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2010年7月7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曾组织出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辛亥革命回忆录》、清代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资料》、《中华民国史》等，参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清史近代史部分的拟订工作，并承担出版其中大批项目。

李侃同志长期主持或分管近代史编辑组（室）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组织出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1-72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1—6辑），出版清代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资料》（1—43辑）；70年代初，策划出版《中华民国史》及其配套的《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民国大事记》和《民国史资料选辑》，主持编写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已出四版，两获全国优秀教材奖），陆续出版多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类资料丛书及清代档案资料等。80年代初，李侃同志参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清史近代史部分的拟订工作，并承担出版其中大批项目，主要有：包括《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清末教案》等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包括《林则徐集》、《孙中山全集》、《黄兴集》、《宋教仁集》、《蔡元培全集》、《严复集》等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包括《李星沅日记》、《翁同稣日记》、《郑孝胥日记》等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上编。联系出版《顾维钧回忆录》、《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通信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和《辛亥革命史丛刊》等。先后出版多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70周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李侃同志领导创办《文史知识》杂志并任主编。众多中国清代、近代史料和研究著作图书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者的欢迎和好评。

李侃同志刻苦学习，才思敏捷，勤于笔耕。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近代史诸问题，对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一些重要课题，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晚清政局、辛亥革命、农村农民与革命、思想文化及人物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提出了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从1980年起，李侃同志历任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在组织协调史学会内部建设，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接办《中国历史学年鉴》后，增加了中国史学会实质性的工作内容，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史学研究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

70年代末，李侃同志为恢复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重组近代史编辑室做了许多工作。李侃同志在领导岗位上，坚持正确的方向，贯彻古籍整理出版方针，重视图书质量管理，强调多出书、出好书，探索出版改革，走向市场，既谋求发展，又保持老社特色和应有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便开始与香港、台湾中华书局开展联谊活动，加强人员互访，进行业务交流合作。在李侃同志的争取下，80年代，中华书局成为全国唯一获准独立实行对外图书出口贸易的出版社，与日本等国的图书贸易趋于活跃，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对外发行的人才。

李侃同志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共产党人的操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较高的理论水平、业务素养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工作勤奋敬业，办事认真细致。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

李侃同志任职中华书局逾40年，不计名利地位，尽心尽职，为我国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出版的繁荣和发展勤奋工作，赢得了出版界和史学界的尊敬。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合著高校教材），论文结集有《中国近代史散论》、《朝夕集》、《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史林随想录》、《中国近代史论丛稿》、《芳古集》和《李侃史论选集》、《李侃史学随笔选》等。