李仰松先生首先从考古材料出发，认为粟已成为仰韶文化人们的主要食粮，而它同时也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此，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了酿酒的条件。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外壁涂有草泥土痕迹的小口尖底瓶、漏斗状陶器等是与酿酒有关的器物。再从酿酒技术分析，用谷物酿酒，酒曲是不可缺少的，而利用酒曲使谷物发酵作酒是最直接的方法。酒曲的形成是谷物淀粉的糖化，只要有了谷物，谷物发芽或口嚼谷物均可使谷物发酵，制成酒曲。利用酒曲使谷物发酵便可作出酒来。因此，酒的制作与社会上是否出现了多余物资集中到酋长手中以及阶级分化是否产生谈不上有任何关系。李仰松先生还结合佤族、独龙族等这些每年都缺粮的民族，在收获之后即行大量酿酒，也证明了酿酒与多余物资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在李先生的观点公布之后，不久便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埋葬习俗的研究

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区进行调查时，他还特别观察了保留有原始残余的佤族埋葬习俗，并结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现象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埋葬习俗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佤族的墓地有两种，一种是各家埋葬在自己住宅的附近;另一种是埋在本村寨的公共墓地。公共墓地按寨人姓氏划分，不同姓氏的人埋在不同的区域内。“凶死”的人不能埋人公共墓地。这些细心的观察对于复原原始社会的埋葬制度，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研究原始社会的工具

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当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李仰松先生的研究也被迫中断。80年代以来，李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不仅得以继续进行，而且进一步拓宽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在史前遗址当中常常出土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制作和使用的，是考古学家常常遇见又难于解决的问题。为此，李仰松先生参照相关的民族志材料，对这些工具的形制、功用、定名等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我国各地原始文化生产工具的共性，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各地区划分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我国东北、内蒙和西北的广大地区，主要属于草原畜牧、渔猎和采集的经济文化类型，农业的比重很小。中原黄河流域诸部落，属于以农业为主，狩猎、捕鱼为辅的经济文化类型。黄河北部中上游地区，即内蒙古西部和甘青地区属于占今多是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二我国南方、西南和东南沿海一带的诸部落，以“火耕农业”和“相耕农业”为主，采集、狩猎和捕鱼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副业生产。此外，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的苏、浙沿海地区，自古以来，稻谷种植十分发达，而生活在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如苦聪人、独龙族、佤族、僳僳族、怒族等还滞留在火耕农业阶段，虽然这一划分方案，只是一个轮廓，但现在看来，其结论基本是正确的。

“军事民主制”的研究

80年代李仰松先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便是他对我国古代军事民主制的研究。“军事民主制”一词最早由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提出。按照恩格斯的解释是“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军事民主制所处的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此时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具有军事特点，如部落有军事首领和亲兵群，另一方面还保留有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如长老议事会、民众大会等在经过军事民主制之后，才产生了真正的国家。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军事民主制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李仰松先生指出，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青铜器和红铜器，其中既有工具、兵器，又有日常用具和装饰品;标志着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便为少数上层统治者利用特权，聚敛更多的财物提供了可能:考古发现证实了这种推测，在山西陶寺墓地和山东泗水尹家城墓地，都发现了高规格的大型墓葬，与同一墓地的小型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当时社会上已出现贫富分化，氏族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大型墓的随葬品中往往既有军事象征的石锁，又有与巫术有关的鼓、馨和卜骨等，说明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既有军事权，又握有宗教权，与李先生调查过的西盟佤族某些村寨的“窝朗”—酋长和巫师相似。此外，与军事民主制相关的还有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多处遗址中普遍见到的人殉墓葬李先生将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综合研究之后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确存在军事民主制，他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型文化的遗存，即反映了这个阶段的情况。由于李先生的论述翔实，言之确凿，极具说服力，这篇论文被评为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论文二等奖。

对壁画的研究

旱在1956年在云南省西盟地区进行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佤族大房子的壁画就曾引起过李先生的注意二后来又先后到甘肃嘉峪关和广西左江地区考察岩画，并写成《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崖壁111试探》一文，文中结合翌年西盟低族的社会调查材料，对比我国云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的崖画资料，对广西左江、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从崖画的颜料、绘画技术、绘画过程和崖壁画及其年代和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

为纪念西安半坡遗址发掘30周年撰写的《仰韶文化婴首、鱼、蛙纹陶盆考释》一文，将众说纷纭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图案，解释为由婴首、鱼、蛙及女阴所构成，其含义为祈求蕃衍子女，是与生育巫术有关的一组图案。这篇文章，立论新颖，证据充分，对仰韶文化所出人面鱼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荣获第二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

研究原始聚落形态

80年代另一项突出研究成果是运用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原始聚落形态。陕西临撞姜寨遗址是一处比陕西西安半坡原始村落保存得还要完整的仰韶早期的聚落遗址，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李先生独辟蹊径，将其与云南西盟马散佤族村落作对比研究，通过对各类房屋大小、室内放置物品和房屋功能的比较，认为姜寨遗址中的大型房屋绝大多数为氏族酋长住屋，中型房屋当是对偶家庭家族长的住室，小型房屋则是不稳定的居室，这些小型房屋的大量存在标志着当时村落内部盛行对偶婚，也说明仰韶文化早期已属于原始社会对偶婚制家庭阶段。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仍是十分精辟的。

20世纪90年代，李先生已到了花甲之年，他不顾年高，在民族考古研究的道路上仍在奋勇拼搏。这一时期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以前研究过的问题，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将这些问题不断加以深化和修改：其中如我国古代制陶术的研究，整合50年代对云南西盟佤族，80年代对云南丽江、独龙江地区的纳西族、僳僳族、独龙族和90年代对海南五指山区黎族有关制陶的调查材料，参阅国内外制陶工艺的其他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有关制陶原料、陶器纹饰、制陶工具、陶坯工艺、焙烧技术等方面的情况，对原始制陶工艺及演递过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撰写出《原始制陶工艺的研究》。它不仅是一篇古代制陶工艺的总结性论述文章，也是李先生运用民族考古学从事学术研究的又一具体演示。

再如李先生对谷物酿酒起源的研究，早在60年代初，他曾运用当时的考古材料，将我国谷物酿酒起始年代定在仰韶文化时期自70年代末，由于裴李岗文化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考占学文化的发现，在这些考古学文化中又发现不少与酿酒有关的考古新资料，李先生敢于打破自己原有的观点，将考古发掘材料和民族志有关材料相类比。经过分析、多角度验证和推理演绎从而得出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早期的结论。

生对岩画的研究

李仰松先生对岩画的研究，到了90年代也进入综合研究阶段，他先后写出《内蒙古、宁夏岩画生殖巫术析》，和《中国岩画探秘》等文，对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不同风格和传统的岩画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尝试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运用于岩画学研究，为岩画学研究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途径。

对民族考古学的理解

90年代李先生除开展民族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外，同时也致力于整个民族考古学研究体系和该学科方法论的完善，这便是他于90年代所主攻的另一条主要战线。1998年李仰松先生的论文集—《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正式出版发行了。在这本著作的序言当中，李先生还就中国民族考古学的一般性问题，做了全面总结。

李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依考古学（指传统考古学）所提出的问题，通过近现代民族群体的行为及其有关材料与考古物质遗存相类比、验证、研究阐释其文化内涵，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面貌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方法是用“类比—假设—验证”和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其中，类比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李先生总结出民族考古学可类比验证的四点规范：

1，社会性质相同或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2，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物质文化；

3，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精神文化；

4，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功能（人类生存方式）。

李先生特别强调，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物、遗迹与同样或相似类比条件的民族志材料相互验证，是最具说服力的。

李仰松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是他基于自己长期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提炼出来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他的民族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论的完整体系已经形成，他的这些论述已经成为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道德风范

李仰松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自然是难于在一篇小文中得以全面展现的，除了学术成就之外，李先生的道德风范，更令人敬佩不已。

李先生和蔼可亲、谦虚待人的处世风格是出了名的。无论同谁见面，他总是面带微笑，使人如沐春风，不端一丁点名教授的架子。对待年轻人他总是积极鼓励，只要学生有一点进步他都会大加赞赏。他常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学术使命。年轻人可贵的是满腔热忱，他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超过前人，超越老师，只有这样，学术才能不断前进。

李先生的敬业精神还体现在他随时随地宣传民族考古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每逢有人向他请教相关的学术问题，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解答，满腔热忱地提供帮助。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李先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刻苦努力的学习精神，要求研究生多读、多写、多看书、多思考，在民族地区调查时要努力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脑勤。

李先生多年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却从不仅仅关注自己的研究课题，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能迅速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对于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真诚地挂在心上。1988年，他在云南独龙族调查时，对当地缺乏公路、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及时与林耀华、杨塑等十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独龙族地区的交通困境，为独龙族居住区早日修筑公路而奔走呼吁。中央有关部门接到李先生等人的信后，不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立了提案，而且拨款为独龙族人民修建公路，从而结束了独龙族人民世世代代没有公路的历史李仰松先生此举使独龙族人民深受感动，也赢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